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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看电影》杂志2024年度盘点，我们从华语十佳中选了三部票房不足一亿的遗珠之作。（点击链接查看）
今天在这十部作品中，挑了三部票房成绩喜人的接着说。
它们各自证明着：
就算是偏文艺类的作品，也可能与最大数量的大众达成共鸣；
就算是“套路”的商业类型片，也可以拍得很讲究。
在一年一度票房必争之地的春节档，硝烟比往年还要弥漫，声势比往年还要凶猛。
此时不妨冷静十分钟，回望去年这些口碑票房双赢的作品，看看它们有哪些地方做对了。
好东西
导演 邵艺辉
编剧 邵艺辉
主演 宋佳/钟楚曦/曾慕梅/章宇/赵又廷
类型 剧情/爱情
关于新未来的思想实验
[好东西]会在这个2024年让人吵得沸反盈天，一点也不奇怪。它太过机敏了，机关枪似的发射言语的子弹，反对者稍钝一点，就会被它怼得哑口无言。偏偏在观念层面上，它又难得地进步，进步到太多还来不及走到这一步的人，会将之视为激进或悬浮。或许有人觉得[好东西]尖酸，我却觉得它是个温柔的甜梦。在这个世界里，男男女女在饭桌上轻轻松松地聊着月经；孩子会认认真真阅读、记住母亲做记者时写的文章，看见“母亲”之外的那个人，而不仅仅是“妈妈”。没有人会逼迫别人改变形状，也没有人被迫改变自己的形状。就连童年有缺失的小叶，等不到母亲的和解，也会等来铁梅的一句道歉。“你是一个好妈妈，但你不是我妈。”“总要有人跟你说声对不起。”所有在现实里造成的伤口，好像都能在[好东西]的乌托邦里得到抚慰。可是，即使在[好东西]这样一个无需为生计发愁、不会被观念围剿的近乎无菌的环境里，女性依然有困扰，有困惑。在那些唇枪舌战、尖刻讽刺的缝隙间，这些依然无法消弭的困扰和困惑，才是[好东西]值得在2024年被铭记的原因。撇开了大部分经济因素、阶层因素、历史因素的变量，提供了一个观念更新，几乎称得上没有任何摩擦力的平滑环境。电影里的铁梅，似乎已经达到了当下追捧的“大女主”的一切标准。当这个无菌环境溜进病菌，她的“恐弱”立刻无所遁形。这病菌，就是铁梅将自己这单亲妈妈的“放浪”生活写进公众号发表后，立刻遭遇到的排山倒海的恶评和网络暴力，以及背后来自现实的陈腐观念。我是一个好母亲吗？我以为自己什么都做得好，其实什么都没做成吧？你看，铁梅已经被给予了一个以当下标准而言近乎完美的性别环境，但依然会跳入别的陷阱。她要求自己绝对优秀、绝对强大，以证明自己配得上一个“大女人”的头衔。她恐惧自己变得软弱，恐惧示弱，方方面面都要滴水不漏。她们虽然较为幸运地不受落后环境所苦，也走出了女性必须被爱的精神制约，却还是遭遇了女性必须强大的观念绑架。她们或许不被母亲、妻子、贞女的定义所束缚，却反过来受到另一些看似赞美的新词汇捧杀，不敢有失，不容有失。女性主义或一切哲学上的某某主义，庸俗点说，都是在找寻如何做自己的自由，而非如何找寻如何出类拔萃的方法。说[好东西]是一个思想实验，正是因为它是设想了一个较为理想的环境——不必受经济限制的中产生活，周遭男女都有超前的性别观念。然后思考，都已经得到这样的生活了，到底还有什么阻碍着我们获得自由？“恋爱脑”对“大女主”，听起来是冰火两重天，但放在[好东西]里，成了一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观念“对冲”。可真不好说小叶挂在嘴边的“男人可好玩了”，究竟是羞于承认“恋爱脑”的文字游戏，还是真的进入了一种过份超前的两性关系之中。对于什么样的人设才是酷酷的“新式独立女性”，她门儿清，所以才在胡医生面前拗出了只寻找身体欢愉的酷妈人设。陷在坏的恋爱关系里无法自拔，从这点看，小叶似乎是远远落后于铁梅的。可是，她就是喜欢恋爱啊，就算这种喜欢是因为童年时期的缺爱，是因为荷尔蒙的驱动，那又能怎么样呢？在观念的革命中，又有几个人能扯烂从旧观念中长出来的血肉，还干干净净做一个完美无瑕的烈士呢？小叶有自己的问题要治愈，可她又恰恰好回应了铁梅的问题：又何必迎合别人的定义，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鼓。你可以强大，也可以懦弱，不是只有女英雄才配拥有自由。主义是为了解放头脑，而不是带来新的枷锁，[好东西]正是在讨论，仍不可避免被后天塑造的我们，怎么追求多一点自由。如此，[好东西]在2024年的大银幕上，完成了一次充满笑声的思想实验。保守地估计，半数的女性电影，其实讲述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性别平权，而是怎么将一部分还没有从封建状态甚至奴隶状态的女性解放出来。譬如[沙漠之花]，是不再让索马里女孩华莉丝被拘禁在割礼所代表的原始社会的束缚之中，从奴隶的状态走出来；譬如[最后的决斗]，是拒绝再让骑士的妻子玛格丽特，只被视为骑士本人的私有财产，如同封建领主手上的某个小玩意儿。它们不大会引起过大的反弹，因为这其中的观念变革甚至不必被称为性别革命，它们不过是让在一个性别上更不彻底的阶级革命继续发生，不过是让某一个性别的人刚刚达到能称之为人的标准——有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如果说它能呼应现实，那是现实的悲哀，而绝不是人类只配得上这样的“平权”。[好东西]反问：“老是重复悲惨叙事，也不利于改善女性处境啊？”它肯定让苦难被看见的重要性，但也更轻盈地，更细碎地讲着那些宏大议题电影不屑于提的女性生活。那个时候，我们要爱什么人，要过怎么样的日子，要去哪里旅行，要吃哪种冰淇淋呢？那个时候，许多底层的、沉重的痛苦，一定已经被翻越了，[好东西]里那今天看来近乎空中楼阁的乌托邦生活甚至可能是最地气的一种生活。至于这个未来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并没有想去解答，依它的态度，动辄想要回答某种“终极问题”既不可能，也太无趣了。思想实验的关键，从来不在于得出某个具体答案，而是在这个思辨的过程中，去探问每个人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每种选择又究竟在哪里漏了风。[好东西]的企图心甚至可能是更克制的，它只在乎每个人经过这样一段两小时的旅程后，能不能卸掉一点点精神上的包袱，更自由地活一把。至于未来，从来不像恐惧新世界的人说的那样值得忧心忡忡。“无疑，有些冒险在明天的世界中将会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爱情、幸福、诗意和梦想将被排除。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缺乏想象力总是使脑海中的未来变得荒无人烟；但明天的人类会在肉体和自由中体验未来，这将是他们的现在，人类也会更喜欢这个现在。”这似乎仍适用于看完[好东西]、不知新的游戏规则会怎样但仍满心期待的我们。翻拍自日本电影[百元之恋]的影片电影[热辣滚烫]在2024年春节档上映，票房成绩斐然。最终票房定格在34.6亿，稳居2024春节档票房榜首，观影人次也位列第一，在中国影史票房榜排第14位。影片还以4.98亿美元票房进入2024年全球总票房第七名，市场号召力强劲。而打动观众的，并不只是影片用平凡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有瑕疵的小人物的故事。更是创作者贾玲通过这部影片的制作，打破了近年来中国电影工业化中追求宏大叙事与视听奇观的创作法，用真实可感的汗水和细腻的女性生命经验，为普通大众谱写了一曲赞歌。[热辣滚烫]自上映以来，在收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陷入了舆论的漩涡，遭受如 “过度营销” 以及 “挑起性别对立” 等诸多争议。其中最引人热议的是“减肥”，有人说影片鼓吹了“瘦”对于人生的积极影响，也有人说影片中对于体重的过度关注是在制造焦虑。而实际上，减肥一百斤，并非是乐莹蜕变的必修课，而是她为了打赢拳击比赛的基本前提，更是她重掌生活主动权的关键一步。日夜颠倒，毫无规律的作息，借助酒精逃避生活的不如意，蓬头垢面、疲惫不堪是她的常态。她是一个不会拒绝的人，面对妹妹转让姥姥留下房子的要求、闺蜜与男友出轨后还邀请她参加婚礼的荒诞之事、远方表妹请她帮忙录节目以及健身教练推销办卡等诸多请求，即便内心百般不情愿，最终还是一一答应。在男友面前，她伪装自己，假装爱吃牛蛙，佯装从不抽烟，不仅为男友洗衣做饭，甚至不惜预支工资借给他。正如她自己所言，她愿意将自己仅有的 “两个苹果都给对方”，总是将他人的需求置于首位。面对朋友的背叛，家人的蔑视，恋人的抛弃，杜乐莹依然试图通过没有底线的讨好去换取对方对方无法预测的认可和喜爱，而结果却并不如她所愿，迎来的是亲戚的欺骗羞辱和恋人的决然离去。杜乐莹将自己的人生价值放置于他者的目光之下，她就像是一捧毫无自主之力的细沙，按照他人的眼光对自身塑形，渴望以此获得人生的支持体系。然而，当被利益暂且搭建起来的关系崩塌，杜乐莹又被回弹到了空无一物的地面上，成为无人问津的一滩烂泥。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罅缝中，杜乐莹终于决定要为自己做一件事。她毅然报名了拳击比赛，而以她当时的资质而言，想要达到合格参赛的标准，无疑还有着漫漫长路要走。四季更迭，岁月流转，在蒙太奇的渐入渐隐之中，杜乐莹开启了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无论刮风下雨，她都在街道上跑步，步伐逐渐从沉重变得轻盈。与此同时，她也从一开始的出拳笨拙、动作不规范，到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梨球，眼神越来越坚毅。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身形逐渐清瘦紧实，在无数次的挥汗与挣扎中，迎来了报名表上那一枚鲜亮的红章——“合格”。比赛的胜负对她已不重要，故事没有陷入传统叙事里那种以牙还牙、高调报复，用外界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俗套窠臼，而是将选择权攥在了自己手中。值得关注的是，[热辣滚烫]中，女性创作者凭借自身独特的感知与表达，天然地展现出了女性主义关照。这不仅仅在于聚焦讲述女性主体生命的经验，更通过真实的笔触塑造了多个复杂立体的女性形象。诸如横刀夺爱的闺蜜莉莉、觊觎房产的妹妹乐丹、借杜乐莹炒作热度的表妹豆豆等形象。她们贪婪、自私、忘恩负义，为了争取自身利益的不择手段，实则打破了过去影片中或地母、或荡妇、或女巫、或祭品牺牲者的传统女性形象，还原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与主体选择，表现出了角色的独立人格，展示出人类本身应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影片末尾，杜乐莹只是用“看心情吧”不置可否地回应了前男友的邀请，然后一路打着拳，小跑着走向了镜头的远处。这一次，她将生活的决定权攥在了自己的手中，重获了对于人生的掌控力，不会再轻易放开了。当观众还沉浸在春节档众多影片的欢乐与温馨中时，电影[周处除三害]以其独特的暴力美学与反英雄叙事，毫不避讳地将罪念与邪恶赤裸呈现给观众，为人们织造了极具冲击力的另类景观。《世说新语》与《晋书·周处传》中有载，三国时期义兴阳羡人周处，自幼飞扬跋扈，与山上的白额虎和桥下的蛟龙并称为“三害”。 周处在得知自己也是“三害”之一后，有改过之心的他主动除害。除害后他未回乡，乡亲误以为其死，喜出望外，周处归来目睹此景后，痛下决心痛改前非。影片[周处除三害]叙事脉络巧妙地援引了典故，将古代周处由恶向善的转变与现代主人公陈桂林的救赎之旅相交织。“三害”已非昔日的虎与蛟，而是化身为三位通缉犯，他们不仅是具象的罪恶，更隐喻着佛教文化中“贪嗔痴”三毒的抽象概念。电影英文名“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既向经典西部片[黄金三镖客]致敬，又直观地将三位通缉犯与象征“贪嗔痴”的鸽子、蛇、猪相对应，最为具象的则是林禄和背上的鸟纹身、香港仔手臂上的蛇纹身以及陈桂林带有猪图案的手表。当自身利益、观念遭受威胁或挑战，烦恼、嗔怒、嫉妒等负面情绪便会随之滋生。林禄和对财富和地位的无尽贪婪，彰显了“贪”的本性；而主角陈桂林对自身价值的执着追求，以及由此引发的愤怒与挣扎，则展现了“痴”的心态。陈桂林身为被通缉的罪犯，曾是黑帮“马仔”，凭借暴力手段为帮派老大讨债，一开始便站在社会秩序的对立面，尽显反叛性。然而，这样一个游离在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物，却成为影片中伸张正义的“英雄”。陈桂林开启“除三害”征程，是得知生命将尽且看到通缉榜单后，为实现“死后留名”，决定杀害榜单上的另外两名通缉犯，满足个人的欲望与执念。影片的反英雄设计本身便展示出了黑色幽默的气质，中和其贯穿始终的血肉暴力。一方面，他行事果断狠辣，在葬礼上枪杀黑帮大佬，表情阴鸷，毫无恻隐之心；与警察陈灰打斗时，手段残忍，致使陈灰失去一只眼睛。另一方面，他对奶奶十分孝顺，奶奶的离世对他触动极大。这种善恶交织的性格，不同于传统英雄单一的正义形象，体现了反英雄角色性格的复杂性。其次，陈桂林的“除害”过程冷酷果断，以暴制暴，而非传统英雄秉持的正义之举。最终，他虽完成了“除害”，但也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选择自首服刑。这种结局并非传统英雄式的功成名就、被众人敬仰，而是在自我救赎后接受法律的审判，进一步强化了其反英雄的设计。在“除害”行动里，陈桂林的动机复杂，既有对名声的追求，又在经历中逐渐生发出正义感，不知自己究竟是为恶还是为善，在成名与赎罪之间徘徊不得安宁。警察身份赋予了陈灰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但在面对社会中像“林碌和”这类大恶之人逍遥法外之时，他却力不从心；张贵卿作为救死扶伤的医者，知晓社会存在诸多罪恶，却一直为黑道人士提供治疗，陷入救人与救社会的矛盾之中；小美则对香港仔有着复杂的情感，香港仔虽给她带来痛苦和伤害，却是母亲的依靠，她对其存在着一种既恐惧又依赖的扭曲情感。影片中的人物与事件大多在现实中有原型，例如“运钞车撞鸡蛋车，纸钞满天飞，民众疯抢”这一真实事件的引入，暗示了影片所构建的世界一如现实，而人们纷纷自首却忽视了通缉犯陈桂林则更是荒诞不经。当迷茫的人们求助于信仰，正如陈桂林在向关圣帝君祈求指引后才决定是否自首，现实却往往不如人意，未能给予他所期望的关注。而当他满身罪恶，以为终于找到了信仰的归宿，一个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准备放下过往，从头来过时，他天然携带的警觉与理性却让他察觉到这完美表象下潜藏的邪恶本质。林禄和深谙人性弱点，凭借虚伪的教义、严密的组织架构、隐蔽的敛财手段和残酷的精神控制，构建了一个虚幻的乌托邦。当社会秩序与信仰体系逐渐崩塌，唯一支撑陈桂林完成自我救赎的，不是外在的善恶因果，而是对于自我人生意义的追逐，在临终前完成自认为必须完成的事。而影片中的“除害”，不过是在了结个人欲求，确定生命价值的过程中，误打误撞完成的，这也再一次印证了影片的“反英雄主义”。影片结尾，一声枪响如悲鸣，陈桂林并未如古典故事中的“周处”一般弘扬正义，开启新的生活，而是在“我执”的痴念中了结了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