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特利 | 1500年：全球史节奏变化的坐标
文化
2024-10-14 22:06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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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讨论的文化交往模式并未定格于公元1500年，而是一直延伸到现代——毋庸置疑，早在全球化进程开始的1500年之前1000年，东西半球间的交往就已经开始了。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和贝利（C. A. Bayly）都将文化因素的全球扩散视作前现代与现代之连续性的体现。尤其是在东半球，商人、使节等旅行者沿着古已有之的通道往来四海，持续不断地将观念、神话、宗教信条和有价值的异域新知带到本土文化圈中，正如贝利所言，不同的社会均采取了类似措施来应对共同的文化问题，如改革运动。然而，1500年标志着全球历史节奏的变化。1500年后，欧洲人凭借独有的和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道路进入世界其他地区，并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1800年后，随着工业经济的崛起，欧洲确立了自己在经济、技术和军事领域的优势地位。尽管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交往模式在某些领域仍然适用，但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以及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崛起之后，传统模式的大部分已经不再有意义了。相对于前现代时期，权力在现代的文化交往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比起前现代时期，现代时期的资料无疑更多，使我们对文化交往模式的理解更深一层。制图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有助于重建和分析被文字资料忽视的弱势群体，这时也得到很大发展，是探讨早期现代和现代的帝国的最重要智识工具。欧洲在多个领域的强势地位并未使其文化更易于被他人接受，但却使欧洲文化传统有更多向外扩散的机会。欧洲文化，如现代自然科学、商业模式以及基督教的多个流派都更多地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甚至直到20世纪，信徒众多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也仍还局限在东半球，而1500—1800年间，欧洲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殖民者和拓殖者等将其文化带到了美洲大部和亚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澳洲部分地区以及太平洋岛国。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得以了解世界文化地图，并开始生产有关异域异邦的知识。同时，这也使得其他地区的人群开始形成关于欧洲人的观点，并了解其文化。这样的经历是一种互惠的过程，但无疑欧洲人得到的好处更多，因为他们比其他人群得到了更多关于全球文化的系统性知识。在现代，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仍然是理解文化交往及其影响的基本框架。在美洲，天花等外来疾病使土著人口锐减，加快了殖民者的拓展，也使得土著居民丧失了文化自信，因此放弃其传统文化，转而皈依基督教。但传统宗教信仰仍然强力遗存下来，甚至也曾让基督徒放弃基督教信仰。当土著美洲人皈依基督教时，往往将自己的文化融入基督教中。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殖民者逐渐扩展了对土著社会的控制，并强化了对传统信仰的压制（其中甚至不乏暴力活动），土著社会的文化传统逐渐消亡，使基督教成为唯一制度化的宗教信仰。外来疾病引发大规模人口消亡也同样发生在澳大利亚和许多太平洋岛国，随后欧洲殖民者与在美洲一样加强了对当地文化传统的压制。这里的土著居民也逐渐接受了基督教，开始只是暂时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教逐渐被调适以适应本土社会的需要，并吸引了许多岛民的深深信仰。与美洲和太平洋岛国不同，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遭受输入型流行病的影响而人口锐减；他们在1500—1800年间的所谓早期现代时期也没有被欧洲占领和殖民，只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非洲中部除外。不过，欧洲传来的基督教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地区吸引了皈依者，在这些地区，皈依基督教反映了本土与外来宗教间的融合。例如，正统天主教在菲律宾吸引了大量皈依者，但早期信徒将天主教信仰融入本土文化对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观念中。与之类似，在刚果王国，外来的宗教信仰影响了很多人，但在本土文化影响下却转向了未曾料到的方向——刚果先知多纳·比阿特利兹·吉姆帕·维塔（Dona Beatriz Kimpa Vita）宣称由圣安东尼为之洗礼，谴责巫术和奴隶贸易，修改天主教礼拜仪式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并告诉刚果人，耶稣和圣母玛利亚都是黑皮肤的刚果人；他还致力于将基督教义作出适合刚果社会的改造。维塔的活动引起了刚果社会的极大兴趣，但随着她在1706年被统治阶层和教会以巫术之名处死，以及其追随者被武装镇压，维塔运动也逐渐终结。在中国的基督徒数量不多，来自官方的压制使其消亡。而在日本，本土文化与基督教的融合再度上演，官方的大规模镇压粉碎了日本基督教的萌芽；在经历了对欧洲传教士和日本皈依者的残酷镇压后，只有少数“地下教徒”保持着对基督教的信仰。由于失去了与欧洲、亚洲及其他地区基督教会的联系，他们只得以自己的记忆为信仰的基础，而非正统的宗教经典。其结果就是在日本，基督教与佛教、神道教和纷繁复杂的地方信仰相融合，在乡村的渔猎社群也就是地下教徒的聚居区中，形成了一套混杂着教义与礼仪的独特信仰。如果说地理大发现增强了欧洲文化在早期现代的影响力，那么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崛起则进一步增强了欧洲和欧美的文化力量并使之延续至19世纪。随着欧洲和欧美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日渐增强，以及拥有了更好的方法来探索和建构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知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有了新的意义。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和伯纳德·科恩（Bernard S. Cohn）等学者探讨了东方主义知识的特征和影响。通过梳理欧洲人在不同时期关于亚洲与非洲的知识，阿达斯发现，当欧洲人在17世纪首次接触中国和印度科技时，他们报以崇拜之情。然而，随着启蒙思想、现代科学和工业的进展，欧洲人对其他地区的评价迅速下降，曾经对印度和中国的真心崇敬变成对停滞社会的轻蔑，欧洲人越发相信自己是优等种族，亚洲人尤其是非洲人是低等种族，而自己有责任帮助亚非实现文明。科恩则以大英帝国发掘、建构和系统化关于印度的知识为个案，探讨其对文化和殖民霸权的意义。掌握印地语、汇编法典和收集古物推动形成了一套有助于殖民统治的知识体系。然而，全球性帝国、机器大工业和东方主义知识并未使欧洲人可以任意对世界其他地区施加其文化。欧洲传教士凭借帝国的实力和东方主义知识在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传播天主教和基督教。但当地人的反应却多种多样，既有直接拒绝，也有对传教士的动机及其与殖民者的关系表示怀疑。.既然欧洲国家在国外并不拥有绝对权力，近来一项对德国海外帝国的研究发现，东方主义的知识可以影响现实。德国民族志学家将非洲西南部的赫雷罗人（Herero）描绘为残忍、不人道的族群，而萨摩亚岛民则是“高贵的野蛮人”；至于中国人，则是聪明而务实的，有着辉煌的过去，不过近来则受到腐败、贫困和停滞的影响。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德国殖民当局用残酷手段对待赫雷罗人；对于萨摩亚人则是保护与利用并举，并有着父亲般的严慈；对于中国，则通过在青岛的殖民地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同时又带着种族的有色眼镜加以观察。1900年尤其是1950年以来，尽管传教活动仍然存在，但世俗的文化交往猛然增多。欧洲和美国的大学成为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和法律向全世界扩散的基地。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商界影响了全世界的商业活动、商业理念甚至商务装束（比如商人的穿着打扮）。全球化以欧美资本为主要推动力，促进了寿司、商业体育、牛仔裤、好莱坞电影和世界音乐的传播。目前，历史学家尚未开始思考这些文化发展，尚未总结其模式，也没有从宏观上进行分析。但很明显，文化交往仍然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人的互动之中产生，并反映了使世界大部分人口参与跨文化互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种权力。选自《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448—453页，本节为“第十九章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往”的一部分，[美]杰里·H.本特利主编，陈恒、李文硕、屈伯文、黎云意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