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奉公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它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本色和风格。在这方面，朱德时时事事以身作则，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朱德的廉洁奉公意识，首先来源于他能够正确地对待名利。朱德提倡新英雄主义，反对旧英雄主义。他说：“新的英雄和英雄事业，是产生于广大群众的共同行动、共同斗争中，为群众所赏识，为群众所称颂，而不是自封的，高高站在群众头上的；新的英雄们也知道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员，是群众力量中的一点滴，不轻视较自己稍为落后的人，不嫉妒较自己更为前进的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真正做到‘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就是新英雄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严格区别。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是把个人的名利放在第一位，而不去首先分辨革命与反革命的严格界限，是一人至上，个人突出，轻视与脱离群众，甚至愚弄与奴役群众，其结局必然为群众所唾弃，为历史所嘲笑。”在朱德看来，“革命的英雄主义，是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先革命之忧而忧，后革命之乐而乐，赤胆忠心，终生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而不是斤斤作个人打算的；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群众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的利益，而个人的利益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群众的利益；一是相信群众力量、集体力量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力量，个人的力量只是这个伟大力量中的‘沧海一粟’。”朱德的上述论述反映出他的集体主义原则，即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个人与集体是统一的，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朱德常说：“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为了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不可以牺牲。”1937年，在抗日前线，朱德在给老家亲人的信中说：“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共苦已十几年，愉快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可办好。”朱德认为，人们应该和“自己脑子里非革命的自私的意识思想做斗争”。他还经常向后代讲述其苦难的童年和革命经历，告诫孩子们革命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因而不要去追逐个人的名利。他常对孩子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死后，你们没有什么可继承。房子、家具都是国家的，我所用的东西都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就是屋里挂的那张毛主席像，你们可以继承。我的那些书籍你们可以留着读。”在临终前，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有2万元的存款，这笔钱，不要分给孩子们，不要动用，告诉康克清同志，把它交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这两万元钱，是朱德二十多年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他的夫人康克清按照朱德嘱咐，将这些钱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在朱德身上，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西有同志来北京时，顺便给朱德捎来了几筐冬笋。朱德知道后说：“下面的同志往中央送东西，这个风不好，不能提倡。咱们不能白吃下面同志送来的东西。这些冬笋都要送到机关供应站去，让大家按市价买，谁吃谁掏钱。我们要吃，也拿钱去买，把收的钱交给江西的同志。”
朱德到各地视察时，也从不接受下面的礼物。1959年，朱德去山东视察工作，地方上的干部因为知道朱德对莱阳梨赞赏有加，就装了两筐打算让他带回北京吃，并在朱德离开时悄悄将梨抬到了火车上。火车开动后，朱德发现了这两筐梨，他马上叫来随行的工作人员说：“这两筐梨一个都不能动，到下一站火车停住，就把梨抬下车，派人送回去。”在朱德的要求下，工作人员照他的意见处理了这两筐梨。
1974年，88岁的朱德到秦皇岛贝壳厂视察，他到各车间向职工们问好，并热心地询问生产情况。广大职工很受鼓舞，决定将他们精心制作的一幅名为《山峡夜航》的贝雕画送给朱德。他们把画悄悄放在警卫员的车座下。但第二天，朱德却派康克清专程把这幅画送回厂里。工人们见此情况，恳切地说：“这幅画是我们亲手创制的，是向委员长作汇报的，还是请您劝委员长收下吧！”康克清亲切地说：“老总一再说了，这是人民的财产，应该拿去换外汇，支援国家建设。大家的心意，老总已经收下了，谢谢大家。可是这幅画坚决不能收，我看还是按老总的意见办吧！”
朱德廉洁奉公的高尚人格，还体现在他严格管好亲属和“身边人”方面。他对于自己的亲朋好友始终保持着严格要求，不徇私情。如在汽车的使用上，朱德明确告诫家人：“汽车是国家给我办公用的，不准孩子们坐我的汽车上学，不准因私事用我的公车，必要时用车一定要交费。”有时女儿朱敏身体不好，需要坐车，朱德就嘱咐秘书扣付汽油费。他解释说：“第一，汽车是因为工作需要为我准备的，你们没有权利坐；第二，现在一般家庭没有小汽车，你们常坐，就会觉得自己比别人特殊。特殊化，这可要不得。”朱德常对亲人们说：“你们不要总想着我这个家的生活、吃住都有组织来管，条件比大家好得多，这些是党和人民给的待遇，可你们不能享受。你们在节假日里来这住几天是可以的，但不能常住。生活上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工作上也不要靠我去当官，共产党不是凭哪一个人就可以做官，而是靠自己的本领，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家乡仪陇的父老乡亲有几十人要上北京。朱德得知消息后，立即告诉重庆的负责干部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尽快回去生产劳动，一个也不要来。朱德强调，他们中要来参加工作的，也要根据党的政策量才录用。朱德有个侄孙不太安心在农村工作，曾几次写信给朱德，请求朱德调他到北京，但朱德都拒绝了。之后，这个侄孙参了军，在临近复员前，他到北京请求朱德帮忙在城里找个工作，没想到朱德却劝他安心回原籍服从组织的安排。
朱德的儿子朱琦因病去世后，有关部门考虑到朱德年事已高，几个亲人都在外地工作，身边应该有人照顾，于是决定把在青岛海军服役的孙子调回北京。朱德得知消息后，特地找来海军领导人了解孙子调回北京的情况。尽管此时孙子的调令已经下来，但朱德仍劝说孙子立即赶回部队过春节。
1953年，朱敏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至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朱德要她搬到学校去住单身宿舍，嘱咐她每个星期天才能回家，而且只能坐公共汽车回来，要她好好工作，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朱敏已经结婚，但学校的新宿舍还没有建起来，她就在单身宿舍里住了4年。朱德为了让朱敏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工作中，便和康克清将朱敏的第一个孩子带到身边亲自照料。朱敏想孩子时也不能随时回家看望，必须在星期天休息时才能看到孩子。朱敏在莫斯科读书时，因常年是供给制，她从不知道该怎样花钱。在北京师范大学，她却要自己管理生活，结果每月工资发下来后却不会计划着用，老是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就花光了。没有办法，她只好去找父亲。朱德见她衣兜里只剩几个硬币，不由得笑了起来：“怎么？老师同志，成了穷光蛋了，工资一个人花还不够？别人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过呀？照你这个花法，不是要把家人的脖子都扎起来了。你的毛病是没有计划性，以后爹爹帮你制订开支计划，要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后来，朱德还真的给朱敏制定了详细的开支表，朱敏以后就按照这个开支表用钱，再也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情况。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朱德不但克己奉公，不让亲属和“身边人”得到哪怕一丁点的特殊照顾，而且要求干部廉洁从政，应具有廉洁奉公的公仆精神。他强调全党同志“要正派，要奉公守法，以身作则，使自己成为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团结群众的模范”。针对下基层调研时有工作人员收取礼品的情况，他着重指出：“我们下来是工作的，不是来搜刮的，怎么能随便收下面的礼呢？今后订下一条，下来工作，不许接受礼物。”他的心里装着的始终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和普通劳动者。
一切腐败都滋生于贪婪、堕落和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而朱德的所作所为却与之相反。朱德在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始终把自己和家人置于普通民众的位置，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