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原则只有在转化为行动时才有价值，”梵高在给兄弟的一封信中写道，谈到了行动与言语以及人类追求伟大的主题。“伟大的成就并非仅靠冲动，而是由一系列小事汇聚而成。”那么，伟大的冲动和实现成功所需的“小事”之间，究竟有什么阻碍呢？
这是神经科学奠基人之一的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在他1897年的著作《年轻研究者的建议》（Advice for a Young Investigator）中探讨的内容。这本书是对瑞尔克（Rilke）《给年轻诗人的信》（ Letters to a Young Poet）和安娜·德阿弗尔·史密斯（Anna Deavere Smith）《给年轻艺术家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Artist）的科学回应，前者早了近十年，后者则早了一个多世纪。
尽管卡哈尔的建议是针对年轻科学家的，但其中蕴含的智慧同样适用于任何有智力和创造力追求的领域。尤其是在书中一篇名为“意志的疾病”的文章中，他详细列出了阻碍即使最有才华的年轻人走向伟大的“道德缺陷和智力贫乏”。
需要注意的是，卡哈尔在给年轻人的建议中假定科学家是男性，这证明即使是最具远见的天才也无法完全摆脱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奥兰多》（Orlando）中所说的：“人类精神的存在是与其时代相联系的。”虽然“科学家”这个词在半个世纪前就已为女性创造，但在卡哈尔的时代，女性还没有投票权，距离被允许进入欧洲大学还有几十年，因此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科学家确实是男性的专属。尽管如此，剥去性别的外衣后，他的建议依然充满心理洞察力，为那些才华和动力未能转化为伟大成就的陷阱提供了永恒的纠正。
考虑到那些“非常有才华、充满活力和主动性，但从不创作任何原创作品，几乎不写任何东西”的创意人士普遍存在的悖论，卡哈尔将他们分为六类，依据他们所患的“意志的疾病”——沉思者、书虫和通才、狂妄自大者、工具成瘾者、不合群者和理论家。
他分析了驱动第一类“特别病态”的表面现象：
[沉思者]热爱自然研究，但仅仅是为了其美学特质——崇高的景象、美丽的形状、华丽的色彩和优雅的结构。
以他所选择的组织学领域为例，卡哈尔通过美来揭示大脑的运作，他指出，沉思者会掌握最精湛的艺术技巧，“却从未感到丝毫应用于新问题或解决争议问题的诱惑。”他补充道：
[沉思者]因其青春的热情和迷人而机智的言辞而令人喜爱，但在真正的科学进步上却无所作为。
在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警告伪知识分子崛起的一个多世纪之前，卡哈尔特别蔑视书虫和通才——那些将博学用作个人虚荣和炫耀的工具，而非推动人类启蒙的工具。他诊断出这种特定的“意志的疾病”：
这种疾病的症状包括：百科全书式的倾向；掌握多种语言，其中一些完全无用；专门订阅高度专业化的期刊；获取书店橱窗中所有最新的书籍；勤奋阅读所有重要的知识，尤其是那些很少有人关心的；在写作方面无可克服的懒惰；以及对研讨会和实验室的厌恶。
在一段让人想起《波特兰》(Portlandia) 的搞笑短剧“你读过吗？”的文字中，他写道：
当然，我们的书虫生活在他的图书馆中，那里宏伟而满溢。他在这里接待他的追随者，以愉快、闪耀和多样的谈话来吸引他们——通常以类似“你读过某某的书吗？（插入一个美国、德国、俄罗斯或斯堪的纳维亚的名字）你知道某某的惊人理论吗？”的问题开始。不等对方回答，这位博学者便以热情洋溢的口才阐述一些毫无根据的、荒唐的提案，只有在讨论精神问题时才显得可忍受。
卡哈尔审视了这些虚荣伪学者的核心问题：
这些懒惰的科学家们讨论一切——挥霍和误用他们敏锐的智力——却忽视了一个非常简单且极其人性的事实……他们似乎最多只是模糊意识到一个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即博学在没有反映出持续个人成就的准备和结果时几乎毫无价值。所有书虫的美好希望都集中在投射出一个充满文化的天才形象上。他从未停下来思考，只有最具灵感的努力才能让学者摆脱遗忘和不公。
在约翰·考珀·波威斯（John Cowper Powys）提出“受教育”和“有文化”之间的鲜明区别的三十年前，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就已经明确指出了知识的真正价值。他强调，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是能被有效利用的，而不是作为个人虚荣的工具：
“没有人会否认，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既懂得知识又付诸行动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会空谈的人。我们尊重那些为图书馆增添原创作品的人，而对那些只在脑海中存储知识的人则不予以尊重。如果一个人只是成为一个留声机，那么花费精力去学习和思考就毫无意义。我们的神经元应该用于更有意义的事情，不仅仅是理解知识，还要转化知识；不仅仅是体验，还要创造。”
卡哈尔接着指出，虽然学识渊博的人在社交场合中可能会受到热烈欢迎，但他们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认可。真正的智者的成就往往远离公众视野，他们的贡献需要在文化市场上被认可。
接下来，卡哈尔谈到了那些自负的天才，他们可能有才华和动力，但由于过度自信，最终导致工作中的马虎和不严谨。他写道：
“这类人通常具备高尚和迷人的特质。他们学习很多，但也热爱个人活动。他们崇尚行动，掌握了研究所需的技巧。他们充满真诚的爱国情怀，渴望因卓越的成就而获得个人和国家的声誉。”
然而，他们的热情往往被致命的缺陷所扼杀。尽管他们在理论上是渐进主义者，但在实践中却依赖运气。卡哈尔指出，他们希望以非凡的成就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常常梦想一举成名，但最终却陷入无休止的计划和修正中，始终无法完成自己的伟大事业。
卡哈尔反思了自负天才的主要障碍，并指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
“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在于，他们在起步时没有谦逊地遵循自然法则：先解决小问题，当成功向你微笑，力量增强时，你就可以从事伟大的研究事业。”
他还提到了另一种自负者——那些总是停留在构思阶段的人。他们充满梦想，但却无法付诸实践。卡哈尔写道：
“这些梦想家往往像过去的谈话者一样，充满了想法和计划。他们乐观地认为，一旦他们的想法被接受，就会在科学上开辟广阔的前景，并带来宝贵的实际成果。然而，他们的努力往往以失败告终，原因有时是缺乏资源，有时是环境不适合，但通常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助手，或者某些组织或政府缺乏足够的文明和开明来支持他们的工作。”
接下来，卡哈尔谈到了对工具上瘾的人，这在当今科技崇拜的文化中尤为突出。他写道：
“这种不太重要的无效主义者可以立即被识别出来，他们对研究工具有一种近乎迷信的崇拜。他们像百灵鸟一样，被金属的光泽所吸引。”
卡哈尔接着指出，这些冷漠的工具迷无法为他人提供帮助，因为他们常常沉迷于阻止他人工作，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如何工作，或者根本不想工作。
然后，卡哈尔转向了那些不适应的人，他并不是指推动社会进步的非传统者，而是那些在不适合自己才能的环境中工作的可怜人。他写道：
“这些不适应的人并不是异常，而是不幸的人，他们被迫从事与自身才能不符的工作。尽管如此，这些失败者仍然属于缺乏主动性的人，因为他们缺乏改变方向的能量，最终无法调和自己的职业与使命。”
卡哈尔认为，不适应的人并不绝望，尤其是那些因家庭压力或社会环境而被迫从事某项工作的年轻人。他鼓励他们在条件允许时及时改变方向，追求适合自己才能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谈谈理论家。理论家往往表现出一种“自以为是的知识优越感”，这种态度在那些因一系列真实发现而闻名的学者身上才被宽恕。理论家对自己的观点和假设过于痴迷，以至于不愿意将其与现实进行检验，而是不断缩小视野，只关注那些支持自己理论的证据。卡哈尔写道：
有些人虽然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但他们的意志却受到一种特殊形式的无力感的困扰，这种无力感对他们来说并不明显，通常也不会被认为是重要的。其明显症状包括：善于表达、富有创造力和不安分的想象力、对实验室的厌恶，以及对具体科学和看似无关紧要的数据的强烈反感。他们声称自己能够从宏观的角度看待事物，实际上却常常生活在幻想中。他们更喜欢阅读书籍而非专著，倾向于大胆而华丽的假设，而不是经典但稳健的概念。面对困难问题时，他们更愿意提出理论，而不是质疑自然。当他们偶然发现两个现象之间微弱而隐晦的相似性，或将一些新数据融入某个广泛理论框架时（无论这个理论是否正确），他们便会欢欣鼓舞，真心相信自己是最了不起的改革者。虽然这种方法在原则上是合理的，但他们却滥用它，陷入了只从单一角度看问题的陷阱。对他们而言，概念的美感是最重要的。即使这个概念建立在薄弱的基础上，只要它美丽、巧妙、经过深思熟虑且对称，他们也毫不在意。
卡哈尔直言不讳地总结了这一特定的误区：“理论家基本上是一个伪装成勤奋者的懒惰人。他无意识地遵循最小努力法则，因为构建一个理论比发现一个现象要容易得多。”
卡哈尔特别指出，虽然假设在研究的规划阶段有其作用，可以激发新的研究领域，但理论家的错误在于盲目依附于自己的理论，把它们当作真理的终极目标，而不是作为探索真理的工具：
“我们必须区分工作假设和科学理论。假设是对自然的解释性质疑，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初始阶段的必需条件。然而，持续地进行推测——仅仅为了推理论而推论，而不进行客观现象分析——就会迷失在一种没有坚实基础的哲学理想主义中，背离现实。”
让我们再次强调这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一个学者的积极贡献是通过他所提供的原始数据的总和来衡量的。假设会来来去去，但数据是永恒的。理论会抛弃我们，而数据则是我们的防线。数据是真正的资源，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在万物不断变化中，只有数据能够拯救我们免受时间的侵蚀和人们的遗忘或不公。把一切都寄托在一个想法的成功上，就是忘记每十五到二十年理论就会被替换或修订的事实。过去几十年里，许多看似确凿的物理、化学、地质和生物学理论都崩溃了！而另一方面，解剖学、生理学、化学和地质学的确立事实，以及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定律和方程，依然存在——不变且无可挑剔。
《给年轻研究者的建议》全书内容精彩，探讨了科学和成功的方方面面，如专注的艺术、初学者常犯的错误、适合发现的最佳社会和文化条件，以及如何避免声望带来的危险陷阱。可以与物理学家兼作家艾伦·莱特曼关于艺术与科学中的创造性突破的心理学、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关于天才与才能之间关键区别的看法，以及天体物理学家兼作家贾娜·莱文关于伟大科学家的驱动力的观点相结合，进行更深入的理解。
编译| J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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