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1909年）七月，俄国代表在清朝驻海参崴总领事处交付了50万卢布。
这是一笔赔款。
自康熙年间与沙俄开始打交道以来，从来只有大清吃亏，哪曾见北极熊往外掏钱赔偿，这可谓是破天荒头一遭。
此事来龙去脉如何呢，其实隐藏着颇多曲折。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当时还是光绪皇帝在位，大权独掌于慈禧手中。
海参崴现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远东重镇。但它历史上都是中国领土，历经渤海国、辽、金后，元明清实控于此。它的名字海参崴也得自清朝，意为“海边的小渔村”。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前三月，俄国取得此地区，更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朝正式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
俄罗斯在海参崴筑寨建港，将其命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控制东方”。后来，海参崴成为俄国未来在远东发展政策上最重要的港口。
日俄战争中，作为军事基地的海参崴也曾遭日本联合舰队派出分舰队突袭。俄国也意识到海参崴的重要性，在这里留下巡洋舰防守，日本海军未能得手，转攻他处。
日俄战争主战场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一带，大部分处于中国领土。他国在自己领土上开战政府却作壁上观，日俄战争也被国人视为奇耻大辱。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层面的博弈并非如此简单，沙俄早就驻军东北进行实际控制。对清廷来说，自己既无力收复，以夷制夷也是个不错的方案，静观事态变化未必对自己不利。
当然，大清事实上是暗助日本的，因为他们意识到让沙俄在这场战争中落败对自己更有利。
同时也带来问题，战火难免伤及无辜，生活在此地的千千万万百姓恐怕免不了被波及。
事实也是如此，鲁迅先生就是在日本看到了日俄战争中围观自己同胞被杀头的录像，愤而弃医从文，中国文坛才告诞生一不朽之丰碑。
具体到保护国民这件事上，清廷也并不是全无动作，比如海参崴。
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注意到战火可能波及海参崴，当时在这里的侨民大约有2万余人，以华工为主。
为保护侨民，清政府曾要求再次设立领事，但遭沙俄拒绝，只得退而求其次，在光绪二十三年设立“清政府驻扎海参崴办理交涉商务委员”，行使的是领事权力，负责保护华侨、办理交涉等事务，首任委员是时任北洋俄文翻译官李家。
到了光绪三十四年，一再努力之下，俄国终于同意中俄在海参崴与乌里雅苏台中俄互设领事，清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就此设立，人选还是李家。
日俄宣战后第二天，即光绪二十九年12月26日，清廷立即照会沙俄驻华公使，转达其照约保护旅崴华侨的要求，同时要求商务委员李家与沙俄海参崴地方官妥商保护事宜，制定保护华侨的应急预案，并电告清政府外务部核准。
李家鏊稳练强干，洞悉俄情，事情办得很妥帖，华侨被保护至双城子避难，在战争中未收到什么损伤。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华侨们人虽无虞，财产却遭到重大损失。
事情并不是来自日俄战争本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5日，俄国力不能支，与日本签下《朴茨茅斯条约》。10月3日，等人先行由伯利返回海参崴。
10月16日，驻扎在海参崴的俄国士兵发生哗变，“乱兵纵火焚烧，肆行掠劫，枪弹如雨，哭声震天，通埠商民纷纷逃避，靡所适从。”
兵变给海参崴造成严重破坏，市场里的商铺大部分遭抢劫并被付之一炬。商户来自多个国家，有俄国，中国、德国、法国等，数量最多的是俄国，其次是中国，在兵变中损失也最大。
崴埠居户二千余家，华占十之一，俄占十之八，其他各国不过一成。被焚者十之一，亦华俄各半。
根据事后统计，华商有634家受损，损失高达260万卢布，折合约有1000万两白银，这个损失得到了俄国政府的确认。
俄国商户的损失与大清无关，本国商户的损失却非得政府出面解决不可。
随着乱势稍定，安置好灾民后，李家鏊向朝廷提出主张，向俄国索赔损失。
这次兵变原因全在俄方，与中国无半点关系，俄国理应赔款。请求得到批准，从10月22日到10月30日，清政府多次下令驻俄代办新授使和大臣陆征祥“切商俄政府，速允赔偿”。
对于大清的索赔，沙俄开始是拒绝的，理由是俄政府不承担乱民责任及外国人民损失，受害者应该自行按照民事诉讼走法律程序，向肇事者要求赔偿。
对侨民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负责交涉的陆征祥据理力争“此案与庚子案不同，官吏曾竭力保护。”
在持续的赔偿要求下，俄国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从开始的拒赔转为同意以抚恤的名义进行部分赔偿。
值得提一句，俄国并不是只对中国拒赔，而是对受害的所有国家。答应对中国赔偿后，俄政府把华商赔款问题作为特别办法，他国不得援引为例。
但在数额上却与主张的差异很大，俄方只肯拿出25万卢布“抚恤款”，这还不到其认可损失的十分之一。
消息传出，华商都很愤怒，拒绝认领，沙俄驻华公使也有点不好意思，认为这个数额“较比华商所损，未免过于减少”。
两国就赔偿金额问题展开长期谈判，从光绪三十一年一直谈到了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俄国外务部最后表态，最多给到40万卢布。
这时清朝驻俄大臣已经换成了萨荫图，他仍旧表示“数仍悬殊，碍难允洽”。
虽然数额仍然相差悬殊，但很明显地，再拖下去沙俄也不可能给到260万的数字。而受损华商亟待赔款恢复生活。
继续磋商到年底，俄国再次让了一步，答应把数额增加到50万卢布。
清政府尝试继续努力交涉，都被一口拒绝，俄国表示再也不能加了，并且强调说这50万也不能算赔偿，只是出于两国特别交谊的抚恤款。
这时赔偿已拖延了四年多，且中俄间还有其他交涉，为恐节外生枝，清政府只得接受。
于是，光绪元年七月，赔款交到海参崴总领事处，于9月26日开始发放。
50万卢布的赔款，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以当时中俄两国的实力对比来看，又可以说难能可贵，其中交涉的艰辛，不为外人知晓。
并非有意洗白，清朝的护侨政策从同治末年开始实施，期间也有派海圻号抵墨西哥，向墨政府索赔华工损失等事宜，再到海参崴护侨的举动，都是有据可查的。
虽说3年后清朝就亡了，从弃侨到护侨，再到向列强索赔，也是一种进步。进步之举并不会随着清朝灭亡而消失，它意味着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转型的历程，是外交保护制度得到重视并应用的一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