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首歌谣引出了沉在江心三百余年的惊人财宝，也引来了一场骇人听闻的盗宝奇案。
2013年，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月色如银，宁静的岷江畔却隐藏着一丝不为人知的秘密。每当夜幕降临，那朦胧的江面上便会出现一幅奇异的景象。成群结队的船只悄然驶来，船上的并非寻常渔民，而是一群身着黑色潜水服、手持先进金属探测仪的陌生人。他们眼中闪烁着贪婪与好奇的光芒，仿佛在这寂静的夜色中，正探寻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些怪人悄然跃入江中，水波不兴，仿佛连江水都为之沉默。他们潜入深不见底的江水，用手中的探测仪仔细搜寻，不知在寻觅着何物。随后，那些船只又悄然消失在夜色之中，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然而，随着这些怪人的出现，四川乃至全国的古玩黑市上，却开始流传着一些新奇的宝贝。有的金册熠熠生辉，有的银锭沉甸甸的，还有那些刻有“西王赏功”字样的钱币，无一不让人叹为观止。这些文物皆是世间罕见的珍品，一时间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和猜测。
警方自然也不会放过这突如其来的线索。经过层层排查和缜密分析，他们终于确定了岷江上那些奇怪活动的真相——那正是一群盗宝人在进行非法发掘活动！此事关系重大，警方立即成立了“2014.5.1”江口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专案组，誓要揭开这背后的秘密。
然而，当专案组深入调查后，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事实。原来，这些盗窃者并非专业的盗墓团伙，其中竟有一半是岷江附近的农民！这个结果让警方惊讶不已，他们不禁要问：为何这些农民会拥有如此专业的潜水设备和探测仪？他们又是如何知道江下埋藏着宝藏的呢？
在月色下，江水波光粼粼，仿佛隐藏着无尽的秘密。而那些农民们，或许正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吸引，才会不顾一切地投身于这场寻宝之旅。而江水之下，究竟隐藏着谁的宝藏？这一切，都成为了警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2016年10月14日，一个晴朗的秋日，四川江口镇周边笼罩在一片肃穆与庄重之中。曾经在这片水域上肆无忌惮地进行非法挖掘的“宝藏猎人”们，终于迎来了他们命运的审判。经过警方数月的严密布控和精心策划的收网行动，10个专门从事盗掘文物的犯罪组织被成功捣毁，328起盗掘古文化遗址、贩卖文物的案件也一一被侦破。行动共抓获了70名犯罪嫌疑人，追回了上千件珍贵的文物，为文物保护工作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些被追回的文物中，有一件文物格外引人注目。它的单件交易价格高达770万元，其非凡的价值和背后的故事让人惊叹不已。这件文物就是著名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如今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了此次行动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据被捕的盗掘者宋某供述，这枚金印正是从江口沉银遗址的某处江段中出水。当时的场景至今仍让他历历在目。金印出水时，已经断裂为两部分，虎钮与金印主体分离，但即便如此，其沉甸甸的手感和金光闪闪的外观仍让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块不同寻常的文物。他小心翼翼地将金印捞出水面，心中充满了激动和忐忑。
这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承载着几百年的历史，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价值。它源于明朝末年，当时张献忠自封“永昌大元帅”，并在1643年农历十一月铸造了这枚金印。这枚金印不仅是张献忠权力的象征，更是那段动荡历史的见证者。它的出水，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张献忠江口沉银”这一传说的好奇与猜测。
当考古专家们得知5·1彭山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并得知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的出水消息后，他们不禁开始深入思考这个传说中的“张献忠江口沉银”是否真实存在。这枚金印的出土，无疑为这一谜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及金印座局部
专家们对金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鉴定。他们发现金印的材质为纯金，制作工艺精湛，虎钮栩栩如生，金印上的文字清晰可见。这些特征都表明这枚金印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此外，专家们还根据金印的出土地点和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江口沉银遗址是张献忠在战败后沉船藏银的地方，而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的出水，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这一发现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文物保护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明朝末年的动荡岁月中，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以其英勇和智慧，于1644年8月成功占领了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为当时的农民起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历史的洪流总是充满了变数。1646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张献忠决定率领他的大西军沿岷江、长江水路顺流出川，意图“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寻求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完全站在他这一边。当大西军行至彭山江口岷江水域时，他们遭遇了南明参将杨展的顽强阻击。据《彭山县志》详细记载，那一场决战异常惨烈，张献忠的战船被焚毁，沉没过半，军队伤亡惨重，最终只能败回成都。而在这场江口之战中，那些满载金银的船只，有的被熊熊大火焚烧殆尽，有的则在激烈的撞击中沉入江底。
这些沉入江底的宝藏，成为了后世诸多文献中频繁提及的“江口沉银”。胜利方的杨展，针对木鞘装银的特点，巧妙地采用长枪“钉而出之”，成功打捞出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从而变得“富强甲诸将”。而据《彭山县志》记载，乾隆五十九年，当地官府也曾组织人力“赴江口打捞数日”，结果也颇为丰厚，获得了万两白银以及珠宝玉器等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张献忠的“江口沉银”逐渐成为了民间流传的传说。在彭山一带，甚至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在成都、简阳、芦山等地，也有类似的民谣在流传。这些民谣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这笔巨额宝藏的向往和好奇，也蕴含了对那段历史的深深怀念。
2002年，《世界年鉴》公布了一批世界宝藏之谜，其中张献忠宝藏位列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
直到2005年4月，彭山区江口镇要修建跨江引水工程，这个传说才再次被揭开神秘的面纱。在施工过程中，工人们意外地挖出了一段圆木，而在圆木散落的地方，竟然有七个银锭。这些银锭的表面刻有“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的字样，每个字都清晰可辨。从年份判断，这些银锭很可能就是张献忠当年所沉之宝。而且，这些银锭的出土，与史料记载的张献忠“木槽夹银”的说法高度吻合。
七年后的2011年4月，同一河道再次进行了施工。这一次出水的文物较之七年前有所增多，而且更加珍贵。其中就包括了“西王赏功”的金币和银锭等文物，这些文物直接证明了它们与张献忠的紧密关系。这一发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引发了盗墓贼的狂欢。他们纷纷涌入彭山江口，试图寻找更多的宝藏。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
一、二、三期发掘点
江口沉银第三期水下考古发掘现场
在2016年的初春，四川的空气中还弥漫着春寒料峭的气息，但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一场关于历史的重大考古行动正在悄然展开。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局）携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及彭山区的文物保护管理所，共同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了一份重要的提案——关于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考古勘探的申请。
这份提案不仅承载着四川人民对历史的敬畏与好奇，更承载着对这片土地上可能隐藏的明代宝藏的深深期待。同年四月，春风送暖，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同意对“江口沉银遗址”展开考古勘探工作。这一消息如同春风般，迅速在四川的大地上传开，激起了无数人的好奇与期待。
发掘现场
有些金器已嵌入岩石中
这次勘探是国内首次在滩涂地带进行的考古活动，其难度之大、挑战之多可想而知。但考古队员们并没有退缩，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专业的技能，在滩涂地带展开了细致的勘探工作。
金印出水处堪称张献忠宝藏的“金窝子”
考古发掘出水修复的金帽塔
经过六轮细致的围堰考古作业，时间已经来到了2023年的四月。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考古队员们克服了无数困难，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计有7.6万余件文物被成功出水，这些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等级高、种类繁多、时间跨度长、地域分布广，具有显著的特色。
银锭出水照
“荣世子宝”金印
蜀世子宝金印
注：明朝第一代蜀王，为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椿。他在洪武十一年被封为蜀王，洪武二十三年就藩成都。而明朝第一代蜀王世子为朱悦熑，他是朱椿的嫡长子。不过朱悦熑早于父亲去世，所以朱椿死后，蜀王由嫡长孙朱友堉承袭。明朝蜀王一共传了十五代，最后一代蜀王在国亡后不知所终。
蜀世子宝与“永昌大元帅”金印
江口沉银遗址出土金册
其中，“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永昌督理”银印、“蜀世子宝”金印、蜀王金宝、西王金印、“荣世子宝”金印、“钦赐崇德书院”铜印以及明代藩王金册等文物，都是国内首次发现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不仅闪耀着明代的光辉，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等待着我们去解读。
这次遗址考古发现的丰富文物和珍贵史料，对于深入探究明代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历史，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它们如同一扇扇历史的窗户，让我们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的风貌和气息。同时，这些发现也为填补明末清初朝代更替时期西南地区的历史空白，以及还原“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江口沉银大事件
在“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工作中，我们见证了历史的厚重与深沉，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博大与精深。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仅是四川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们将永远闪耀着历史的光芒，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结束语：张献忠未必把全部的财宝从成都带走，江口沉银也不一定就是张献忠全部的宝藏，说不定在其他地方也有...期待更多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