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文解字》：“義，己之威儀也。从我、羊。”
谈到“义”，中国人总有说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话题。鲁仲连深明大义，义不帝秦；信陵君仗义救赵，义无反顾；关云长忠肝义胆，义薄云天；文天祥舍生取义，大义凛然……他们或行侠仗义，或匡扶道义；所表现出的，或是国家大义，或是兄弟情义。“义”在儒家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在“四维”“五常”中，还是在“八德”中，人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义”是会意字，《说文解字》释曰：“己之威仪也。从我、羊。”甲骨文中的“义”，从字形上看，由“我”和“羊”构成，代表我方军队的威仪，乃“仪”之本字。“义”早期含有善、美之义，如《诗经·大雅·文王》云：“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意谓传布显扬好名声，以亡殷为鉴。据出土的楚地战国文献可知，直到战国时期，“义”才有了仁义、正义这些具有道德价值判断色彩的义项，成为后世“义”思想的开端。
自战国时期至汉代，人们多以“正”释“义”，认为“义”的本质是正当性，如“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行义以正”（《荀子·赋》），“义者，正也”（《墨子·天志》）。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具有正当性，就可称为“义”。在孔子看来，“义”是君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即“义以为质”“义以为上”。孟子注重“仁”与“义”的关系，进一步将“义”阐释为人的“羞恶之心”，认为这是人所固有的。荀子则更看重礼义，将“义”从个体的道德准则推扩至外在的政治制度，将一己道德推扩为社会道德。“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适宜性是“义”之内涵的另一个维度。
“义”不仅是涉及个人道德修养的价值取向，是维护人己关系的重要基础，更是具有实践性的伦理道德范畴。落实到个人具体的生活情境与行为实践层面，“义”是按照道德规范与制度要求来判断主体行为是否正当、是否适宜的标准，正当、适宜则为“义”，不正当、不适宜就是“不义”。“义”既可以是路见不平的见义勇为，也可以是豪爽慈善的仗义疏财，只要人们能结合自己具体的社会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尽自己的本分，就能体现出“义”的精神。比如，孝敬父母是子女的“义”，关爱孩子是父母的“义”，清正廉洁是官员的“义”，忠诚爱国是民众的“义”。
东汉末年，宦官把持朝政，迫害贤良，正直之士张俭受到通缉，从家乡逃亡出来，四处躲避。他曾投奔老友孔褒，碰巧孔褒外出，其弟孔融便做主将张俭藏匿在家中。事情暴露之后，张俭逃走，孔褒兄弟二人则被抓进监狱。审判时，兄弟二人争着认罪，县令无法判决，便找来他们的母亲指认。孔母说，他们的父亲在外做官，我是一家之主，罪责在我。县令难以定夺，最后上报朝廷，由灵帝下诏，处死了孔褒。后来，张俭逃到东莱（今山东烟台、威海一带），躲在李笃家中。县令毛钦赶来捉拿，李笃对毛钦说：“张俭是朝廷重犯，我怎会窝藏？即使他真在我这里，如此贤士，你真的忍心捉拿他吗？”毛钦拍着李笃的肩膀说：“春秋时期的卫国大夫蘧伯玉以独做君子为耻，你怎么能一个人将‘义’独占？”李笃心照不宣地说：“今天，你已经把我的‘义’分走了一半。”毛钦走后，李笃协助张俭逃往塞外。直到党禁解除，张俭才返回家乡。自张俭逃亡以来，因收容他而被官府诛杀的人就有十余位，这是因为人们都仰慕张俭的声望与德行，宁肯家破人亡也要帮助他。在这个故事中，每个人都做到了由自己角色所赋予的“义”，尽管处境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甘为正义牺牲自己。
“仁”与“义”的关系十分密切。孔子提倡“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主张“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将“仁”与“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在儒家看来，“仁”是修身的目标，是人的本心，是人格的根基；“义”是“成仁”的必由之路，是主体正当、合宜的实践，是“仁”的显发，正所谓“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
“义”与“利”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无论是孔子、孟子的重义轻利、去利怀义，还是宋明理学家的尚义贬利、存义灭利，都体现了中国人在权衡义利时，往往将“义”放在首先考量的位置上，使“义”在“利”面前具有一种崇高感。
古往今来，中国人在关键时刻、紧要关头，都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义行天下、公正合宜，是中国人的基本共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正义者得人心，不义者失人心；“义”有“小义”与“大义”之分，手足、朋友间的小义能撑起一片天空，渗透了家国情怀的民族大义则可光耀后世。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唯有做到胸怀道义、正义凛然，才能称得上是一个顶天立地、浩气长存的大写的“人”。
（《中国字 中国人》编委会 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