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 | 孔飞力教授
文化
2024-10-06 16:19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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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教授早年师从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J.K.Fairbank)先生，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历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现为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并兼任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他文风朴实，见解精辟，而且不轻易动笔。迄今为止，孔飞力仅出版了两本专著，但这两本书却足以奠定他在美国乃至西方学术界无可撼动的地位。孔飞力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对旧的统治秩序(清朝和民国)之结构和原动力的考察上。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年)从社会深层来分析政治变迁，通过探讨19世纪中叶绅权的扩张和地方军事化的兴起，来研究中央王朝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孔氏在书中的叙述性分析独具匠心，新意迭出。关于绅士的定义、地位等问题，何炳棣、张仲礼、芮玛丽(Mary Wright)等史家早已作过较为深人的研究;至于晚清时期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引发的地方军事化，中国史家也早已关注，并就这种现象对中国兵制、政制的影响作了很好的研究。孔飞力的贡献在于着重探讨了绅权的扩张和地方军事化的兴起的社会史意义，视角独特，从而拓宽了研究领域，丰富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该书以相当篇幅研究了名流-绅士所创办的各类团练的形式、规模、补给，与官方行政体系如保甲、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孔氏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稳定延续的社会根源在于王朝与以绅士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之间的协调，在于官僚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摩擦来解决。在此情形下，名流-绅士凭借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和正统的政治伦理观念，使传统政权得以反复重建。但在太平天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名流-绅士出于对王朝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不遗余力地创办各类地方武装以平定“叛乱”，使王朝得以度过危机而苟存，但这一结果的代价却是中央政府权力的萎缩和地方精英势力的扩张。帝国行政机构尽管在分崩离析，但旧秩序的重要基础--地方绅士的权威并没有动摇。绅士在王朝体系中，尤其是在地方政府中，开始正式行使权力;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开始为官方行使保甲、里甲的职能。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为咸丰年间及后来乡村中国的共同特征，该现象对中国社会和行政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前期。孔氏认为，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旧的模式重建，因而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针对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是由于西方的刺激这一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即“冲击-回应”、“传统-近代”的研究模式，孔氏主张从中国社会内部事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来探究中国近代的起始(这类观点后来被定义为“中国中心论”)，对能否用鸦片战争这一外部事件来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提出了质疑，强调王朝的衰落不同于旧秩序的衰落，中国旧秩序衰落的起始时间不早于1864年，即太平天国中央政权覆亡的那一年。孔飞力在书中所提出的新的研究模式开风气之先。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著名华裔学者刘广京教授曾以此书为例，赞誉孔飞力是美国六七十年代深入探讨社会史动态的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被称作“解剖权力的生理学家”的孔飞力，其第二部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巫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仍以研究专制王朝的统治秩序为主旨。与前书相比，该书的学术视野更为开阔，融合了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区域史和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其情节错综复杂，叙述也相当巧妙，读来引人入胜。全书的梗概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民间刮起一股以剪辫来勾摄人之灵魂的巫术之风，时间持续数月，席卷了近半个中国，引起了朝野的普遍恐慌。乾隆皇帝迅速对此作出反应，发起了一场旨在使各省文武官员驯服的运动:他指责各封疆大更渎职，没有将巫师绳之以法。以这一事件作为个案，孔飞力对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作了全新的研究，进而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构成绝对权力的两个要素互相排斥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韦伯认为，统治者要么处于支配地位，要么被其官僚机构所吞噬；皇帝给现存制度制定的法规越多，他受法规的限制也就越多。孔飞力引用法国的社会学理论，认为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在他看来，就维持帝制而言，皇帝与大臣之间既是对手，又是同谋者，但这并不是说一方得益会引起另一方相应受损，两者的势力并不是对称地此消彼长;专断权力与例行公事权力之间的对抗辩证地支撑着现存制度，使之免于解体，两者都与现存体系休戚与共。孔飞力指出，官僚机制的例行公事权力是独裁者的大敌，它使皇帝不能恣意妄为;它为尸位素餐或碌碌无为筑起屏障，用以保护各级臣僚。为了阻挠这种例行公事权力的行使，皇帝不得不给现存制度注入大剂量的独裁权力。孔飞力观点的核心是：在帝国后期，随着征服者汉化程度的加深和官僚体系日益盘根错节，身为专制君主的皇帝要这么做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此，他被迫发起一些政治运动，不得不把某种行为定性为政治犯罪，从而给自鸣得意的大臣们一个当头棒喝。一旦例行公事的权力受到制约，皇帝的独裁权力就能重新确立。孔飞力认为，这正是《叫魂》中的案例所展示的情形。他指出：“因为各省官员没有将巫师捉拿归案，皇帝便将怨恨发泄到他们身上。然而，官员的这种失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巫师。”皇帝的恫吓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帝制机构恢复了元气。大多数官员在皇帝的震怒下幸存下来，又重新行使例行公事的权力，继续享有地位、荣誉和权势。《叫魂》一书于1990年出版后，以其“对专制统治的原动力作了细致、富有力度却依然十分中肯的探讨”(评语)，荣获当年的“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孔飞力目前所从事的则是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研究课题。据孔教授介绍，他眼下正从事南洋华侨史的研究。这一领域虽然并不是块处女地，但孔氏令人折服之处正在于他能够从新视角切入旧课题的研究，从而拓宽研究领域，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孔氏表示，他试图通过了解海外华裔社会来了解同时代的中国本土社会，研究彼此之间的关系。孔氏举例说，华侨在海外的宗教信仰(如天后庙)源于大陆，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民间秘密会社(如天地会)在南洋十分活跃，不少人还开公司、办实业，集实业家和会党成员的身份于一身，与国内互通声息，遥相呼应，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现象。近年来，孔氏曾数次为此赴新加坡从事客座研究。在美国史学界，孔氏以每20年写一本书著称，因此，我们期盼能在2010年左右拜读到他的新著。选自夏春涛《沧桑足迹》，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