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查德·斯特恩（Richard Stern，美国传统基金会）
来源：每日信号（The Daily Signal）
人们经常用金钱来谈论我们的经济领导地位，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关乎美国人民的福祉。
经济有一个目的——组织我们的劳动力来生产家庭需要和渴望的商品和服务。毕竟，经济学的词根指的是家庭，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
虽然这里的大部分讨论都是关于竞争的，但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自由。自由地建设、自由地创新，自由地决定你的家庭需要什么才能茁壮成长。正是通过经济自由，一个健康的竞争市场才会出现。
经济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物。它是我们为彼此服务而做的工作的集合。这就是国内生产总值，不是美元数字，而是我们为周围人所做的一些工作的衡量标准。
这一过程生产出的产品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延长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保留了真正最稀缺的资源——我们的时间。也许充满活力的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让我们有时间与家人和社区共度时光。
经济自由使我们能够利用价格信号妥善协调全球数十亿人的工作。它促进了改善生活质量和节省时间所需的微妙的实验和创新过程。
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顾及家庭和社区，规避风险。自由市场中自由人民创造的经济结构本身就倾向于稳定和弹性。规避风险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这些有机的、创造繁荣的系统与另一个实体共享道路，这个实体拥有碾压道路和人行道的权力：政府。
梅卡特斯学者、前司法部反垄断司首席政策经济学家格雷格·沃登 (Greg Werden) 的研究成果突出了一个鲜明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反垄断政策试图使几乎所有的纵向合同限制和纵向合并都成为非法。
这项政策对协调和生产弹性创新生产链的能力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导致我们的行业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这项政策制造了伪装成竞争的混乱。
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市场份额大并不意味着可以免受竞争，这也许违反直觉。我在国会任职期间就见证了监管沃尔玛的努力转变为保护沃尔玛等公司免受亚马逊侵害的努力。
当然，百视达曾经在录像带租赁市场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仅存的一家门店可能仍是如此。然而，大多数消费者已经转向了新形式的内容。
这里的共同点不是政府采取行动来拯救家庭，而是技术的不断进步让美国家庭摆脱了过去的限制。
我们必须谦虚地对待政府权力。作为权力垄断者，政府不受我们在自由市场中相互施加的限制的制约。政府不对改善生活质量的协调和创新的微妙过程负责。
美国人日益增长的经济忧虑或许可以归咎于政府的不计后果的政策。
在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出台之前，我们的税收制度一直是世界上最严厉、最复杂的税收制度之一。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联邦支出导致美元贬值45%。
政府的挤出效应导致新的中等价位住房抵押贷款的利息成本增加了35万美元，并剥夺了许多人拥有自己企业的梦想。
我们的监管状态已经抑制了增长，导致每个家庭每年的生活质量损失约 53000美元。
这些准入门槛对于小型和创新型企业来说尤其严重。公司内部律师和会计师提供的福利是街角小餐馆无法享受的。许多补贴和法规都偏向某些企业，而不是其竞争对手。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将创新者在车库里修修补补的角色浪漫化了，从亨利·福特到史蒂夫·乔布斯。有了这些政府壁垒，我们真的会惊讶于我们失去了经济弹性和领导力吗？
如果我们今天的努力要取得成功，我们必须仔细审查现存最反竞争、最根深蒂固的垄断：政府。
这是理查德斯特恩6月5日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竞争政策、反垄断和消费者权利小组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经过轻微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