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文化下的多重分离与个体化
——对马勒心理发展理论的再发展
主评：消化与再生
——心理学“本土化”的未来
当代中国的心理学起源于对西方心理学的引进。从弗洛伊德开始的西方心理学已经有了超过百年的历史。时间跨度意味着一代代人才的培养，意味着研究的积累与延续，意味着学科的发展与成熟。然而这样好的西方心理学，仍然不能拿来直接用，而是需要进行“本土化”。因为中国人在中国文化中长大。
马勒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当代中国应用很广，影响很大，因为当代人的许多心理问题，都和“与母亲分离”有关，都和“独立”有关。马勒提出的分离与个体化模型，为描述和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参考框架。但如贾晓明教授所言，东西方的文化、家庭结构、社会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不考虑这种差异，把马勒的理论直接用于中国人（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多年），就如同一个没有鞋穿的人，终于找到了一双不合脚的鞋。穿上了，比没有鞋要好，但是别扭。所以贾晓明教授在此文中做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基于中国文化，对马勒的理论进行在发展，也可以说是一种“本土化”。本土化之后的理论，必然更加适合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对心理咨询实践将有更好的指导作用。
然而，“本土化”也有其局限。因为本土化归根到底是对外来理论的修正与补充，基本框架没有变。以本文为例，本土化之后的理论，适用面更宽了，但“分离个体化”这一内核没有变。换言之，仍然是以“分离个体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人不同年龄阶段状态。贾晓明教授在文中已经指出，中国文化更在意“家人一体”，更在意“小我”和“大我”。分离和个体化原本就不是中国文化关注的重点，哪怕经过了“本土化”，用分离和个体化的视角来看中国人，还是有些不通顺的。这样的话，马勒的理论对于中国人是不是就没用了？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做法？我个人的思考是：有。具体来说，“本土化”不如“彻底消化”，彻底消化之后的“再生”才是更好的答案。
“消化”的意思是，彻底理解一个外来理论，然后使用这一理论观察本土的文化与心理现象。在观察过程中，不断发现外来理论的适用之处与不适用之处。重点在于，当发现不适用、不协调之处时，并不去调整外来理论，而是更多聚焦于不适用之处的现象，考虑如何以本土文化中的概念为核心，从无到有地建构一个新理论。随后，再以这个新理论为基础，重新看待外来理论适用的现象。新理论的建构，以及随后对外来理论适用之处的整合，就是“消化”之后的“再生”。
仍然以本文为例。分离个体化模型对于描述中国人的心理现象有一定适用性，比如涉及具体个人与其母亲关系的情况。但不适用之处在于，中国人总体上并不强调分离与个体化，而是更强调关系与融合。那么，强调关系与融合的中国人，心理上有没有发展变化呢？还是有的，这种发展与变化用文中提到的“小我”和“大我”概念就能够更好地描述。以这两个概念为核心，建构一个新理论，比如，把中国人的自我发展，描述为“小我与大我”，小我有健康、不健康之分，大我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所指——原生家庭、班集体、工作单位、组建的家庭、国家、中华民族……所谓心理发展，包括了小我的建构与发展，也包括了相对于小我的“大我”迁移与扩展，也包括了小我如何处理与不同“大我”的关系。这样一个模型或许就更适合于中国人。那么以这个新模型再回头来看“分离个体化”模型原本适用的情况——也就是个人与其母亲的关系，就也可以用“小我与大我”来重新看待和描述这一部分。“小我”就是我，最初的“大我”是“我与母亲”的共同体。
如此一来，“分离个体化”理论就被“消化”了，而消化所得的营养（对本土现象的充分理解）再生为“小我与大我”理论。“小我与大我”理论是一个更纯粹的本土理论，并不是对“分离个体化”理论的本土化。新理论在现象描述与解释上涵盖了“分离个体化”理论在本土适用的各种的情况，并且能够描述、解释与处理更多专属于中国文化的现象。当然，这样描述一个新理论的“再生”还是有些简单，实际去做的话，理论的建构需要更细致，也需要在实践中反复验证和修改。
“本土化”看似是为本土服务，但骨子里是以外来理论为“本位”的，是对外来理论的修正，让外来理论可以更广泛的适用，可以多一些版本或者“模组”。
“消化”与“再生”是以本土文化为本位的。在其中，外来理论主要是作为一个观察工具，以加深对本土文化现象的理解。观察工具本身只是个参考，不会变成一种“标准”或者“通用语言”。
以成熟的外来理论为观察工具，的确可以加深对本土心理与文化现象的理解，甚至可以看到一些用本土工具观察不到的内容。反复使用外来工具，直到对相关的本土文化现象产生更深入的理解，确保这一理解是从本土文化出发，脱离于工具的。（而当前心理学界或多或少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借用工具的同时，对本土现象的理解已经不再是从本土文化出发，而是从工具相关的文化视角出发，并且无法脱离于工具了）以上就是“消化”过程。而“消化”的结果，就是对本土心理与文化现象的理解更丰富了，更深入了，这就是“消化”所获得的营养。基于这些营养，寻找本土文化中的概念，建构新的理论，这就是“再生”。
副评一：来自吕仁慧
考察某个心理学概念是否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适用，或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首先需要弄清的是这个概念在原本的语境下所指代的心理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来比较，是这个概念内涵上本身的差异，还是具有相同内涵的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形式不同。
具体到“分离与个体化”，按照文章中的说法：“0-3岁心理发展任务的最后完成是幼儿将重要的养育者母亲内化在内心，内化的母亲使其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离开母亲去自我独立发展”。那么可以认为，这里指代的“分离与个体化”，对于一个人的心理意义是，他内化了一种最初来自于母亲的支持，形成了内在的焦虑安抚机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基本完成了“分离与个体化”，他可以在内在对自己行使母亲的安抚力量，用以来支持自己。反之，一个人如果没有完成“分离与个体化”，他常常感受到不安全感，并且因此表现出对关系的需要。
在文中，贾晓明老师提到“中国人一生中不断循环往复的分离与个体化过程也是不断心理修复的过程”。我认为，这一点并不限于中国人。对于生命发展早期有严重创伤的人而言，会在一生之中不断寻求自体客体的体验，并有可能在非父母的健康关系中得到修复自身的机遇。对于一般人，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会经历文中提到的青春期，中年乃至老年，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在其中区分度有一些，但似乎并不是很大。
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说明了心理而非地域上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体验家庭关系，建立和体验自我感上是存在不同的。即文中提到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直线型生命观”，关系型自我，和孝道。因此，一个基本完成或正在进行“分离—个体化”的中国人和西方人，表现在和家人的关系上很可能是存在不同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直线型生命观”，“家庭大我，个人小我”包括“凡事以孝为先”的家庭态度究竟会对中国人的“分离—个体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是因事因人而异的。
副评二：来自东振明
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在任何文化下都是个体的一个根本需要。但不同文化对“独立”这个概念内涵的理解和界定却差异巨大。
“独立” 是从原生家庭中独立出来，尤其是和主要养育者的分离。但我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就是对家族和家庭的重视。正如贾老师在文章中指出：“我国人的自我是一种‘关系性自我’……个人的生命轨迹是‘祖先--祖父--父亲--自我--⼉⼦--孙子……’的一部分，形成了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直线型生命观……在我国家庭文化里，保持与家庭的紧密连接，甚至共生的状态，是一种被推崇的人生态度和追求……家庭中的个别成员不再被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是整体家庭生命中的一环，家庭关系成为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文化下的分离个体化自然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下的分离个体化。贾老师基于我国这种家文化创造性地提出了“双哺理论下的分离个体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创性的贡献。首先这个“双”字用的很妙！分离个体化强调的是要从关系中独立出来，而“双”字体现的又是一种相互关系，这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逻辑恰似我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如“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等词语都是这样，这是中庸之道的一种体现。我国文化的分离个体化是在关系中的分离，是在关系中的个体化，而不是脱离关系的独立。“双”字与“哺”字连用组成“双哺”一词就非常巧妙的把我国的孝文化包含进来了。爱是一种双向流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都是强调关系的双向互动。
贾老师从终生发展的时间纵向维度提出了多重分离个体化，即前俄期、青春期早期、青春期中期、青春期后期、中年期和老年期。在双哺理论下，每个时期的分离个体化所面对和要解决的危机各有特点。在早期阶段主要的是小孩子的分离个体化，而到了老年期有很多时候是老人退行到了共生阶段，这时可能更需要老人的分离个体化。这是由于个体在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变化所导致的。
怎么样即在关系中又成功的分离个体化呢？或许也可以从关系的横向维度来考虑这种多重性。比如文章引用了杨国枢教授以父母为对象归纳出的传统孝道的15项内涵：“敬爱双亲、顺从双亲（无违） 、谏亲以礼、事亲以礼、继承志业、显扬亲名，思慕亲情，娱亲以道，使亲无忧，随侍在侧，奉养双亲、爱护自己、为亲留后、葬之以礼、祀之以礼。”这可以认为是亲子关系的一个“横截面”。其中的“敬爱双亲、思慕亲情，娱亲以道，奉养双亲、爱护自己”几个方面也许不需要太高的分离个体化程度。在“使亲无忧，谏亲以礼、事亲以礼、随侍在侧，葬之以礼、祀之以礼”几个方面则需要中等程度的分离个体化，比如“使亲无忧”这个方面，我们并不能完全为父母的情绪负责，他们的“忧”很多时候是受他们自身因素影响的，但我们又不能置父母的情绪于完全不顾，所以这需要一个中等程度分离个体化。“顺从双亲（无违） 、继承志业、显扬亲名，为亲留后”这几个方面已经不适应当今的时代文化，所以需要高度的分离个体化。
贾老师在文末写到：“当然理想的自我健康发展状态其实也许根本不存在，人们为了克服孤独的恐惧，为了不依赖他人而教导自己在内心建立起安全的客体，然后独自前行。但是我们又是关系的动物，又是要在关系中发展。所以分离与个体化是我们的理想， 但也许又无法达到的理想境界。或者说能在亲密关系中依赖，又能在分离时自我独立，能自如地在两极之间浮动，也许更是一种理想的健康状态。”我想这种理想的健康状态就是“中庸”，在我国文化下的分离个体化不是要成长为原子式的独立个体，而是应发展成像太极图一样既界限分明又相互内在的一种人格结构。
追评：来自吕仁慧
一、评《功夫取向心理咨询》：为中国心理学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术语
四、评《时代空心病和焦虑经济学》：以“问题为中心”的心理学研究
五、评《内证：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之独特研究方法》：中西方心理学的本质差异
六、评《聚焦心理治疗——体验式释梦》：人心中最本质的内容，唯有靠主观体验来确认
八、评《中国成年子女同父母和解的经历》：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
十、评《历史的共情：基于中国知识传统的心理治疗可能》：共情的深度和广度
十二、评《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融入现代心理治疗》：怎么融入？
十三、评《时空的心理建构——从体验到概念》：体验与推理的无缝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