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松侨先生
本书是一部论文集，辑录了个人自1986年至2010年前后二十余年间所撰写刊布的若干篇论文。
惠蒙谭徐锋先生雅意，为本书题名曰《纷纭万端：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这个书名，一方面点出本书所讨论的历史时段，乃是遭逢“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中国；风云诡谲、变幻莫测，正是这段时期的最大特色。另一方面，“纷纭”一词也表明了本书所收诸文，广泛涉及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思想等不同面向，杂乱无章，不成统系；夸称“著作”，不免贻笑方家。
虽然，勉为分疏，这几篇论文大致仍可依据撰述先后与论述主题，区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便是本书的上篇：“思想与人物”。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台湾史学界曾兴起一股思想史研究的热潮。我个人以性向所偏，不能自外于时潮，读研期间便选定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并撰写完成硕士论文《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兹后有幸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供职，得以赓续该项研究，于1986年发表《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一文，算是对五四时期的保守思想做了一番粗略总结。
研究五四，自然不能不碰触到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1990年，为纪念胡适百岁冥诞，台北举办了“胡适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而前此数年，湮没已久的胡适日记、书信等一手史料陆续出现，为学界从事胡适研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个人因缘际会，便运用这批新材料，撰写成《一代宗师的塑造：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一文，在会议中宣读，其后收入台北时报文教基金会出版的《胡适与近代中国》一书。
在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同时，我又应邀加入近代史研究所前辈学者张朋园先生所主持的第二期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此一集体研究计划。在1986—1990年的几年间，主要心力便集中于探究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河南省区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与发展。借由这几年的摸索，稍稍弥补了个人平素对社会经济史的荒疏与隔阂，其具体成果便是本书中篇“政治与经济”所收录的三篇论文：发表于1989 年的《从自治到保甲：近代河南地方基层政治的演变（1908—1935）》《经济作物与近代河南农村经济：以棉花与烟草为中心（1906—1937）》两篇文章与1992年发表的《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民国时期的宛西自治（1930—1943）》一文。
现代化区域研究计划结束后，故剑重拾，依然走回文化思想史的领域，而具体的研究兴趣则因外在客观形势的激荡与冲击，逐渐转向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相关问题。
1990年代初期，随着东西德统一与苏联解体，“二战”以来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宣告结束。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并未就此终结；反之，东欧乃至世界各地相继爆发激烈而血腥的分离运动与族群冲突，民族主义的巨大幽灵依然笼罩全球。
事实上，民族主义本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最为强大的思想动力；中国“国族”与民族主义的起源及性质，也是学界长期争议的重要课题，相关论著为数甚夥，积累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不过，由于历史条件与理论资源的囿限，汉语学界既往的相关研究，大多偏向于“根基论”的立场，强调中国“国族”与民族主义源远流长的自发性本土根源；对于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也大都采取正面乐观的态度。然而，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却在在提醒我们对于此一重大议题，不能不戒慎恐惧，深入反思与批判。而1980年代，欧内斯特·盖尔纳、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诸人相继出版的经典著作，也提供了我们赖以重新思考与论述是项课题的恢廓视野与理论凭借。我个人就是在这种问题意识的激励下，贸然踏入这一片歧路亡羊、危机四伏的学术丛林。
基本上，个人深受安德森与盖尔纳相关论著的启迪，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采取一种修正式的“建构论”立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在近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产物；而现代中国“国族”，便是此一文化生产过程所形成的。基于这套特定的研究取向，个人陆续撰写并发表了《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1997）、《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2000）、《江山如此多娇：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书写与国族想象》（2006）及《中国的一日，一日的中国：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国族想象》（2009）等多篇文章，分别就族群祖源神话、族群历史书写、地理空间的疆域化以及日常生活场域的国族化等角度，粗略剖析了由晚清以迄1930年代这段期间，中国国族共同体的打造过程、历史意义与其间所涉及的难题。并于2002年草就《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一文，粗略勾勒出近代中国国族想象的历史脉络与思想背景。
处理近代国族问题，无可避免也会触及诸如“民”“人民”等多项与国族想象过程密不可分的重要概念与语词。为了厘清这些概念的复杂意涵，个人也借镜概念史的研究路径，撰成《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一文，于2002年刊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其中的部分论文，便构成本书的下篇“国族与国民”。
个人滥竽学界三十载，耕耘所获，不过芜文数篇，思之汗颜。陈寅恪先生评骘学术优劣，有预流不预流之目。驽钝谫陋如我者，自难企及前贤所悬目标， 但望书中诸文一得之愚，或稍有裨于四方同道对相关议题的思考与探索；至若画眉深浅、入时与否，其唯俟诸大雅君子有以裁之。
董理旧作，回首前尘，南港四分溪畔的生活点滴犹历历在目，无时或忘。深深感念昔时近代史研究所诸位前辈师长，尤其是已故的吕实强所长及张朋园、张存武等三位先生的提携、关怀与宽容，使我得以摆脱理性化学院体制的桎梏，恣意徜徉于古今典籍的浩瀚学海，度过了几十年宁静、平和而愉快的研究生涯。而所内陈永发、张瑞德、罗久蓉与余敏玲等数位同道旧友长期的切磋砥砺、论辩问难，更是激励个人得以完成本书各篇论文的重大助力。此外，多年以来，辱蒙院内院外多位师友的厚爱，或谬加推许，或指点迷津，受益良深，至深铭感。敢假尺幅，谨对以下几位先生略表诚挚之谢悃：“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的钱永祥先生，史语所的黄宽重、王明珂和王道还等诸位先生，民族所的黄应贵先生，新竹交通大学的陈光兴先生，上海社科院的周武先生，中国社科院的贺照田先生，以及南京大学的孙江、李恭忠两位先生。
本书得以问世，全赖谭徐锋先生鼎力相助。我久闻徐锋先生在大陆学术出版界的盛名，而未曾谋面，无缘识荆。乃徐锋先生不弃鄙陋，采及葑菲，慨然惠允综理本书之出版事宜。自剏议伊始，中经集稿、定名、编排、校订，乃至洽商出版社等诸般繁剧琐务，皆由先生一肩承担。云情高谊，曷可忘之？
内子黄文珍女士与我结缡近四十年，本书诸文撰作期间，她在本身的教学工作之余，尚需挑负操持家务、抚育子女的重担，可谓备极艰辛。愿趁此机缘， 谨将本书题献给她，勉强算是迟来的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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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沉默的亡者：我们需要怎样的国族历史？
上篇 思想与人物
一代宗师的塑造——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
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
中篇 政治与经济
从自治到保甲——近代河南地方基层政治的演变（1908—1935）
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民国时期的宛西自治（1930—1943）
经济作物与近代河南农村经济（1906—1937）——以棉花与烟草为中心
下 篇 国族与国民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
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 中国的一日，一日的中国——1930 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国族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