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文解字》：“穅，穀皮也。从禾，从米，庚聲。康，穅或省。”
“康”或为“糠”的省字，“糠”的本义为谷皮，所以“康”的本义或与粮食有关。考虑到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象征着生活的富足与安乐，且中华民族向来以农业文明著称，所以“康”字逐渐引申出健康、安康、安乐等义项。《尚书·康诰》中多次用到表安定、安康之义的“康”字。而“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为“稍微安乐”，与其现代意义不完全相同。只有身体健康方能不受苦痛，在饱受病痛折磨的状态下还能眉开眼笑，这并非易事。在身体健康的基础上，我们开始追求生活安康，这能给我们带来自信而积极的心态。在个人生活安康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此谓“小康”。倘若我们自己生活富足，但出门就能看见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那么这不仅不会让我们快乐，反而会让我们产生道德负疚感。所以从小处看，“康”代表着一个人基本的生存需求；往大里讲，“康”则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共同富裕。总体说来，“康”的核心诉求就是“安”与“乐”。“安”指的是生存需求，而“乐”进一步指向内心需要。在生存得以保障的基础上活得快乐，是大部分人的理想。就拿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来讲，父母无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快乐，但要实现这种理想并不容易，若生存尚且无法保障，便不必提生活得快乐不快乐了。在中国古代社会，普通民众一生都要为糊口而劳碌，就连读书入仕者也不例外。在科举制盛行之后，大部分读书人赶考、入仕的目的是求富贵，即便是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也不例外。他说自己“本由寒素，偶践科场，只希干禄以养亲”，意思是说自己读书的最初缘由是家里太贫穷，没有钱财奉养亲人。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读书可以获得更好的前途、求取更多的利禄，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很多人投身举业的原因。然而，得胜科场、改变命运，是只属于少数人的幸运。对于大部分读书人而言，一方面，读书而不事生产，就需要一定家产的供养；另一方面，一旦举业不成，自己又不甘心务农，生活便难以为继。所以，在宋、明两代，因读书而破产的家庭非常常见，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游手好闲的读书人。生存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孟子认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意思是老百姓如果无法使自己的生存得到保障，就无法坚持道义，只能退而求其次，为了生存而苟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不择手段。但孟子还有一个判断，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这里的“士”并不指入仕为官的人，而是特指那些敢于为道义而有所舍弃的人。现实生活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不为生存需求所困，始终坚守道义。孟子的话只是代表了中国士人的理想主义精神。秉持理想主义是一种可贵的态度，但人们往往把这种姿态摆得太高，反而造成了一种成见——读书若不是为了求道，就是耻辱的。很多时候，人们明明是为了求生存而读书，却非要把自己高尚化，拿道德和理想标榜自己，这最终造成了道德虚伪化的连锁反应，反而玷污了理想主义。过分追求理想的高拔脱俗，会使我们漠视生存的艰辛与他人的困苦。一个人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艰辛，便很难理解他人的困苦，自然也不会对他人的遭遇报以道德关怀。中国古人常说的“爱民如子”，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本传统。《尚书》有谓“惠康小民”，讲的是君主负有让民众平安快乐的义务，又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寓意民众生活能否安定富足是评价政治好坏的标准。没有亲身体验做支撑，人们便无法产生情感的共鸣，而没有情感的爱，也只能是一种幻想。古代君主大多养尊处优，难以亲身体会在生存边缘挣扎的民众的痛苦，所以要求他们“爱民如子”其实是很困难的，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典故就是最好的例子。为保障生存而付出的努力，不应被我们轻视，反而应该得到我们的敬重，因为没有这一层辛苦做铺垫，生活也就谈不上快乐。这就好比人们在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时会觉得惬意，但这对于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来说则没有什么意义，他只会以自己的好恶肆意褒贬他人的付出。所以尊重他人对于“安”与“乐”的基本需求、理解他人生存的不易、认同他人对富足生活的追求，是我们谈论任何道德准则与政治理想的必要前提。孟子很早就强调“制民之产”以使百姓安康富足的重要性，他说，“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然后引导老百姓过讲求道德的生活，老百姓才会听从。倘若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权贵铺张浪费，老百姓救死不暇，执政者对老百姓缺乏理解之同情，穷人对富人抱有愤慨情绪，那么健康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无法保障，人民的康乐安宁也就无从谈起了。 （《中国字 中国人》编委会 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