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 | 即使社会病态，也勿随波逐流
文化
2024-10-13 09:1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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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回首文革岁月，华师校园里的两个场景经常会在我脑海中浮现，并给我启示。一号楼被改为华师的文革指挥部之后，历史系搬到三号教学楼，在其中的一间房里摆着一副战棋。很多老师在那里“鏖战”过。小将们“武斗”时，作为革命群众的老师们在那里下棋；当我们被关在牛棚里写检查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下棋；当我们写完了检讨，在历史系资料室找书看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下棋；当我们头顶烈日在桂子山上抗旱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下棋；当我们被下放到农场接受改造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下棋。
那副战棋的利用率实在太高，后来棋盘被磨损得看不清了。但人们仍然斗志昂扬，干劲十足，只要被磨损，很快就会有人用笔画好，继续鏖战。他们没有注意到，磨损掉的，不仅仅是棋盘的格线，还有自己的青春。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的老师一个个意气风发，青春年少。等到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却两手空空，一无所长。磨损掉的棋盘格线尚可补画，磨损掉的青春却无法弥补。于是，很多人要么继续蹉跎岁月，要么唉声叹气，宣称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是被耽误的一代，更有少数人反其道而行之，怀念文革，歌颂文革，以此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唯我独“古”，年轻时并不荒唐。可能有人会说：“你这么说不公平，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在那样的时代，个人能有什么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确实是被耽误的一代。”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民族的灾难，那个时代的青年，也确实是被耽误的一代。并且，他们被耽误，主要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是国家的过错，社会的过错。不过，我想表达的是，在社会处于病态的时候，真正有为的人，也可以不随社会而病，可以逆流而动，有所作为。在我回首文革岁月的时候，经常会进入我脑际的第二个场景，就与一位老师的自强不息有关。这一场景，是华师昙华林校区的澡堂。这一位老师，是历史系的张舜徽先生。张先生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我被揪出来成为“活老虎”之后，他被称为“死老虎”。在“群众专政”阶段，张先生也被关进牛棚，也接受过大大小小的批斗，甚至还被学校的工人辱打过。不过，由于他当时已经年近六旬，又不是“活老虎”，因此还是受了一点关照。在牛棚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允许他白天蹲牛棚，晚上回家休息。再往后一点，则将他全家赶入由澡堂改造的陋室之中，批斗当然还是少不了，但没有让他参加劳动改造。澡堂简陋，低矮阴湿，夏天如蒸笼，冬天如冰窖，下雨的时候，还四处漏水。但是，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张先生没有唉声叹气，而是发愤图强，抓紧时间撰写学术著作。雨季的时候，屋顶漏水，就找个盆子接一下，水从室外灌进来，就穿上雨鞋，继续写作。武汉夏天溽热，他就在胳膊下垫一条湿毛巾，汗水流入眼睛，他就用毛巾擦一下，继续写。如果遇上批斗会，他就白天接受批斗，晚上继续写。而且，他仍然保持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的习惯。如此数年下来，张先生撰写了多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说文解字约注》，有二百多万字。仅仅誊写这部著作，他就写秃了50多支毛笔。桂子山上文革指挥部里围着战棋鏖战与观战的众多青年教师，与昙华林澡堂里晨昏伏案撰著的张舜徽先生，这两个场景，定格在我的文革记忆链条中，并给我启示。当我年老之后，总喜欢告诫青年：即使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这两句话，就是我从这两个场景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虽有点我中学时代的“老马老师”的味道，絮絮叨叨，但我确实是想以此与青年共勉。选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