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是会意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其上半部分是“专”的本字，形似纺线的工具；下面是“心”字，表示“惠”与人的心理活动有关。《说文解字》释云：“惠，仁也。从心，从叀。”可见，“惠”的本义为仁爱，因为“仁”与“惠”都与人内心的真实情感有关，而这种情感体现在行动上，就是给人财物或好处，即恩惠。
在中国文化早期，人们习惯把“惠”与政德联系起来，将其视为为政者应当具备的德行。《尚书·皋陶谟》中有“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的说法，意谓想要使民众安心，得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就要给予民众恩惠。《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左传·成公二年》中的“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都是说为政者要惠民利民，“惠”是一种自上而下进行施予的道德行为。
开创儒家学派的孔子探讨了“仁”与“惠”的关系，将“惠”作为君子修身与治国所必需的一种德目来界定。当弟子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回答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一个人如果能够践行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具体的道德规范，那么他离“仁”的标准也就不远了。其实，终其一生，孔子都很少称一个人为“仁人”，但他还是在弟子们评价管仲的时候，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治国，不动用武力而一霸天下，救万民于水火而大惠生民。孔子认为，仁者何？爱人者也。如果天下的民众都受到一个人的恩惠，那这个人还不能算作“仁人”吗？
孟子从“性善论”的角度来阐扬人性的光辉，进一步将孔子的惠民思想发展为“以民为本”的“仁政说”。孟子认为，君王只有以仁爱之心从民之所欲，利民之所利，推恩于民，施惠于民，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儒家惠民思想的出发点有两个：其一是以“惠”使民，以“惠”作为赢得民心、巩固地位的手段；其二是以“惠”养民，以民为本，为民谋利。孟子的“惠”，显然属于后者。对此，孟子有自己三方面的设计：经济上富民、惠民，政治上宽民、爱民，思想上教民、化民。孟子这些治国韬略与伦理思想在当时虽未得到君主们的重视，却给我们留下了对仁政惠民的乐观追求与理性反思。
在荀子看来，仁爱是具有普遍性的，能够爱自己的同类，是人作为“血气之属”的天然能力。而对于圣人和君主来说，爱自己的同类就意味着要施惠民众，将一己之惠德推扩至公共领域，实现对民众的兼爱与泽惠。于是，荀子从实践层面入手，对惠民利民做了规划与设计：总体上，执政者要像呵护赤子一般，来关怀、惠养民众；具体来说，则要从“裕民以政”“节用裕民”“节其流，开其源”“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荀子·富国》）等方面来落实惠政。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是以善施惠政著称的，有的甚至因此而得到“惠”的谥号。如春秋时期的卫国大夫公叔文子，在国家遇到凶年灾荒时，施粥以惠济灾民，因此他去世后，卫君赐给他的谥号中有一“惠”字。又如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曾任鲁国士师，虽遭遇三次罢免，却始终不愿离开自己的国家。他的妻子问其缘由，柳下惠说，现在有这么多的老百姓身处困厄，我怎么能抛下他们不管呢？柳下惠去世后，其门人想写一篇诔文以寄哀思，但柳下惠的妻子认为自己最了解丈夫的德行，便亲自执笔为丈夫写下诔文，其中有云：“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列女传·贤明传·柳下惠妻》）妻子细数了柳下惠的德行，认为他柔质慈民、爱民好与，应该以“惠”为谥号。门人读罢这篇诔文，惊叹每一个字都妥帖精当，无须做任何修改。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下，中国人特别善于将自己内在的仁爱之心外化为对他人的惠行。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人们在施惠他人的同时，也会滋养自身；在善待他人的同时，也会助益自身。当然，施惠于人也要有一定的原则，即这种施惠应体现“正能量”，应符合“义”的要求，应不求回报且对他人真正有益，还应使他人在受到恩惠之后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之中。
“惠”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互惠互利。施惠与回报是密不可分的，正所谓“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当别人无条件地施予恩惠时，我们会心怀感激，并希望能在适当的时机予以报答，否则就会产生愧疚心理。
可以说，仁爱默契、互惠互利、守望相助，是中国人维护人际关系的“核心密码”，是中国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更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基本道德素养。
（《中国字 中国人》编委会 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