为什么说1955年是毛主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转折点？
毛主席
从1949年10月1日建立新中国后，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起初几年，毛主席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都放在了怎样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上面，即便是处于抗美援朝的极端艰难时期，仍然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这些成就都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但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极为复杂，不仅国外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多种手段的打压，国内还有各种敌对势力的破坏，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国内矛盾也异常复杂，不少敌对势力一直想方设法从经济方面破坏新中国，这就导致新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异常艰辛，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对形势作出错误判断，导致误入歧途。
1953年上半年，国内粮食供销矛盾出现加剧的势头，“民以食为天”，敌对势力就是希望从粮食等方面动摇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基，以此扰乱民心。毛主席为此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破解办法。在陈云主持下，7月上旬，中财委拿出8个方案，但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最终只采纳了1个方案：就是又统又配，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办法。
陈云主持的这一方案得到了周总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和毛主席的赞许，毛主席就嘱咐陈云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10月2日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通知。会议先听取了陈云的报告，陈云在报告中表示，粮食供销矛盾十分严重，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情况会更加严重。粮食紊乱，必然造成物价波动，引起人心不安。
这种严重的情况不利于国家和人民，而对富农与投机商人有利。陈云提出的处理办法是，农村实行征购，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他特别强调，粮食征购利多害少。邓小平建议，农业税秋征推迟一个月开征，征与购同时进行。毛主席在总结发言时强调，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征粮的布置推迟一个月。
毛主席深刻总结：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进到大合作社。农村经济正处于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时期，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其中，国营经济的两翼是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和互助合作、粮食征购（也就是对农民的改造）。因此，征购、管制私商、统一管理粮食已经势在必行。
毛主席在此次会议上提出的“把粮食征购和互助合作合称为改造个体农业的一翼”，反映了毛主席当时对我国私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探索和思考。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因此，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召开，陈云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粮食购销形势，对此前提出的8个方案逐个进行分析和解说。
陈云的结论是，当前只能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其他办法都不可行。但同时陈云提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他还分析，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国家出钱收购，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有可能会因此影响生产情绪。但在这种形势下，没得选择，不然，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后果更严重多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相比之下，采用“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办法的危险性要更小一些。最后，陈云在作会议总结时说，新的粮食政策其实就是“统购统销”。在会上，邓小平受毛主席委托，特别强调了粮食问题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他说，毛主席交代了要他再强调一次，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否则就无法使全党同志赞成粮食征购。
陈云（右）
1953年底，毛主席采取了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又一项重大措施——10月至11月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并于12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毛主席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两名副部长陈某人、廖鲁言谈话时强调，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带动互助组大发展。新区所有县至少办一个，至多可以办三个。多了冒进，少了右倾。
毛主席强调，一定要搞好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情，中央局和省市委农村工作部都要抓紧这件事情，工作重点也要放到这件事情上面。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明年初是要检查的，要看看完成的情况怎样。毛主席还强调，在一些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的地方可以不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些工作很坏的县可以不派数字。
毛主席说，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也可以允许试试直接搞合作社。如果走直路走得好，可以比较快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毛主席再三强调，对农村的阵地，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我们定了不搞资本主义，但是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要泛滥起来。
毛主席再三强调，发展合作社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毛主席认为总路线是为解决所有制问题的，要把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就在这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主席再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批评了当年春天的反冒进，明确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这个主题”，要以这个主题为纲。毛主席表示，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而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包括了政治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
毛主席认为，当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既是需要，又有可能，潜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被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要承认“纠正急躁冒进”是错误，不然，乡干部和积极分子就有怨气了。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对农民行小惠，而是要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要重点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这个就是纲，就是主题，抓住了这个纲、这个主题，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毛主席认为，要理性分析农村和农民的苦，农村不过是10%左右的缺粮户，其中一半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忙，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政府也给灾民发了救济粮，所以，80%到90%的农民是拥护政府的。
所以，当前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此次会议表明，全党在农村工作的重心已经由发展互助组转向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重要环节。此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就在广大农村迅速发展起来，到1955年春，全国初级社发展到了67万个。
就在此时，中央决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一次整顿。这里有个时间节点，1955年5月之前，毛主席对邓子恢整顿农业合作社是支持的。因为1954年农业社发展过猛，工作中也存在简单粗暴等现象，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安，甚至出现了大量出卖与宰杀牲畜以及农村关系全面紧张的形势。毛主席提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
邓子恢
于是，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就于1955年1月4日分析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形势，并提出了两项反冒进的措施：一是制定合作社章程，二是控制合作社发展，着重做巩固工作。中央接受了邓子恢的建议，从1月至3月连续发出4道紧急指示，要求整顿和巩固合作社，但这并没能把合作社发展的势头给降下来，到4月，合作社达到了67万多个。
而且，另外还有许多“自发社”的存在。面对这种情况，毛主席支持了邓子恢的整顿。毛主席在听了邓子恢等人的工作汇报后，肯定了这一时期农村工作部采取的措施，并把这些措施总结为“三字经”——停、缩、发：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停止发展，其他地区可以再适当发展一些。并于4月定下“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
在5月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主席重申了“停、缩、发”的意见。这就表明，1955年春，在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根本方针上，中共中央、中央农村工作部同毛主席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刘少奇在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召集各省负责人谈话时还强调，为了发展，就要巩固。干部没有训练出来，经验不成熟，如果再像去年那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是冒险的。
到1955年6月底，全国农业合作社还是有65万个，比4月的67万个仅仅减少2万个而已。但5月以后，毛主席在思想认识上就起了变化，对邓子恢从支持的态度开始转变为批评了。5月6日，毛主席先是警告邓子恢不要大量解散合作社。9日晚，毛主席约见邓子恢等人时表示，今后2、3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这2、3年中打下合作化的基础。
5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提出，合作社问题乱子不少，但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毛主席虽然还重申了“停、缩、发”三字方针，但重点变成了强调“发”。这就标志着，毛主席对邓子恢部署的整顿工作，开始从支持转变为批评了。
当时党内有领导同志认为，毛主席对邓子恢的整顿工作从支持转变为批评，同毛主席对农村形势估量的变化有关。1954年9月到1955年5月，由于粮食统购任务紧张，县区干部几乎全部投入统购，无人顾及合作社发展工作，导致许多新建起来的合作社搞得很粗糙，许多经济政策问题处理不当，农民以为合作化就是“吃大锅饭”的误解并没有消除，影响生产积极性。
起初，毛主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的农村情况是深信不疑的，比如，3月3日毛主席在签发的一份文件中指出，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应该看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毛主席这段话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与邓子恢1月在工作简报中作出的估计是基本一致的。
但到了4、5月间，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从5月开始，毛主席对农村形势的估计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毛主席在各地巡视得出来的印象是，发现不少地方同志对办农业社是积极的，大家认为农业社“好得很”，这就让毛主席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反映是不真实的，导致毛主席对邓子恢的工作从支持变成了批评。
尤其是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某人告诉毛主席，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柯某人最厉害的本事就是琢磨毛主席，他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好都琢磨透了，所以，毛主席听了他的话就联想到，不仅下面有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省里和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
这些情况汇集到毛主席的脑子里，使毛主席产生了高估对农村发展形势的看法，而且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来自各方对农村形势的估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55年其实就是毛主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转折点。
参考书目：
《实录毛泽东》：李捷、于俊道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