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教授
2015年7月4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约请沪上几位青年学者与杨国强先生座谈,讨论他的新作《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与社会脱榫》。以下是部分对话的记录。
冯志阳：您在历史研究上似乎有一个自我的感觉。一九四九年之后,像革命史观、现代史观基本上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但是我觉得您从一开始完全超越了这两个范式的窠臼,您三十年前的文章,现在读来还是很有生命力,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类似“义理”、“民本”思想等久已被遗忘的儒学价值观渗透在其中。整体感觉您的史学解释的方法是用内圣外王这种比较原典的东西来看近代的人物和思想,包括那些别具一格的词语、概念背后是一种价值理念和体系。儒学的精神塑造了传统中国的历史,要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需要理解儒学,您在这些文章中对价值观的引入只是为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去探究历史的原貌,通古今之变?还是像韩愈和司马光那样“文以载道”,以史载道,以史布道?之所以会有这个疑问,是觉得您在文章中对与儒学价值观更为契合的人物与现象有着更多的同情、理解,乃至认同。
杨国强 ：你说得那么有条有理,太过抬举。我自己有时候回头返视,看到的却大半是一路走来的七颠八倒和困而后知。这个过程除了心态上的既苦且累之外,还有常年相伴的那种静如止水,青草悄然茁长的落寞和沉寂,古人说的生涯淡泊,庶几乎近之。而这种落寞、沉寂和淡泊所给予的造就,便是使人可以自主地思考和漫无边际地思考。所以落寞、沉寂、淡泊又并非全然都是无情无趣的东西。
从时间上算,我们这一辈人是在八十年代先后进入学术界的。回想那个时候的人物、思想、议论以及种种大题目和小题目,至今还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可以大约言之的,一是理想主义,二是进步主义,三是对于现代化的向往。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三种东西之能够吸引人心,其间的一大半原因是这三种东西在那个时候都是抽象的。因为抽象,所以有足够的余地可以各作想象。虽说彼时我们犹在学界的边沿,但我以读史为业的人生过程则非常明白地是在八十年代思想潮流的影响之下开始的。
史学面对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从而是既定不变的事实,然而后人读史,又一代有一代的视角和视野,从而一代有一代的关注、勾连、理解和解释。同一段历史之能够一遍一遍地写和应当一遍一遍地写,其理由都在于此。与八十年代的知识人以其对现代化的各自向往化为合群的呼喊相比,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已经越来越深,并且越走越远地进入了现代化的实际过程。这个过程使我们直观地看到种种构成了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并因之而比八十年代更切近地目睹了现代化。然而在这个大幅度增长和发展的过程里,与增长和发展俱来的,还有社会的深度搅动。而与后一面相因果的,是物利盛涨之下,价值在游离中脱落;稳定因竞逐而解体,精神随意义的远去而猥琐,以及当下在人心中与过去的断裂和当下在人心中与未来的断裂。这些都是八十年代所向往的现代化里所没有的内容,因此,它们与增长和发展一同出现在九十年代之后,既使曾经抽象的现代化变得越来越具体,又使越来越具体的现代化正显现为一种兼具多层内容、多面意义、多重矛盾的历史过程。因此,与实际过程中正在节节铺展的现代化成为一种对比的,是作为认识对象的现代化或现代性越来越纷争多端而难以走向统一。虽说与八十年代相比,我们更切近地目睹了现代化,但能够像八十年代那样自信已经真懂现代化和全懂现代化的人恐怕是越来越少了。
我之所以不嫌聒噪地追叙三十多年里的这种思想迁移,一是因为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形成的问题已非常不同于八十年代,而一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则不会不导引一代人的眼界和思维,并牵之以入各自的专业之中。二是因为经此七颠八倒,我已很难再相信用抽象的进步主义和理想主义可以统括地和完全地解释作为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的现代化。最终是两者都影响和改变了我读史的视野和视角、重心和理路,并因此而对曾经被进步主义过滤掉的那一面多了一点自觉的关注。
历史虽然是一种已经远去的往事,但若以社会转型为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代一代中国人共同面对的主题,则对于今天中国正在实现的现代化而言,近代中国的历史其实是同一个过程里的一段前史,从而我们此日所面对的问题,常常也是前人曾经面对过的问题。因此后人审视这一百一十年里的人物、思想、史事的时候,一定会看到相似的东西,古今同慨的东西和有触于胸中之所积的东西。而沿波讨源,又会由一百一十年牵及二千年。在这种感知和感应里,被时间和空间隔开的历史往往会变得很近。
把过去作为研究的对象,历史无疑是一种客体;但就过去仍然在影响现在而言,历史又不纯然是一种客体。所以,你提到的“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讲得非常明白的题目。在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里,有一类是具体的,因此是可以实证的。而由这种用考辨重建史实以重建真相所得到的答案,不仅是确定的,并且常常也是唯一的。还有一类则因其古老而又常新,实际上成为每一代人都不能不回应与回答的问题。然而这一类问题大半深涉义理,又在不同的世局中理一分殊,是以其间内含的道理虽一以贯之,而每一代人的回答都不会成为最终的答案和唯一的答案。因此每一代人在自己作了回应之后,又不能不把同样的问题留给下一代人,让他们在自己的世局中寻找自己的回应。
举例来说,二千多年里,中国人的政治、道德、社会都与义利之辨相交缠,遂使一朝一朝的中国人都须从政治、道德、社会的虬结之中去回应义利之辨。而一段一段地看,则清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同于宋人的义利之辨;若今人有心关注当世的义利之辨,其思考和回应也一定会不同于清人。这一类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但又因其实际上成为每一代人的问题而构成了一种漫长的和不间断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仅用同样的问题把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以时序为先后串联起来,并且在同样的问题里汇积了每一代人身处于不同的世局之中,而各自都倾力于寻求同一种东西的心路和理路。
虽说与历史中的世局、世相、情节、细节相比较,由这一类问题在串接和汇积中形成的历史过程缺乏十足的直观具体性,但世局、世相、情节、细节的起伏舛错却大半直接或间接地与之内相关联。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历史中更多形而上,也更具深沉性的东西。因此后人面对已经过去的历史,由阅读而理解,由理解而解释,从而在各成片断的事实中看出连贯的意义,则不能不顾及和认识这一类不同于具体问题,而又曾是每一代人都身在其中的问题。
然而由事实进入意义,实际上是由简单走入了复杂,并因此而很容易为名目各异的种种“史观”增添麻烦。一方面,片断的事实连贯为一个时代的整体历史,同时又一定会呈现出历史的多重内容和多面意义,而今日被称为“范式”的东西大半以构架厘然、条理分明见长,但厘然和分明常常是以舍弃一部分不能纳入构架和条理的内容为前提的。所以厘然和分明都不大能对应历史本相中的多重和多面。另一方面,以事实为对象,历史只能一段一段地研究,但着眼于历史中的意义,则每一段历史都由前一段历史而来,并长在前一段历史留下的规定性之中,因此读史需要朝前追溯。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在这种延长了的时间过程里,立足于短时段的观照与立足于长时段的观照未必总能互相对应,是以处在两种观照之间,历史演化中的事实性、合理性、道德性和真理性,遂并不尽能层层迭合而归于一致。这种不相对应和不能一致各有自己的理据,因此,他们最终反映的是历史内涵中的错杂和多端,以及历史内涵本身的丰富和广袤。而对于说明历史和理解历史来说,则一方面,错杂、多端和丰富、广袤都太过无边无际,既不是一个人能够穷尽的,也不是一代人能够穷尽的。由此形成的技止乎此,是认识对象对于认识主体的限制。另一方面,读史而用心于探究历史中的意义,是因为历史至今仍然在影响现在。但每一代人意中的历史意义,大半又是在他们所处时代面对的主要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主要关怀的引导之下和反照之下界定的。
因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眼光,遂使一代人有一代人对于历史意义特定的关注所系和重心所在。由此形成的视野有定,则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限制。然则身在两重限制之下,每一种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解释都只能是有限度的。而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史观,不同的范式之所以同时存在而又相互立异,一部分是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一部分是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限度,而限度又很容易演变为界限。
由你的问题引出了那么多话,绕来绕去,主要是想说明三十年史学生涯之后,我对史学本身的一点领悟。因为这一点领悟,所以,第一,我用文字所表达的,是我在通过阅读进入历史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感知、感受和思考,就我个人而言,这些都是真实的,除此之外,其实没有更多的深意。但实际存在的历史转化为文字表述中的历史,又只能通过个体的思想劳动来实现。因此客观的内容常常会留下主观的印记,于是而有显现于文字之中的不同个体的不同个性。在这一点上,我同其他人一样,既有自己的视角、视野,也有自己的限度,而由此形成的个性,在供人阅读评判的时候便可能引出种种联想和推测,然而这些都不在我预先设定之中,所以往往出乎我的意料。第二,历史学中的体系和范式都各有理论,从而各有方法。但读史既久,我更相信史无常法。因此,我对三十年来的各种体系和范式虽深抱敬意,却宁肯远看旁观,而不敢以身自附,在他人脚下盘旋。以我有限的能力,遂只能越过方法以直面历史,并力求用历史本身解释历史。
至于你所提到的“别具一格的词汇、概念”,就一面来说,不过是有感于现代汉语与古人世界之间的隔阂,而不能不多下功夫于常用词汇之外,目的是求其更能达意而已。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就另一面来说,我们现在身处于各种史学理论和体系构成的世界里,而理论和体系都是由词汇构成的。我常常遇到口头交流和讨论中很有见解的人,一旦写成文章借用某一类词汇,则词汇与词汇的勾连常会把他绕到特定的理论和体系之中,结果是本有的见解大半都被淹掉了。所以,我更愿意自己寻找词汇。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也是不得已。
选自《脉延的人文：历史中的问题和意义》（杨国强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