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盖伊 | 从施尼茨勒看一个阶级的传记
文化
2024-10-14 17:59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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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个阶级的传记，主角为19 世纪（1815—1914 ） 的中产阶级 。我选择施尼茨勒作为导游，他是该时代最有趣的剧作家与长短篇小说家。为什么选施尼茨勒？他很难说是最典型的布尔乔亚。在19 世纪，与他同一阶级的成员多不胜 数，许多人富裕不如他、才智不如他、坦诚不如他——神经质不如他——也就是说比他更具代表性。因此，如果“代表性”一词所指的是“一般”，那施尼茨勒将不胜任导游之职， 因为最不适用于他的形容词就是“平庸”。然而，从事研究的 过程中，我却发现他具备一些很特别的素质，让他异乎寻常 地适合充当我要描绘的那个中产阶级世界的见证人。他将会 出现在接下来的每一章，有时是作为引子，有时则是全程参 与。我发现这个人极为引人好奇（并不意味着他总是讨人喜 欢），但单凭这一点，并未让他够资格在我企图探索和了解的 那出包罗广泛的戏剧里扮演某种司仪角色。我有更好、更客 观的理由。施尼茨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维也纳人。他生于维也纳（1862 年），逝于维也纳（1931 年），除短期到过伦敦、柏林 和巴黎，以及在意大利北部度过一些短假以外，一辈子都住 在维也纳。不过他的活跃和敏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极其多 样的风格与观念，而他也恪尽职责，数十年如一日把所思所感记录在日记里。他具有深入其时代的中产阶级（包括他自己的）心灵的特殊优势。简单来说，他的教养是全方位的：他的人生与作品都在见证着，人要见多识广，并不是非要行 万里路。心灵是可以接受来自遥远异地和异代的精神悸动的 启发的—施尼茨勒的心灵就是如此。现代的法语和英语文学（含美国文学）都是他的读物，更不用说斯堪的纳维亚和 俄国那些重要小说家与剧作家的作品了。他对很多国家的音乐与艺术具有同样好的感受力。可以说，在他的陪伴下，我游历了挪威、意大利、俄国和美国。正如我暗示过的，他是个亲切、渊博和可信赖的信息提供者。施尼茨勒是19 世纪人，但其生命却深入到 20 世纪。因为19世纪乃是20 世纪的孕育者，它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历史。施尼茨勒借以架接这两个世纪的，并不是只有他的肉体生命。人们常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 19 和20 两个世纪之间划下不 可跨越的鸿沟。这种说法，固然适用于政治领域（一战20年后那场空前的集体动员和集体屠杀就是一战种下的苦果），却不适用于高等文化的领域。我们常常认为，那些发生在艺术、 文学和思想上的激动人心的大变动（被统称为“现代主义”） 是20 世纪的产物，但深入探究就会知道，它们是孕育自 1914 年以前的。以尼采这个改变了哲学面貌的颠覆性思想家为例， 尽管他在 1889 年已经发疯且不再发声，却仍然对我们今日的 思想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只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 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祖先余荫之下的鲜明一例。少数艺术家的样本也许就足以佐证我此言不虚。在戏 剧界掀起革命的易卜生（Henrik Ibsen）、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ow）， 以 及 继 他 们 之 后 的 斯 特 林 堡（August Strindberg），都是早在 1900 年前就大名鼎鼎（或者说恶名远 播）了。他们另一位显赫的同侪契诃夫（Anton Chekhov）逝世于1904 年。在音乐界，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在 1908 年发表了他的第二首四重奏，摒弃传统的调性系统，进 入了无人探索过的音乐地带。最盛名不衰的几位现代主义小说家——普鲁斯特（Proust）、乔伊斯（Joyce）、托马斯 ·曼（Thomas Mann）和汉姆生（Kunt Hamsun）——都在世纪之 交展开他们的事业。当其时，契诃夫已经不只是个戏剧的巨人，而且也耸立为短篇小说的巨人。绘画方面，学院派画家 早在 1900 年以前就经受了来自独立画家几十年的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叛逆分子人数与影响力有增无已。一连串的极端 画派（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以及德国和奥地 利藐视艺术建制的分离派）一直都是沙龙艺术家的无情批评者。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在逐渐疏远写实派绘画若干年后，于1910 年画出他的第一张抽象画。这份名单还可以随意延伸，不管在诗歌、建筑，还是都市规划领域，一种新的文化正在诞生。这就怪不得在世纪之交，一个由勃纳尔（Pierre Bonnard）和维亚尔（Edouard Vuillard）领导的绘画学派会把他们的团体命名为“纳比”（Nabis）了 —— “纳比” 是希伯来文，意指“先知”。他们是航向未来的。施尼茨勒也是如此，他的作品游走于中产阶级可容忍的 尺度边缘，而且不止一次大胆越界。1897 年，他写了一部构 思精彩、手法机智的喜剧《轮舞》（Reigen）。《轮舞》由几对 情侣的十组情色对话构成，对话者的其中一方会在下一组对 话再次出现，到最后首尾相接，形成一个循环。每一幕的高 潮都是做爱—当然，这样的剧情是离经叛道的，即便如施 尼茨勒也都不敢奢望可以搬上舞台。这部剧本有好些年不能 出版，至于上演，则是更多年以后的事。然后，在 1900 年， 施尼茨勒又创作了眩目程度不亚于《轮舞》的长篇小说《古斯特少尉》（Lieutenant Gustl），用意识流手法揭示一个年轻气盛的奥地利少尉轻率挑起一场决斗后产生的死亡焦虑。这部小说见证了施尼茨勒的博闻广识。它所使用的那种前卫、繁复的叙事技巧，乃是从法国作家迪雅尔丹（Edouard Dujardin）的《月桂树被砍》（Les lauriers sont coupés）学来的。对于自己的原创性，施尼茨勒一向相当保守，不认为自己够资格与托尔斯泰或契诃夫这些大师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他对一些所谓的仁慈批评家的意见也十分气恼，这些批评家认为他尽管多产，但基本上只是重复地使用他最早期的剧作材料——不负责任的单身汉和通奸恋情。施尼茨勒带着点儿怒意抗议说，他要比这些批评家所认为的更有想象力，更有创意——一言以蔽之，就是更现代。他是对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权去追问，施尼茨勒 的证言是否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的有用 根据呢？这个问题预设了一个前提：中产阶级是一个可以定 义的单一实体。对这个争论不休的议题，我将会用一整章的 篇幅（第一章）去处理。历史学家已经花了很多年时间探讨 这个问题，但到头来的解决办法往往是把它看作一个观点与 角度的问题。施尼茨勒显然是认定有“布尔乔亚”这样的生 物存在的。我们将会看到，他对布尔乔亚殊少敬意，而且倾 向于把“布尔乔亚”和“无聊乏味”画上等号。反过来，许 多维多利亚时代人一定也会视他的生活方式为偏执古怪，甚至是波希米亚式的。然而，在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施尼茨勒都是不折不扣的布尔乔亚，尽管是一个具有高度个人特色的布 尔乔亚。有很多事情可以反映出这一点。例如，他顺从父命选择了学医和行医，他盼望自己的情妇都是处女。他也曾经像其 他布尔乔亚一样，尝试阻止自己所爱的女人进入职场。他鄙视一些时空错乱的贵族式习尚（如决斗）。他自以为具有不拘 一格的文化品味，却无法欣赏勋伯格的那些无调性交响曲，也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感到怀疑。他专心于工作， 重视个人隐私。这些都是施尼茨勒的布尔乔亚印记。不过，本书虽以施尼茨勒为始，但并非以他而终。正如我所说过的，假如本书可以称为传记的话，它乃是一个阶级的传记。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与其说是摘要，不如说是综合。我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布尔乔亚发生兴趣，是在20世纪70 年代初，那时，这个历史课题在史学界相对受到忽略。当然，论 19 世纪中产阶级的有分量作品还是有的，只不过这个题目并没有 吸引到很多历史学家的注意，而且肯定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课题。人们的兴趣放在别的地方：妇女史、劳工史、黑人史 以及那种——有一点点装腔作势的——自称“新文化史”的研究。200 多年以来，自从 18 世纪的哲学家把历史的因果性加以世俗化以后，史学界就会周期性地出现这一类使人兴奋的不满时刻：它们认为既有的历史研究领域是狭窄的，甚至是令人窒息的。很多这些不满都是有获益的，会引出许多未被问及的问题和未受质疑的答案。但它们同时也制造了混乱，特别是在兜售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的后现代贩子入侵历史学的领域之后，这一点更为严重。它们不但未能拓宽历史学家的视野，反而对大部分历史学家长久以来的求真精神投以相当不合理的怀疑。在这种一头热的氛围里，我自己的一套史学方法——一种受精神分析理论启迪（只是启迪，不是淹没）的文化史——在我看来是值得开掘的方向，而19 世纪的中产阶级——有鉴于它普遍受到冷落——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课题。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工作最后竟然会有那么大的修正作用， 这完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纯粹是走自己的路，证据把我带向哪里，我就走到哪里。我的成果就是五大册的系列著作，总称为《布尔乔亚 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于 1984—1998年相继完成）。它们所专注的是一些非传统的课题，如性与爱、侵略性、内心生活、中产阶级品味等。尽管我的选题清晰地反映出弗洛伊德的影响， 但我却小心翼翼，务求不让我的立论脱离过去的“真实”世界，因为那才是历史学家的共同家园。换句话说，我的书里有大量的史实。其中一些史实会在本书中被再次引用；它们太有启发性了，我舍不得放下。《布尔乔亚经验》的读者也许 还记得以下这些令人难忘的片段：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人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为了刺激太太分泌乳汁， 虔诚而轻柔地为她按摩乳房；19 世纪的美国妇人劳拉 ·莱曼 （Laura Lyman）以火辣辣的书信挑逗身在远方的丈夫：“下星 期六我会抽干你的保险箱的，我保证”；意大利统一运动的 先驱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因为发现政府官员拆阅他的 信件而大发雷霆；前卫诗人波德莱尔曾称许布尔乔亚的艺术 品味；德国军火大王克虏伯（Alfred Krupp）婉拒了官方册封 他为贵族的美意。但这不表示本书只是 一 部《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性质的读物，只是前述大部头之作的浓缩，因为尽 管它的厚度不如《布尔乔亚经验》，结论的分量却未必有所 不如。我引进了相当多的新材料与新课题，其中之一是工作与宗教——尽管它们在《布尔乔亚经验》里被谈论到，但在 本书却受到更恰如其分的深入探讨。《布尔乔亚经验》对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所作的一些很根本的重新诠释——他们对性、侵略性、品味、隐私的态度—都会以显著的分量再次见于本书。即便如此，它们并不是装到新瓶里的旧酒。我 对它们重新进行了思考，而且自认为把问题的复杂程度更往前推进了。![]()
有一点是必须事先声明的：对于“Victorian”（“维多利亚时代的”“维多利亚时代人”）这个词，我采取的是广义的 用法。长久以来，Victorian 习惯上都是指英国人—甚至更 狭义的，指英格兰人—及其品味、道德观与礼仪。而它的 意义从未完全局限在维多利亚女王主政的时代，因为一般认 为，不管是在维多利亚女王 1837 年登基前还是 1901 年驾崩 后，都有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简言之，她的名字被宽泛 地用作 19 世纪的同义词，也就是自拿破仑最终败北（ 1815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4 年）之间的一百年。但是， 还有一些维多利亚时代人是活在这个范围之外的。近些年来， 研究美国文化史的学者已经把此词加以限定，而我相信，将 其涵义进一步扩大是说得通的。这当然不是说，法国、德国或意大利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与同时代的英国伙伴一模一 样。因此，本书在致力求“同”之余，也是对“异”的礼赞。尽管如此，我还是深信，不管不同的布尔乔亚之间有多大差异，他们彼此仍然有着强烈的家族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正是我使用“维多利亚时代人”一词时想要强调的。 本文为[美] 彼得·盖伊著，梁永安译《脱了臼的世纪——中产阶级的诞生和彷徨（1815-1914）》（文汇出版社2024年版）序言，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