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惟我”与“无我” ——中西方自我观比较研究》：“惟我”之实证、“无我”之内证

作者：杨宪敏

指导教师：彭彦琴

评者：苑媛

初见此文时，有一种惊喜感。这种惊喜感源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尚未毕业的心理学硕士。当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能够从持续多年的西化催眠中清醒过来，开始深入思考中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之不同，并尝试用多种方法去呈现“中国心理学”的样态，不禁升起一股薪火相传的希望感和自豪感。

1.何为“人”

要想讨论清楚人是否有“我”这个问题，恐怕要追溯到更基本更根源的一个问题：心理学如何定义“人”？诚然，这个问题未必能达成共识；同时，我们可能也不必追求这种共识。原因之一在于，不去追求某个唯一的共识，恰恰是人在精神层面有所超越的一种体现。

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核心存在中，都是有意识和自我意志的，并且贯穿其人生的每一个时刻（朱建军，2018）。这里所说的“核心存在”，是指个体生命形成的第一刻，即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这个个体作为“人”的心灵生活就启程了。简言之，人类的受精卵或胚胎是有心灵的。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运用逻辑思维工具很难证明或证伪，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很难证明或证伪。好在其他学科提供了些许线索和依据。例如，表现遗传学和胚胎学的相关研究表明，父母的创伤经验影响孩子的基因表达和应激模式，实现路径是孕妇和受精卵的细胞记忆。比如，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孕妇，生的孩子皮质醇水平较低（皮质醇是肾上腺在应激反应中产生的一种糖皮质类固醇激素；其主要作用在于抗炎、抗过敏、抗病毒，还可以增加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正常范围是160—660纳摩尔/升）。面对新刺激时，这种孩子所感受到的痛苦，比皮质醇水平正常的孩子更为剧烈，控制情绪和调节压力的能力会被削弱。

这个研究结果意味着，人类受精卵和胚胎期的某种生物学特点，是通过心理功能来体现的，而心理功能属于心灵层面的东西。在个体生命发展的过程中，基于生物学因素的心理功能并非一成不变，因为“意识”参与其中，哪怕微弱到比较低的水平，诸如“潜意识”和“前意识”。

如此说来，作为“有意识的”存在，人也是有“自我意志”的。这里所谓的“自我意志”是指主体的心愿或选择，是指可以被环境因素影响，却不被环境因素所决定的意志。但是，人格层面的“自我”并非实体存在，而是一个主观构建。换言之，心理学意义上的“我”仅在精神层面存在。所谓“自我”、“自我意志”“社会自我”“理想自我”以及一切与“我”有关的概念、知识、理论和方法等，都是建立在这个虚幻的“我”的基础之上。如果抽离这个基底的“我”，所有与“我”有关的精神存在都将不复存在。

正是在这一点，中国心理学和西方心理学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心理学主张self-only，中国心理学则相信no-self。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相较而言，self-only容易引发“自我中心化”、霸权化、操控化和精神僵化，容易将人推向“异化”；no-self却为“人”带来更多的“去自我中心化”、可能性、选择性、流变性和精神超越性，容易将人引向“人化”。

2.何为“内证”

中国心理学最核心的方法论是“内证”。关于何为“内证”，致力于探索中国心理学的中国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譬如，有的学者强调“既非经验，亦非超验”，有的学者强调“主客体统一”，有的则侧重于“舍弃言语概念”等。

我们所理解的“内证”，强调观察人的内在经验，即观察主体是从直接体验中获得经验，而非间接获得经验。“间接获得”是指获得经验的路径是人表达内在经验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只是符号或某种符号化的结果。所以，实证主义通过这种间接的方法，所获得的不是人真实真切的内在经验，而是用来表达或表现内在经验的符号或符号化的结果。

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心理学的“内证”，亦可称为“亲证”“心证”和“体证”。依靠种种直接的、主观的、内在的经验，获得更贴近人的真实内心的知识。或者说，为了让心理学更“贴心”，我们需要确保，被验证的材料更加具有“心”的味道，最好是直接的心理经验、内在感受和真切体验——材料“贴心”，验证结果才能“贴心”。

在相同的情境下，如果不同的人所内省到的心理发生是大致相同的，并且，这种大致相同的心理发生能够在相同的情境下重复地出现，那么，由此获得的心理学知识就是理性的、公共的、普适的。据此，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心理学知识得到了科学的检验和确证。

评者：吕仁慧

硕士生进行此类研究实属不易。借以这篇难得的论文，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自我(self)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正如论文开头所言“中西方自我观差异是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论文中提出的最重要观点——中西方自我观差异为“惟我”与“无我”的差异。

文中提到：

为了找出这种差异，不妨从“惟我”与“无我”表层次的差异——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外在表现形式入手，亦即从个体组织知情意行的角度不同进行比较分析。如果把“个体超越自我意识，从社会（包括他人）及其与社会（包括他人）关系的角度组织自己的知情意行”看作是一种社会定向的话，那么相应的“个体从自我角度出发组织自己的知情意行”，就是一种自我定向。

杨宪敏，《“惟我”与“无我” ——中西方自我观比较研究》

作者把自我定向和社会定向看作是中西方自我观的“表层”差异，而深层差异在于“有我”和“无我”。乍看下这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我看来，这其实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在于把不同层次的心理现象混为一谈。

“自我定向”和“社会定向”都是在“有我”的层面去谈的。它们的差异，在我看来，类似于内外向的差异。举个或许不太恰达的例子，男女的自我差异上，男性的自我倾向于向内聚拢，注重个人成就；而女性的自我倾向于向外连接，注重人际关系；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先天的生理差异，以及后天性别文化的塑造，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但我们不能说，女性和男性更深层的差异是女性更无我，男性更有我。

此处，我想表达的是，最好不要把不同层次的心理概念和现象放在一起去谈，它会带来一种混淆。而且会有碍于对事实和现象的思考。

第二个问题也类似，当我们用“无我”去表达一些现象时，实际谈论的可能还是“有我”。

文中提到：

与西方“惟我”思想截然相反的是，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追求对“自我”的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分天下各有其一，呈现的是三位一体的多元文化。在这个多元文化中，三家思想各有所异，但也有其共通点。就“自我”这一主题来说，儒道佛三家均表现出“无我”的特质。

杨宪敏，《“惟我”与“无我” ——中西方自我观比较研究》

正如论文所介绍，儒、道和佛三家均表现出“无我”的特质。按照作者的说法，“无我”在三家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本文谈“无我”时，至少指代了三种不同的心理现象或体验：一种是佛教中明确提到的“无我”（无我）；一种是道家对“真我”的体验（有我）；一种指代儒家中对关系和他人的重视(有我)。

我个人的观点，以上三种“无我”，只有佛教的“无我”是文本想说的“无我”。而以上三种“无我”，只有最后一种，也就是儒家的“无我”（实际还是有我），即对人与人关系的重视，导致了上文作者所表达的表层不同。儒家是关于道德的体验(刘昌，2021)。由道德的体验到道德的实践，由实践沉淀下来的道德规范和教条，直至在漫长的历史中成为文化潜意识的一部分，影响着中国人自我的体验方式。

第三个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本文章采用的研究方式，第一部分是理论的研究，可以看作对中国文化（儒释道）的理义诠释；第二部分是实证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实证诠释。而理义诠释是研究传统文化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方式，其深度和准确性因缺乏学术评价标准，在当下是难以评估的。

理义诠释不仅仅是诠释者的思考结合文本，其中必然会涉及到体验。这要求诠释者本身具有阅读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体验。这令理义诠释难度很大，而结果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目前可用的参考标准。本篇论文后续的实证诠释研究中，所列举的“惟我”和“无我”的编码指标来比较庄子和苏格拉底，对于一些指标我是存在困惑的。

对于以上三个问题，我认为不限于这个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理义诠释中的体验不足和不清；另一个原因我认为我们的思考容易被语言所蒙蔽。例如文中提到【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并以此要求自己及其弟子，以培养这种“理想人格”为其终身目标；......反观古代西方的哲学界，他们自始至终都在探寻“我是 谁？”的问题的答案，由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确定自我就是正在怀疑、理解、理 会、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象和感觉的东西。可以说，他们的研究始终都在 围绕“自我”进行。】。在我看来，相比于孔子提倡的理想人格，“我思故我在”的疑情发问更接近无我的本质。

写完这篇评论，我体验到了一些总是给人挑毛病的自我责怪。坦率讲，如果让我去完成这样一项研究，我可能会在一开始因畏难而退缩。所有创新性工作都容易遭到批评，缺点也会被放大。

挑毛病并非根本目的，如果这些思考能够带来一些启发，我还决定将其发出来。看到自己的硕士论文被人评论，可能多少会有些冲击。倘使作者偶然看到这篇评论，希望可以进一步思考、讨论和争论，我们在批评中相互体谅，共同进步。

编辑：陆浩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