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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动机从来都不足以推动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要出现，不仅必须克服针对私人投资的那些障碍，还必须有多种诱因。美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可以在一个特定政治计划的历史中找到，这个计划将各种各样的驱动力集成为一个变化无穷的搭配组合，从而创造出某些新事物。这个计划，便是帝国。
它不是随随便便的某个帝国。美国资本主义首先是17世纪英吉利帝国试图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大陆的大西洋沿海地区进行殖民的结果。这个计划的执行者，是帝国的政治家、虔诚的基督徒、贵族老爷和绅士资本家—这些身份经常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例如第一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Lord Anthony Ashley Cooper，他是第一章的主角）——而他们受到了诸多原因的推动。无论强弱，商业自利（commercial self-interest）都是其中之一。不同物品彼此互换，是为商业，其存在之久远已经不复为人记忆。期待获得金钱利润的资本主义商业，则要更为具体且晚近。它的特征，是一种前瞻性的投资，投资于借助贸易而产生收益的行为。早在英国殖民北美之前，资本主义商业曾零星存在于欧洲和全世界许多共同体之中。到了17 世纪，英国殖民者带着他们的祈祷书、农场动物和历经海上风浪考验的勇气，将资本主义商业带到了北美。他们遇到了众多土著民族，后者中有许多人也想交易不同物品，但他们对经济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些英国人及随后大英帝国的努力，促成了第一个北美大陆上的政治—经济解决方案。它花了一些时间发展壮大，却从17 世纪晚期一直延续到了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本书第1 章“重商主义”的主题便是它。重商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变种，统治者将对外贸易视作国家财富和权力的一个关键来源，因此是一桩“国家事务”。奉行重商主义的帝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世界贸易的更大份额。从根本上讲，国家与市场——既包括公共市场也包括私人市场—彼此从内部便已相互纠缠混合在一起。因此，在欧洲各大帝国之间角逐大西洋世界市场进入权的背景下，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商业，与某个大西洋地缘政治计划完全是密不可分的。正如一个世纪后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中描述的，帝国启动了商业增长的进程。在第一章中介绍的“斯密型增长”，也即商业自利、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积累过程的概念，有助于解释贯穿这一时代的长期商业发展。通过扩展各种市场机构，斯密型增长既依赖更大的交易流动性，同时也创造了更大的交易流动性——例如更大的销售空间以及更多的商品交易。更多的商业活动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回报。这种所谓的“斯密型商业倍增器”，其作用是为整个共同体生成更多的财富，而不管其分配。正如在早年间的美洲所呈现出来的，斯密型增长过程的核心，是欧洲人对非洲人及其后裔的奴役。被奴役的人作为生产性资本的可移动形式，可以被强迫转移到他们不想去的地方，从事劳动。尽管斯密本人批判奴隶制度，但从斯密型增长这方面而言，种族奴隶制既增加了市场范围，也增进了大西洋世界的劳动分工。在17、18世纪，一系列来自殖民地、基于奴隶劳动的商品对欧洲的出口量激增，其中就包括糖、烟草和后来的棉花。因此，对帝国荣耀、种族支配和金钱利润的渴望，结合为多股猛烈的牵引力，助长了英国人在美洲投资的动机。在这个时代，各种商业诱因与对商业的严苛限制并行存在。一方面是主张商业帝国的宗教讨论，但另一方面是对于商业“贪婪”和“自私”的宗教禁制。一方面是商业自利，但另一方面还有对维护社会等级的深层次义务。在一个工业革命前的时代，在化石燃料能源的供应得到大举开发之前，生态环境为财富生产设定了一个硬性的有机标准。在这一背景下，第二章“有机经济、家户经济”介绍了家户（the household）这个美洲经济生活的主要机构，它的支配地位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家户以集体形式组织劳动与生产。尽管有些家户拥有奴隶，但土地才是他们的主要财产形式和生产性资本。通常而言，直到这个时代即将结束之时，大多数家户直接消费了他们的大部分产出。但他们也会将多余商品带到商业市场，换取他们无法生产的东西，或许还能增加自己的财富。每个家户通常有一个“户主”（head），这是一个成年男子，身为丈夫、父亲和主人。依附于他的，是他的妻子、孩子、仆人和奴隶。在政治意义上，这个户主是“独立的”，他被授予公民身份，可以参与政事，也可管理家务——相当于帝国的一个次级主权（sub-sovereign）。土地所有权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家户中十分普遍。尽管大西洋商业取得了成功，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户主却成了这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角色。他们的目光，锁定于北美大陆上的原住民帝国、部落和共同体的土地。七年战争（1756—1763 年）是一场以大英帝国击败法兰西帝国而告终的全球性冲突，北美也牵扯其中，而伦敦的帝国官员认为， 殖民地居民没有承担他们所应承担的帝国财政负担。加征给北美商业的帝国税收，以及大英帝国对向西部移民的限制，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最终导致了1776 年的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围绕着独立后的政治经济解决方案，在新成立的共和国中发生了一场政治斗争，而这是第三章“共和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生于加勒比海地区的独立战争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领导了一个由国家精英构成的政党， 他们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威并用，试图效仿英国的榜样，利用从事银行业务的股份公司和汉密尔顿口中的“金钱资本”的催化力量，触发商业、农业和制造业的长期经济发展。汉密尔顿的许多改革措施都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们催生了一个新的货币、金融和信贷体系， 尽管并未能马上通向工业化。最后，共和党人对美国政治经济的一种不同的长期愿景获得了胜利，这便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所主张的自由帝国。这一方案令某种财产政治——广泛存在于白人男性户主中的对土地和奴隶的财产所有权——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的支柱。为了确保这一点，它将焦点放在了对西部农地的殖民之上，而这种殖民是商业性和基于奴隶制的。在美国独立战争后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共和国，它也加入了早期现代帝国的大家庭。在1812 年战争结束后， 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 克莱（Henry Clay）主导了一次新汉密尔顿主义的立法运动，试图用法律形式确定一个“美国制度”，自上而下地指导全国性的商业发展——这其中包括了全国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工业品关税和一个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这项运动失败了，被民主党总统安德鲁· 杰克逊（Andrew Jackson） 所扼杀（本书第四章“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主题）。民主政治在美国的兴起，助长了一种针对商业活动参与权的广受民众支持、近乎民粹主义的愤怒。一种关于商业机会平等的反精英主义政治就此诞生。那些奉行君主政体的帝国，长久以来通过消弭本地差异的办法统治着它们的殖民地。改头换面之后，这个“剧本”也在自由帝国中被搬演。在杰克逊主义的美国，各州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以对其经济发展予以政治引导。尽管并非全部，仍有一些州资助了公路和运河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求扩大市场进入，而这带来了北美大陆上的斯密型增长。北方各州开展了废奴运动。而因为接踵而至的棉花繁荣以及白人对种族支配的幻想，南方各州也没有将基于奴隶制的商业生产扩散至西部。在这个商业时代，生产性资本的主要形式是土地和奴隶。但与此同时，反复出现的资本主义信贷周期也初露峥嵘，这个周期由信心、信贷和投机性投资构成，随之而来的是一轮又一轮的恐慌、囤积和商业紧缩。投机性投资的那种自相矛盾的驱动力，催生了创造财富的劳动和企业。但帝国征服和商业扩张的两波全民巨浪，被1819年和1837年的金融危机打断了。第五章“信心博弈”的主题，就是各色人等的不同尝试，从作秀人P.T.巴纳姆（P.T.Barnum），到超验主义者亨利·戴维·梭罗，再到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他们尝试从道德层面对商业在日常美国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做出解释。这一章还阐明了几个重要的概念，它们对于理解贯穿各个时代的长期经济发展与反复出现的资本主义信贷周期之间的关系至为重要。这个自由帝国并不持久，民主政治的兴起开始对它进行分化瓦解。杰克逊的民主党坚持将政治经济划入不同领域，也即解除政府与私人市场活动之间的绑定关系。例如，在杰克逊主义者的“反垄断”政治中，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对公共实体和私人实体兼容并蓄、由国家完全出于“公共目的”而特许成立的公司，开始越来越多地依据法律被打上“私有”的标记。商业活动日益被视作有别于政府的私人事务，即便其后果可能还是会受到政治监管。政治事务与经济事务之间的这种紧张的新关系，源于一种彼此有别的外部关系，而不是混为一体的内部关系。这种民主愿景锁定了联邦政府的能力边界，因为担心它或许会将政治“特权”授予精英人士，而不是确保商业机会平等。几乎出于默认，私人商业之间的纽带，被赋予了将一个国家政治联盟捆绑在一起的重任。仅靠商业本身，并无法胜任这一使命。这是因为，到18 世纪40 年代时，几个世纪的商业发展已经导致了北方和南方两种泾渭分明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这便是第六章“在奴隶制与自由之间” 的主题。在南方，遵循着以往的同一模式，将迎来另一次西部棉花繁荣。与之相反，在北方，更新奇的变革却在加速发生。以“自由劳动”形式出现的向西部殖民，征服了五大湖地区。在1840 年前，商业借助密西西比河道系统将“旧西北地区”和“旧东南地区”连接起来，但在那之后，西北部的贸易开始流向东部——在水路之外， 还借助了新建成的铁路。在那里，它与一个全新的城市工业社会搭上了关系，在这个社会中，经济投资正在转变为工业革命的生产性资本，而独立是由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而不是土地或奴隶所有权来定义的。同样重要的是，北方的道德和情感投资，正在转向那种新式的丈夫赚钱养家、妻子操持家务的家庭模式，它与以往的家庭完全不同。这种丈夫赚钱养家、妻子操持家务的家庭，不仅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分隔开来，也将家庭与工作分隔开来—这是另一种借助彼此对立而非纠缠交织实现的稳定牵引力。最大的对立，将出现于北方与南方之间。在许多方面，北方资本主义与南方资本主义的差异自1840 年之后变得尖锐起来。但并不存在决定性的原因，令这些分歧无法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确切地说，统治者在设计早期现代帝国时，其意图便是要将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纳入同一复合政治秩序之中，重点在于促进不同物品的交换—也就是更多的商业活动。为美国商业时代画上终止符的，正是启动这一时代的那个问题——一场围绕商业和某种特定类型的商业而产生的地缘政治斗争。从17世纪起，蓄奴资本在整个北美地区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北方的自由劳动愿景如今希望阻止其进一步扩大。在19世纪50年代围绕奴隶制在西部扩张而引发的几场全国性政治危机中，共和党得以崛起，它迫切希望达成一个新的政治经济解决方案。在阐明这样做的道德与经济原因这件事上，没有人能比该党1860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做得更好。林肯说，奴隶制应当仅存在于它业已存在的地方，而且终有一日将彻底消失。当林肯于1860年当选为总统时，共和党人宣布，奴隶主的西部征服业已结束。美国奴隶制的兴起与衰落，便是这样勾勒出了这个商业时代的框架。本文选自[美]乔纳森·利维著 鲁伊译《美国资本主义时代》（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4年版）《第一卷前言》，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不了解美国的经济史，就不可能了解美国。本书出自美国研究资本主义历史杰出的历史学家之手，它栩栩如生地讲述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历程这个重要且始终引人入胜的故事，带领读者在种植园、工厂、公司会议室和政府办公室之间迅速穿行。如果想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不妨想想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本书是杰出的单卷本美国资本主义史。
——斯文•贝克特，哈佛大学教授、《棉花帝国》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