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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首发 | 共享会计师
作者 | 伟斯基
（图片源于摄图网）
截止2024年11月份，A股收盘之后总市值突破100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对于这两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中国股民来说，中国资本市场终于迎来期待已久的大场面。
但长远来看，要想涨上来的股价能够撑得住，还是得看经济基本面和国家政策面；更重要的，是市场发展的人民性与的自由度。
在这个极速演变的社会游戏中，拥有历史纵深与哲学高度的思考，是领跑的关键。抛开股市带来的浮躁情绪，我们更应该搞清楚，今天的中国资本市场处在发展周期的哪一个阶段？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贯穿中国资本市场40年发展史的整体框--
01.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
回首40年前，同样是在1984年的11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支股票——“飞乐音响”成立，以“第一股精神”实现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的零突破。如今，A股已经发展至5000多支股票，可谓是“郁郁葱葱” ，而商品经济的潜力与活力，就蕴藏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诸多“第一次”中：
（新华社记者张明 摄）
第一次高速增长（1978-1990）：“增长”源于生产力的积累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历史嬗变与价值整合。
一者是摆脱苏联模式，搭建起坚实的重工业基础；另一者是从“乒乓外交”到尼克松访华，到1978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也为中国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基调。（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得以发展的根本基础：这一代人吃最难吃的苦，做最难做的事，才在28年内完成工业化道路，为我们打下最坚实、最牢固的发展基石）
同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一个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自由春风沁润了这片华夏大地，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全面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迅猛。
国企改革与民营经济腾飞（1991-2001）：随着国家提出“抓大放小”政策，民营经济借助政策放宽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迎来第一次腾飞。1992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起点，大家举起“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旗帜，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资本市场中的货币供应、融资贷款、投资扩张、行政审批等都放松了管制，过去戴“红帽子”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纷纷脱帽，转变为真正的民营企业。
全面融入世界（2001-2008）：中国从加入WTO到举办奥运会，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跨国企业也纷纷加大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
随着新一轮互联网产业变革兴起，不少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通过收购、合并、投资等方式发展壮大，加速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通过创新意识与国际视野，在全球竞争中搏击风浪。
加杠杆阶段（2009-2017）：这一时期，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启动4万亿计划，通过激增信贷与引导民间投资，把社会所积累的一些资本引导到产业里来，遏止经济下滑的趋势。此时，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加重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去杠杆与去美国化（2017-至今）：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争端和摩擦加剧，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水平持续处于高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
面对中美贸易战，中国资本市场迫切需要转换增长动能，寻找并夯实第二条增长曲线。
今天，身处这股浪潮中的每一个中国人，从“享福”转向“造福”，将开启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02.
“市值管理”首次被正名，
中国资本市场进入“并购”时代
2024年11月15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简称《指引》），鼓励上市公司以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现金分红等多种方式推动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提升，并对主要指数成分股制定市值管理制度、长期破净公司披露估值提升计划等作出专门要求。
相较于美国成熟的全球资本市场，其截止目前的上市公司数量为5789家，而我们已达到了5358家。从这点上看，中国上市企业的数量已经够多了，存在“核心资产价格较低”、“股票投资收益差”、“投资者信心不足”等问题。
因此，监管层首次针对“市值管理”出台专门的指引性文件，让中国资本市场从量变到质变、从融资市场向投资市场转型，为投资者提供与风险相匹配的收益。
简而言之：存量上市企业“优胜劣汰”的存亡之战开始了！
“市值管理”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期间，指上市公司管理者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提升企业业绩、提高股东价值等方式，合理控制与提升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市值。
过去，市场更多地被视为一个纯粹的融资场所；而新出的《指引》在市值管理方面更加强调对投资者的重视与回报，同时遏制市场中过度追求弹性，纠正“炒小炒差”的不正之风，从而让A股出现长牛、慢牛的现象。
为此，可以从企业投资价值与内在价值的角度，来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
首先，市场估值需要准确的功能定位、良好的估值环境、合格的市场主体；
其次，中国上市公司在重视利润创新的同时，需要发挥“并购重组”的价值发现功能，从而寻求第二条增长曲线；
再次，在全面实行注册制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还需要一系列改革，包括退市制度的完善、机构投资者的能力建设、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价值追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从文件中可以看出，“并购重组”被排在了第一的位置。这里边也延伸出两个主体：并购方与被并购方。
对于并购方而言，重点支持上市公司实施同行业、上下游的并购重组行为；同时，也对跨界并购做出适度鼓励，支持上市公司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寻求第二增长曲线等方向而开展的跨行业并购。
对于被并购方而言，由于长久以来，A股上市公司呈现退市企业少且以被动退市为主的特征，《指引》提议为上市公司提供更加多元的主动退市渠道，促进A股市场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鼓励推动上市企业之间吸收合并，不行就不要硬撑，不要到最后落个“资不抵债”的后果。）
事实上，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成长的重要机制。很少有大企业是从原生态一步一步发展起来 ，多数大企业的健康成长是通过并购重组形成的。
特别是大型科技公司，它们往往处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位置，通过将大量新技术整合起来，形成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因此，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并购重组是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对中国资本市场成长起促进作用。
END
（图片源于摄图网）
一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给大众的感觉就--“宏观数据不差、微观体感不好”。而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还是信心与预期。这两者都需来自完善的法治与稳定的制度，让投资者真的能在资本市场上得到回馈。
因此，法治、机制与制度比“政策”重要得多。
很多时候，政策带来的只是短期效应与呼吁号召，而市场真正需要的，是长期机制的完善与更迭。
透过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其时代特点，就是尊重和鼓励基层的首创精神。
马克思讲过，「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最核心、最活跃的要素，能否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正是从奴隶到自由人的决定性一步」。
本质上，改革开放释放的，正是公民谋生权背后更重要的自由选择权。通过人的解放所焕发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物质的极大丰富，又必然带给人民更加广阔的自由选择权，从而培育出更先进的新质生产力。
在这种良性循环下，社会主义社会将继续实践着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的预言：“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渐进、而又稳定的潮流——权力逐渐转移到大众手中”。
从这一维度上，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感知改革开放带来的解放意义，它所释放的不仅是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最深厚的人口红利，更是整个中华民族最长远的精神红利。
在这个科技创新能力决定国家实力的时代，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强大且向外辐射的资本市场。
正如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所形容的，资本可以像魔法一样从地下呼唤出人们从未见过的巨大生产力和科技创造力。
只有“向外开放容纳各种资本、向内自由发展技术创新”的民营企业，才是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
现在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企业无一例外都是民营企业。
我们应当认清这个科技革命时代的大潮流，以“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的魄力，开辟中国资本市场的崭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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