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垱、湖口相继失守，数十万日军沿江攻击的紧急战报越来越多地送到军委会时，蒋介石眉头越蹙越紧，内心的疑虑越来越大-军委会对日军主攻方向的判断是不是错了？
半年前南京会战，日军舍长江而迂回北面山地，结果仅十多天就攻克南京。武汉与南京地形相近，在中国诸将看来，日军一向机械呆板，好逞匹夫之勇强攻，应该故伎重演才合常理。军委会吸取南京之战的教训，胸有成竹地把主力部署在长江北岸。
但日军大本营偏偏就不这样看。
南京、武汉外围地形粗看相近，实则大不相同。武汉沿江外围，虽有各要塞屏障，但跨江长距离作战，部队难以协同，如果钳制后续援兵，要塞势必不攻自破。而江北大别山南麓，处在长江北岸守军和大别山南麓守军的两面夹击之下，且道路狭窄，日军大部队难以实施展开。至于大别山北麓，由于黄河花园口掘堤，淮河泛滥成灾，两岸尽成泽国。而自淮河南至大别山南麓，山隘难关重重，更决非日军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的理想之径。反复权衡，日军大本营还是把主攻方向放在了长江两岸。
大战在即，前哨战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参谋总部对日军的主攻方向判断有误。几十万守军再南北大调动岂是易事？蒋介石急得坐卧不宁。
就在这时，忽然传来“张鼓峰事件”的消息。消息声称，日本跟苏联闹翻了天，双方都操起武器打起来了，日苏可能马上要全面开战了！
张鼓峰位于苏联的波谢特湾与图们江之间的低丘陵地带，是一座海拔仅149米的秃山。苏联、中国、朝鲜在这一带的边界线因地形复杂而犬牙交错。6月13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远东地区负责长官留希科夫叛逃日本。出于远东安全考虑，苏联边境部队开始重新部署。7月10日，苏联远东部队跨过正常国境线，在张鼓峰构筑工事。关东军随即命令前沿部队加强警戒。
蒋介石马上打电话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林蔚等身边大员，甚至电报召回陈诚。大家刚落座，蒋介石即兴奋地说：“据戴笠提供的可靠情报，日本人和俄国人打起来了！各位有何高见？”
何应钦首先附和：“我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想当年日俄战争就是在我国的旅顺打的，结果以俄国人的失败而告终。现在，俄国人要复仇了！”
陈诚随即朗声反对：“如果将此次张鼓峰事件与过去的日俄战争相提并论，辞修认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兴奋的。日俄双方即使两败俱伤，却也破坏了我们东北的瓶瓶罐罐，我们没有理由高兴。”
此言一出，气氛立刻尴尬起来了。
蒋介石也感到难堪，勉强笑了笑，然后说道：“这个······这个······日俄在中国的地盘开战，确实是很岂有此理的！很岂有此理！但那时旅顺被俄国人霸占，如今东北被日本人霸占，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这个······我要说的是，日俄开战对我们抗日形势有利-日本人必须从对付我们的战场抽调兵力去对付俄国人，这样至少可以减轻我们战场上的压力-我们可以趁机反攻！各位以为如何？”
“是的！是的！”何应钦再次附和。
陈诚就是不买账：“辞修以为此事不宜过于乐观。俄国现在的国力很强，绝不是弹丸之国的日本能够征服的。这一点，日本人不会不明白。在此情况下，他既要保持与我国的不战不和局面，又要去与苏联那样强大的国家开战，这怎么可能呢？”
何应钦当即反驳：“我看未必。辞修的分析虽然有道理，但却忘了希特勒德国所起的微妙作用。日、德两国现在同是坚决反共的，他们缔结了防共协定。斯大林也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宣称日、德为共产党之敌人！这是一个誓不两立的局面。日寇侵占东三省，组成＇满洲国＇，并与伪满签订了共同防卫协定；苏联当即与外蒙古缔结了同样协定。这说明日、苏两国针锋相对的局面早已形成了，局势一触即发。现在的＇张鼓峰事件”只能说是果然爆发了！”
张治中唯恐陈诚再反唇相讥，惹得蒋介石不高兴，连忙插嘴说：“别扯那么远、那么多。我看还是按委座的意思就事论事吧。”
“唔，是的，是的。”蒋介石也赶紧接茬，唯恐陈、何二人争吵起来，他也难于调停，而且干扰了他召集众人前来的目的，“我的意思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应该配合一下，做好全面反攻的准备，而不能错过打击日寇的时机。健生，你是5战区代司令长官，你说说看。”
白崇禧明白蒋介石现在盼望大家能附和他的意见，却偏偏冷冷地说：“日、苏紧张，固然可喜，但我认为不妨再观望一段时间，看看事情的发展再作决定也还不迟。”
蒋介石却宁可相信张鼓峰事件会帮他解脱困境，争辩道：“我看日、苏开战是不会有问题的。戴笠的人截获的英美情报表明，英美都认为他们会打起来，而且越打越激烈！这样，日本肯定会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去跟俄国人打仗，我们的反攻时机也就到来了。”他转向陈诚，“辞修，你是9战区司令长官，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陈诚感到很为难，只得硬着头皮说道：“委座，中共方面周恩来认为，日苏大战早晚要爆发，但不是现在。因为进行全面战争不是日本帝国的力量所能及，尽管日本军阀蠢蠢欲动，但其阵营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不会允许军阀们恣意扩张，他们会促使日本天皇干涉军阀们的蛮干行为的。”
蒋介石一愣：“共产党也这么看？”
“是的，委座。”陈诚接着说，“属下认为，我们应该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如果日寇有所松动，我们应抓住时机进行反攻。但是，目前日寇尚无松动的迹象，前线枪炮声没有中断过。所以，当务之急仍旧是抓紧时间调整部署，坚决抵抗，并相机收复一些失地。”
张治中附和陈诚的意见：“我认为辞修的见解很有道理。在日寇没有松动之前，我们还应该立足于打！如果此时我们因此而放松了防卫，或不切实际地准备大反攻而忽略了当前应该作的积极调整部署，那也未免乐观得太早了一些。万一日、苏打不起来，后果可就严重了。”
林蔚也皱着眉头说：“日、苏能否打起来，打到什么程度，这都是未知数，确实不宜过早乐观。”
正在此时，外交部长王宠惠从苏联驻汉大使馆返回，万分沮丧地说：“委座，苏联大使的意思是，他们目前无意对日开战。”
闻听此言，蒋介石、何应钦愣住了，连陈诚、张治中、林蔚也愣住了。
最终，还是蒋介石打破了沉默，首先对白崇禧和陈诚说：“健生、辞修，五、9战区兵力调整的事情，有劳两位抓紧督促！”然后，他感到实在不忍袖手旁观，坐失良机，错过极有可能改变中国战场命运的关键机会，于是淡淡地、然而仍然是饱含希望地对王宠惠说，“外交部抓紧致电斯大林，要公开表示四亿中国人民将同苏联一道反击日本侵略者。言辞要中肯、热烈，对斯大林本人不妨多戴几顶高帽，称他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也是可以的。”
在蒋介石看来，斯大林本人一向是个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红色魔头，现在竟然变成了一个救苦救难的菩萨。但斯大林对亚洲地区的战略形势洞若观火，至少在目前他还不能充当什么救苦救难的菩萨。他认为：“东京的意图是要试探我们。而红军战士的英勇和武器装备的优势会给东京足够震动的。我相信，远东地区的压力将在一段时间内得到缓解，而我们的注意力还是要放在欧洲方向上。大家应该记住，我们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西方，而不是东方。”
果然，日本驻朝鲜第19师团主动出击，夺回张鼓峰。不久，苏军远东第1集团军展开猛烈反击，经五天激战，共歼灭入侵日军8000余人，击落飞机24架，击毁坦克47辆。
日军第19师团几乎全军覆没。裕仁天皇吃一堑长一智，他告诫军政要员：
“苏军火力太强大了，其实力远比想象的要厉害得多，对苏开战的前提是必须大规模更新装备，目前暂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日、苏双方代表又坐到了谈判桌上。
张鼓峰事件就这样来去匆匆。
蒋介石没想到，大喜之后竟是大悲！
庆幸的是，日军内部对张鼓峰事件的态度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意见。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认为汉口作战在即，采取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而关东军坚决要求采取行动。最终天皇不同意扩大事态。日本国内的这种分歧影响了对华作战的步伐，由于侵华日军各部将领都在密切关注着张鼓峰事件的发展，日军向江南前线的集结一度趋缓，仅冈村宁次的第11军就耽搁了十几天。这种局势给军委会和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提供了宝贵时间。
等到冈村再次发起大规模攻势时，中国数十万守军南北大调动已经完毕。蒋介石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像躲过一场大难一般，在军委会会议室里，蒋介石面色平静地主持着第5、第9战区高级将领联席会议。这是武汉保卫战前前线将领齐集的最后一次会议。
“裕仁是个欺软怕硬的软骨头，斯大林虽然是个滑头，但也是个外强中干的货色。这两个家伙竟然和好了，看来武汉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保卫！”蒋介石这番话，算是对弄得纷纷扬扬的张鼓峰事件的一个总结，“下面，请陈、白两位长官报告战场形势。”
蒋介石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陈诚又颇为得意地补充道：“汤恩伯军团的9个师拟编为战区突击军，使用于战场最关键之处。在这面严密的大墙前，冈村不垫上老本，休想越过这数道防线。”
白崇禧的语气相对平淡，但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众人的心，让人明显看出了他的高明之处：“我战区当面之敌第2军共四个师团、一个旅团及配属部队约10万人，进攻方向为大别山南北麓。考虑要与江南第11军配合，并便于得到其沿江海军支援，日寇最可能沿大别山南麓进攻。为此，我战区拟以李兵团近20个师在大别山南麓及长江沿岸布防，既遏止敌取捷径攻略武汉，又可利用有利地形各个击破敌军。大别山北麓作为策应，重点阻敌突破、迂回，迟滞日军第2军进攻，孙兵团以防守见长，自然是最佳选择。但为加强主要方向，控制机动兵力，孙兵团只能以10余个师在正面布防。抽出部队，以廖磊总司令率第21集团军编组中央集团，深藏于大别山中。任务是控制大别山正面险关，随时负责机动。胡宗南第17军团则暂置后方，组成战区突击军，并控制信阳及鄂北三关。”
“小诸葛”要把战区内天险大别山用到极致。左、中、右三个集团依傍天险，进有前出阵地、退有天然避风港，作战、藏兵都不发愁，并能以大别山为轴，转动豫鄂皖西千里防线。
会场上开始嘁嘁喳喳地议论着，沉闷的气氛终于又透出了活力。这样的场面让蒋介石多日的烦恼、忧愁烟消云散。百万大军牢牢控制着广大地域内的道道险关要隘，以逸待劳，这是淞沪、徐州几次大战从未有过的有利态势。徐州既然能弄出个台儿庄大捷，武汉踞山川江河之险，胜利何不可期？
想到这里，蒋介石激动地站起身，说道：“诸位将军，武汉保卫战应视为决战。如今决战已在眼前，蒙各战区长官及将士用命，此番兵力之部署很好！目前，既有坚固阵地和要塞，又有全军高昂之士气，与敌决战之时机已经成熟。围歼敌寇集团，当属可能之事。只要我们前线高级将领指挥得当，各级官兵发挥当年北伐之革命精神，就一定能打败强寇，一举扭转抗战之战局。”
发现与会诸将多露困惑之相，蒋介石似乎也有所醒悟，赶忙继以鼓励的口气道：“寇敌虽强，但骄狂之气过盛，俗话说“骄兵必败＇，敌必以此陷于被动，给我军以有利之隙可乘。只要正面防御部队能顶住，诱敌焦躁，我之反击定有战果，合围之机也必然出现。”
但是，大战在即，蒋介石唯恐有人心存侥幸，于是重申军纪：“这里，我再向诸位重申一遍：武汉乃最后与敌决战之地。武汉存亡，关乎党国、民心、士气。各部队须发扬我革命传统，全力作战。坚守阵地之部队，未得军委会之命令而擅自后退者，从长官到下级官佐，一律军法严惩，决不姑息！望各位好自为之。”
会上宣布了军委会决议，枪毙了几名前次作战不力的将军。这使与会诸将大受震动。
将领们心情各异地返回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