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

几年前，我十分宠爱的小儿子居然向他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愿本书能够作为我的答案。对一个作者来说，至高无上的评价，莫过于赞扬他对学者和学童都能以同样的口吻说话。然而，“纯真”是何等崇高的境界，臻于此道者实在寥若晨星。当时，我虽未能给那个求知欲极强的孩子以圆满的回答，现在，他的问题却可以作为我的起点。无疑，有人会认为孩子的问题未免太幼稚了，可在我看来，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童言无忌，他的发问恰恰是针对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

注意，这样的话，史学家就必须做出解释，而要做出解释，内心未免有些惶恐不安。一位年迈的工匠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这个行当值得吗?这时，他心中难道不会忽然产生一阵疑惑吗?“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

与其他文明不同，我们的文明总是极为关注以往的历史，万事万物都追溯到同一源头——基督教和古典遗产。我们的前贤往哲——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就擅长撰写历史，基督教就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宗教体系的信仰和礼仪都源于接近洪荒时期的神话。基督教的圣书包括：史书、礼仪祀典，还包括上帝的现世生活情节、教会纪年、使徒行传。从另一种更深的意义来说，基督教是历史性的宗教。基督教将人类命运视为在堕落和最后审判之间的一次漫长的历险。每—个生命，每一次个体的朝圣，都是这种天路历程的表象。正是在时间，也就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全部基督教思想的轴心——原罪与救赎，上演了一幕幕壮观的活剧。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我们的政治家也不时把那些真假难辨的历史教训挂在嘴边。自然，我们要注意团体心理之间的差别。例如，库尔诺早就观察到，法国的民众总是倾向于按照理性来重组这个世界，但在保存其集体记忆方面远不如德国人来得强烈。无疑，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许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会与历史背道而驰，这也不是不可想象之事。好在史学家会对此可能性加以深思，而如果他们掉以轻心，伪历史就会殃及信史。不过，倘若我们真的沦落到这种地步，那肯定是以严重脱离我们最珍视的思想传统为代价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探索仅仅涉及良知这个层次。确实，尽管处在持续不断的生存危机中，每当西方社会对自身产生疑惑之时，我们都会反躬自问：西方社会曾否努力向历史学习?究竟我们学得是否正确?请读一读战前人们所写的那些文字吧，同样，也请读一读可能在将来会形成文字的今天人们的见解吧，在当今纷纷扬扬的牢骚声中，你肯定能听到人们对历史的抱怨。在一次重大的事变中，我就正好听到这种声音。那是在1940年6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正是德军进入巴黎的那一天，在诺曼公园，法军被迫缴械，我们参谋本部的成员苦思灾难的原因，以此来消磨无聊的时光，其中一人哀叹道：“难道历史已经背叛我们了吗?”这样，一位苦恼的成人以悲伤的语调所提出的问题，竟与那天真好奇的幼童随口的发问殊途同归了。两者都要求回答：

“历史有什么用?”

“用”这个词，在此究竟有什么含义?在展开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先表示一下歉意，在目前的处境下，我不可能利用任何大型图书馆，藏书的丢失迫使我只能依靠笔记和记忆。我本想在此论述治史的技艺和法则，而正是这些法则所要求的辅助性的间接研究条件，我都不具备。会不会有一天能允许我来弥补这些缺憾呢?看来希望渺茫。因此，我不得不请求宽恕。尽管罪不在我，但还是必须说“我服罪”。若非如此，似乎我竟然胆大妄为到要为噩运而承担罪责了吧。

即便不能证明历史的其他用途，至少还可以肯定，人各有所好，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至少人们确实对历史感兴趣，我本人就多年乐此不疲。我想，所有的史学家都不例外，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历史为职业呢?只要不是白痴，任何人都会对所学的东西产生兴趣，然而，每一个学者必然对某一门学科特别感兴趣，他们选中这门学科，为此奉献自己的一生，这就是所谓“使命”和“天职”。

历史这种不容置疑的魅力，促使我们静下心来对此加以深思。

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本能的引导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事先并不完全意识到它的结果，这在思想史上不乏其例。甚至物理学也是源于小屋里的好奇，古董迷一开始也只是为了好玩，而并非打算进行严肃的研究。考古学和民俗学的起源概莫能外。在我看来，大仲马的读者很可能成为潜在的史学家，他们只是缺乏系统训练，缺乏从事真正的研究所必需的更为纯正、更为强烈的兴趣。

系统严谨的研究一旦展开，历史的魅力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相反，所有真正的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魅力。其他任何脑力劳动同样如此，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伟大的莱布尼茨对此深有同感，当他从抽象的数学和神学转向探究古代宪章和德意志帝国的编年史时，和我们一样，亲身感受到探赜索隐后的喜悦。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然而，如果说，普遍永恒的魅力几乎是历史唯一的存在理由，如果说，历史像桥牌和钓鱼一样，仅仅是一种有趣的消遣，那么，我们费尽心血来撰写历史是否值得呢?我这里的意思是，秉笔作史绝非易事，要讲究史德，实事求是，尽最大可能探究历史潜在的因素。安德烈·纪德曾写道：“我们的时代已不容纯粹的娱乐，哪怕是有益于心智的娱乐。”他是在1938年讲这番话的，在1942年的今天，他的话显得何等语重心长啊!确实，当今世界已跨入原子化学的门槛，已开始探测宇宙的奥秘。然而，这个可悲的世界尽管可以为科学的进步而自豪，却并没有为人类自身创造多少幸福。历史包罗万象，任何一个烦琐的枝节问题都可能虚耗人一生的光阴，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否则，要么只有劝说有能力从事更好职业的人不要去搞历史学，要么就必须证实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理由。

不过，这样又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确切地说，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求知的合理性?

正统的实证主义者认为：一种研究的价值必须以它是否能促进行动来衡量。我想，今天已经不会有人以这种口吻来说教了吧。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否认人们追求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无疑会使人性发生不可思议的扭曲。即使历史学对手艺人和政治家永远不相关，它对提高人类生活仍是必不可少的，仅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即便加上这样的界定，仍没能直接解决问题。

激发人类思维的，不仅是力求“知其然”的欲望，而且是想“知其所以然”的欲望。因此，唯有成功地解释现象相互关系的科学，才被认为是真科学，除此之外，正如莫尔布拉克所言，不过是卖弄学问而已。现在，人们把卖弄学问当作一种娱乐或癖好，不过，同莫尔布拉克时代一样，这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东西。即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促使行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跻身于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科学之列。它不是一个支离破碎、难以阐释的学科，而是一门分类适度、日益言之成理的科学。

当然，不容否认，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而且，就历史学而言，不正是这种情绪使我们感到更特殊的压力吗?因为，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就像上文提到的那位被征服的战士一样。历史的用途(指严格的实用意义上的“用途”一词)，这个问题不应与历史的严格意义上的理智合法性混为一谈。而且，按理说，我们应当首先了解它，其次才谈得上“用”。常识表明，我们不再回避这个问题了。

某些希望成为仲裁者的人，已经交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试图指责我们的乐观主义。他们中最宽容的人说，历史学既无益处又不完善；而那些苛刻的、毫不妥协的人断定历史学是有害的。其中一位知名度不算很低的人声称：历史学是“最危险的混合物，即便其中糅合着理智的成分”。这些指责带来一个可怕的诱惑，预先就给无知做了辩解。万幸的是，对我们这些仍然保持理智的好奇者来说，似乎还可从他们的裁决中找到上诉的理由。

但是，如要重新辩论，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种辩论必须以可靠的资料为依据。

一般来说，贬低历史学的人似乎失之武断，他们高谈阔论，妙语连珠，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忘了问问自己，到底在谈论什么东西。他们为自己所描绘的历史研究的形象，并不是以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的，这种形象更适合论坛而不是书斋。首先，历史研究的情况已今非昔比，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浪费精力，类似于用魔法去驱除魅影。我们的做法应当完全不同。我们试图在此评估的，是那些在研究中实际应用的具体而微的方法，评估它们的价值和确定性。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和那些成天与史料打交道的史学家所遇到的问题是同一类型的。总之，我们旨在阐述史学家为什么以及怎样来从事历史研究。至于是否值得干这一行，就得由读者来决定了。

然而，我们还得小心，即使经过如上限定，事情还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假如我们要探讨的是一种实用的工艺，事情可能简单明了，因为计时的手工劳动可以一一列举计算清楚。但历史研究既不同于造钟表，又不像做家具，它力图最终能更确切地了解运动中的事物。限定自己只去描绘一门科学的现状，多少可以揭示出一点真实情况，也总会有点曲解，更重要的是，要说出这门学科在时间的长河中将怎样加以改善。这样，难免会带有许多个人的看法。确实，一门科学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中，都会受到各种相反倾向的干扰。几乎不可能确定，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否有前途。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理论问题和其他事情一样，怕负责任是有损于信誉的。在此，不过是要向读者坦诚相告而已。

任何一种方法论的研究，所遇到的困难因本学科的发展阶段而异，学科的发展过程像一条不规则的曲线，方法论的研究更是如此。例如，十年前牛顿力学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那时，以精确的体系来构思一篇关于力学的论文要比今天容易多了。而目前历史学仍处于那种热衷于实证的阶段。

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变动中的科学，和那些以人类精神为对象的学科一样，这位理性知识领地的新到者还处在摇篮中。也就是说，在胚胎时期，历史只是叙述而已，那时的历史著作充斥着传闻逸事，在更长的时期内，历史主要记载重大的事件。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它还十分年轻。现在，它终于力图深入人类活动的表层，不仅拒绝谣传和卖弄辞藻的诱惑，而且要防止近代因习以为常而墨守成规的学问和经验主义的标榜，那才是更为危险的毒素。在一系列最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史学尚未超出初步尝试性的摸索阶段。所以，浮士蒂尔·德·古朗治和先于他的培尔都认为，史学“在所有科学中难度最大”。这话不无道理。

这仅仅是一个幻想吗?尽管道路曲折，然而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正处于比前辈更为有利的地位上，已可以看到前方的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