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文化下的多重分离与个体化 --对马勒心理发展理论的再发展

从弗洛依德开始，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便关注于人出生后不同年龄所体现的心理发展特点，并分成不同的心理发展阶段。当然弗洛依德最关注6岁之前的心理发展，著名的是性心理发展阶段，以力比多投注的对象来划分（Buckley，1986）。

其后，又有许多精神分析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早年心理发展阶段进行探索，他们甚至比弗洛依德更关注0-3岁前的心理发展，这一发展阶段又被称为前俄狄浦斯的发展。在这些众多学者中，马勒（Mahler）也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将0-3岁人的心理发展分为正常的自闭、正常的共生、分离与个体化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即分离与个体化阶段），马勒又将其分成为四个亚阶段：分化、实践、和解、情感个体恒定与个体化（克莱尔， 2003）。马勒针对分离与个体化所划分的四个亚阶段，极为细致也具体描述了婴幼儿心理发展的重要过程。

具体来讲，分化与躯体意象阶段是5-8个月的婴儿，开始把自己的身体与母亲隔开，去尝试探索新的世界，但会有陌生情境焦虑[1]；实践阶段是9-16~18个月幼儿，以自由直立行走为开始，开始在没有母亲的空间进行探索；和解阶段是18-24个月左右的幼儿，一方面与母亲分享学会的新的技巧和经验，同时也体验更多的分离焦虑，回转到母亲身边；情感个体恒定与个体化阶段是24-36个月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儿童内化了母亲的形象，这个永久的内在形象使儿童即使在一些压   力和困难情景下其功能也能够独立发挥(涂翠平、夏翠翠、方晓义，2008)。

显然在马勒的理论中，0-3岁心理发展任务的最后完成是幼儿将重要的养育者母亲内化在内心，内化的母亲使其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离开母亲去自我独立发展。然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个是分离与个体化阶段如果没有很好地完成，以后是否有机会再修复，或者说分离与个体化是否是人一生要不断完成的任务？是否在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会重复类似的过程?已有西方学者将马勒的理论扩展到青春期的心理发展阶段研究，甚至有学者认为分离-个体化的过程既是一个发展阶段，又是一生的过程（Brent， 1998，p.294；Levine， Green & Milton,1986，p.123-124)。这些均是极具启发性和探索性的研究。

另一问题是，这种分离与个体化的发展是否受文化的影响。如果拿东西方子女与家庭的关系简单做一个比较，会发现有明显的不同，比如比较典型的，在西方到了18岁，子女大多离开家庭自己独立生活，包括经济上的独立。至于子女的升学、就业、恋爱、结婚、生子，父母不能强制子女听从自己的意见。退休后的父母，即使独身一人了也多会独自生活，不会与子女在一起。而在中国比较典型的关系是，子女在理念上是属于父母的，子女要听从父母，在升学、就业、恋爱、生育等方面要遵从父母的意见，甚至可以一直依靠父母生活，包括经济上的一直得到支持。养儿防老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观念，成年子女和父母住在一起，或者照顾父母，是一种尽孝的表现。基于上面两个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图从中国家庭文化的视角，探索中国人一生的心理发展是否重复马勒所提及的分离与个体化发展阶段，并如何进行划分；二是中国家庭文化在分离与个体化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影响。

西方精神分析学者Winnicott所说“没有所谓小宝宝(婴儿)这回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aby）” (1957)[2]，简而言之即婴儿永远是和母亲配对出现的。但是这一配对要一直到哪个年龄结束呢，对于中国人来讲也许是伴随一生的过程。在中国家庭文化里，保持与家庭的紧密连接，甚至共生的状态，是一种被推崇的人生态度和追求。

1. 家人一体

中国的儒家在反思“自我”的生命起源时，是由易经的宇宙观出发，认为生命是受之于父母的，于是自己的生命是父母亲生命的延续。个人的生命轨迹是“祖先--祖父--父亲--自我--⼉⼦--孙子……”的一部分，形成了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直线型生命观。因此，中国人的家庭关系特别重视父母与子女间传承的纵向关系（Hwang，2001）。

由于儒家生命观中对于血缘关系的重视，华人社会形成了以“父子轴”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家人关系体系，家庭中的个别成员不再被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是整体家庭生命中的一环，家庭关系成为不可分割的联系，儒家提出了“家人一体”的理念，并视之为一项不容置疑的事实（Hwang， 1999）。不同于重视个别成员的独立自主及成年后与原生家庭的分离，中国人在其一生的生命历程中，心理感受永远是与家庭相连的。同时，家人也被视为自我的一部分。

2.个人小我、家庭大我

在华人的文化脉络中，自我不是一个个体的自我，而是一种“关系性自我”。中国人的自我是缺乏心理边界与家人一体，又与其所处的更大的社会网络密不可分（雷雨佳， 2009）。为维持家族的团结和谐，家庭中的个人除了应在家庭中尽心实践角色义务，还必须培养忍耐自抑的行为倾向，以维持家族的和谐。

黄光国描述中国人观念中的“大我”与“小我”，以个人身体作为范畴而界定的自我认同，称为“⼩我”；以与其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所界定的社会认同，称之为“大我”（2000）。刘于华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家庭对于自我认同的内在诠释中，为了维护家庭结构所采取行动的部分，被诠释为“家庭大我”（2003）。

由于这个部分的自我在中国文化脉络中被视为对家庭有贡献，符合中国人家族主义以家为重的伦理要求，因此在其自我认同中，是可被看见且被肯定的部分。至于个人自身的失落与苦情，则被文化视为家庭维系而值得牺牲的部分，因此被诠释是“个人小我”。中国文化并不鼓励个人对自我重视，因此归属于个人小我范畴下的失落，也往往不被看见或被自己所忽略。

3.凡事以孝为先

孝是一套子女以父母为主要对象的特殊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杨国枢等学者将以父母为对象的传统孝道归纳为以下15项内涵：敬爱双亲、顺从双亲（无违） 、谏亲以礼、事亲以礼、继承志业、显扬亲名，思慕亲情，娱亲以道，使亲无忧，随侍在侧，奉养双亲、爱护自己、为亲留后、葬之以礼、祀之以礼（2004）。

杨国枢从生态文化学的观点认为，孝是一种复杂而精致的文化设计，其主要功能在于促进家庭的壮大、团结、和谐及延续。也只有这样的家族才能有效从事务农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当然，即使在现代社会不管是随侍在侧，还是奉养双亲，甚至爱护自己身体，养育子女都是尽孝的表现。

从马勒等学者的观点出发，可以把婴幼儿早期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分离与个体化理解为是一个没有终点的阶段，当前许多中国人在其人生一些重要的心理发展关键阶段，实际上在不断重复着分离与个体化的过程，也体现着四个亚阶段的特点，在不断修复不断发展着，呈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这几个关键时期主要有进入中学的青春期早期、进入大学的青春中期、走入婚姻的青春后期、 空巢家庭的中年期、退休后的老年期。

1.升入中学后青春期早期阶段。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第二次“断乳”，是指心理上的“断乳”。同时又进入新一轮的分离与个体化的发展过程。

首先是分化，进入青春期后，开始有自己的秘密，有自己的空间，不喜欢和父母出行，叛逆，以此表明自己有独立见解，与父母不同。

其二就是实践，交同龄朋友，遇到事情尝试自己解决，或者找同伴解决， 不断挣脱父母的管教。

三是期待和解，在学业上、交友上、情感上不断遇到挫折，使他们又不得不需要父母的帮助，但是有人回头找父母商量，得到父母的支持，有的则一直独自处理问题。

四是自己选择升学志愿，做好准备离家读书，做好准备离家工作。

这一阶段父母多有不适应，他们突然感觉孩子跟自己讲话少了，担心交异性朋友，担心交不好的朋友，会不自觉地关注子女，期望子女按照自己的意愿学习生活。但是多遭到了子女的反抗，有的产生极大冲突，但也有子女投降，有的甚至不再出门，父母成了唯一信任的人，生活全部交给父母安排。

在这四个亚阶段中，和解常是最艰难的阶段，许多子女与父母很难达到共识，有些子女义无反顾地去实践，但多因为没有得到父母相应的指导，在青春期的成长中遇到许多挫折而又没有顺利的解决。而那些能与父母和解，与父母能有效交流，和父母商讨面对生活遇到的困惑，多内心变得独立强大，更能独立面对外界，也知道有父母做坚强后盾的支持。

2.进入大学和社会的青春期中期阶段。

这一时期又被称为第三次断乳。18岁，中国的子女多离开父母上学或者去工作，他们在形式上实践着与父母的分离，多要独立处理学业、人际、情感等方面的问题，他们开始真正实践独立的生活。

然而他们也遇到许多的困难，许多大学新生无法适应独自离开父母的学习生活，一些人遇到困扰向父母求助，得到他们的支持，也就是类似和解期的状态。

当然有少数人的父母因子女遇到困难来到学校陪读，使父母与子女关系又退回到类似共生的状态。

还有许多学生采取了寻找替代指导者的方法，如辅导员老师等，凡事必寻求他们的帮助。中国的高校里老师无形中承担着父母的责任。

然而当进入和解期子女寻求父母和老师的帮助时，能否学会独立最终能自我承担责任，才是真正完成这一心理发展阶段任务的关键。当然许多学生还是逐渐学会了独立成长。国内的一些初步研究也表明了这一情况（何爽，2009）。

另外一些学生却缺少和父母的连接，他们会认为从少是自我教育长大的， 所以遇到困难也不会去求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顺利完成了分离与个体化的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来在青春中期的成长过程中，一些年轻人他们被称为“啃老族”，台湾地区称之为“滞家青年”。不管是高中毕业还是大学毕业，他们再一次退回到共生阶段，不出家门，不去学习，也不工作，完全由父母来照顾，他们失去再一次分离与个体化心理发展的机会。这种状况的出现无疑与中国家庭文化有关，父母与子女之间过度的紧密连接，父母为子女似乎承担永久的责任，使子女难以独立成长。

3.进入婚姻的青春期后期阶段。

结婚使人从形式上更加真正地离开了原生家庭，有自我独立生活的空间，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与另外一个独立的个体生活。他们遇到的挑战是婚姻使他们又重回到与另一人紧密的关系中，有些人有面对失去自我独立的恐惧，还有人对另一人极度依赖的心理又回到共生阶段。

处理夫妻亲密关系，是他们重新面对分离与个体化的又一挑战。

4.进入空巢家庭的中年期阶段。

有了子女后，父母开始了抚养子女过程，父母不但在子女心理发展，包括分离与个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时要承担的角色，同时自我也再进一步把以往未分离的关系转化到子女身上。

子女离开，使身为父母的人，也再完成又一个次分离。然而有趣的事，许多人还是把子女作为生活的重心，一方面他们继续供养子女学习，有经济条件的家庭，父母已为子女买好了房子，他们期待的也是子女再回到身边。而家境不好的子女，又期待工作后挣更多的钱买房，把父母接过来一起居住。

所有学业、工作的人生奋斗似乎不是为了分开和独立，而恰恰是为了再在一起。这无疑深受家人一体、家庭大我、孝道为先的家庭文化影响。

5.退休及晚年生活的老年期阶段。

养儿防老是中国文化中养育子女的重要目标，如果没有生儿子也会被认为是不孝。总而言之，老人跟随子女生活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除了经济上原因，心理上对子女也有所依靠。老人的孤独寂寞，和儿孙在一起生活可以得以补偿。在这个过程中，老人可能会变成“老小孩”，成为了被照顾者，子女成了照顾者，两者的身份似乎被颠倒过来。当然也有一直要老人照顾子女的家庭，多以照顾孙子辈子女为体现。

人们将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看成是决定论，早年的心理发展决定了以后的人格形成。

依照马勒的理论，较早期的共生期未完成的危机和残渣以及分离并成为个体的过程，影响一个人整个一生的人际关系。马勒在最后一个阶段没有给最终年龄结点，这其实意味着分离与个体化是人一生不断面临的主题。

纵观当前中国家庭文化下的个体成长，分离与个体化一直是个不变的主题， 出现在每个人生的重要发展阶段，分离与个体成为了成长中的核心冲突，当然也形成了成长的契机和不断的修复过程。

1．过早分离和维持共生的极端养育过程限制了分离与个体化的健康发展。

中国在子女养育的过程中，由于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原因，常会出现两种极端的养育状况，一个是因为要工作或出外打工，很小就不得不把子女送走寄养在他人家中，就像现在的诸多留守儿童。另一是0-3岁母亲或与老人共同照顾抚养，过于的溺爱维持过多的共生状态，有的延续到上幼儿园，有的一直延续到上小学。前者使幼儿过早经历分离创伤，在内心建立稳定的安全客体成为困难；而对共生状态的维持，又使未来正常的分离带来困难。

另一种极端的状态，一直被过度保护的小孩，在孩子3岁左右未经熟悉过程便被送到幼儿园，有的甚至是全托，一个星期、几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见不到父母，这种强行分离无疑又是一种创伤性的体验，会使幼儿更加退行或者出现其他问题行为。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进入青春期后必然会出现叛逆心理与行为，进入大学也总有适应的过程，组建婚姻要建立新的亲密关系等等，如上文所述这些过程会再体验分离与独立所带来的痛苦和困扰。

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但要完成新的阶段所需心理发展任务，同时以往未能完成的心理任务会被重复和再强化，使分离与个体化更加难以完成。

2．因文化而生的核心冲突--分离与个体化

中国家庭文化的家人一体，只有大我而无小我的观念，如果与家人特别是养育者分离，不管是空间上的、形式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似乎都意味着不孝和背叛。但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已从一个封建的农业文明社会转向工业文明社会，社会给每个人的独立空间越来越大，而且工作形态、生活方式也要求人们的独立性，明确的边界感，以及可以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透过法律维护个人权力的生存状态。

传统的透过家族传承和家族团结来维系发展的文化在某种程度已不再适应人的心理需求和社会现实，但是传统的家庭文化还是许多人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许本能地还是希望得到父母及家人的帮助，会马上进入和解期。而一些年轻人的“滞家”也好，“啃老”也好，回归家庭靠父母抚养， 似乎又回到共生的状态显得理所当然。而同时作为父母又期望自己老了要靠孩子赡养。有些子女本身还没有独立出来，当意识到还要赡养父母，承担着较大的家庭压力和责任，有的会更早退行。

也许中国人内心很难做到分离与个体化，这成为许多心理困扰的核心冲突。一方面需要独立，另一方面又无法独立与分离，家人一体的文化，还有孝文化，无形地制约人的个体独立和发展。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也许这是中国人所面临这一心理冲突的特别时期， 现今传统生活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并存，不同的传统价值观点并存，个体的人格健全发展的评估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人与人之间彼此依赖、彼此独立都被推崇的时候，孰对孰错很难寻找到唯一标准。

3.重复中不断的心理修复也是一种螺旋式上升

对于人生重要发展阶段所再重复出现的分离与个体化发展过程，也可以说是处在成长的危机状态。

但是汉语语境中的“危机”意味“危险”加“机会”，虽然面临冲突是痛苦的，解决冲突的方式有的是退行，但同时也是给子女和父母双方新的解决问题机会，可以在分化、实践、和解和情感恒定客体与个体化的几个亚阶段过程中，能有新的感悟和体会，有新的成长实践。

当青春期来临时，不管作为子女还是父母，都是可以重新修复的一个机遇。孩子叛逆寻求外部世界的发展，建立同伴友谊，情窦初开，实为与父母分离长大的实践。父母应该支持鼓励他们，或者说应该轻轻的往外推他们一把，让他们走出家门，与外部世界建立关系。

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让他们回头，认为他们的探索是错的，而是给予他们理解与支持，并提供建设的意见与他们商讨。这实为健康的和解过程。子女可以在与父母的交流中吸取健康的营养，建立自信，更多的有能力独立处理外部世界的问题和人际关系，同时又能与父母有恰当的连接。

当然理想的自我健康发展状态其实也许根本不存在，人们为了克服孤独的恐惧，为了不依赖他人而教导自己在内心建立起安全的客体，然后独自前行。但是我们又是关系的动物，又是要在关系中发展。所以分离与个体化是我们的理想， 但也许又无法达到的理想境界。或者说能在亲密关系中依赖，又能在分离时自我独立，能自如地在两极之间浮动，也许更是一种理想的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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