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2年考入福建师大，选择了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简称为广电专业或广电班）。当时，广电专业是在文学院，2000年开始招生，因此在我入学时还没有毕业生。大一时，我们经常和0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简称为汉本专业）的同学一起上大课。早已记不清两个专业的同学人数了，印象中，文科楼一楼的大教室总是坐满了人。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孙绍振老师在大一给我们上《诗歌作品导读》，还有颜纯钧老师的《小说作品导读》课，教室里座无虚席。孙老师风趣幽默，在谈笑中将诗歌“抽丝剥茧”；颜老师非常严谨、比较严肃，教室里只有沙沙的记笔记的声音。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孙老师的学术成就，更为感佩他给这一大帮幼稚懵懂的大一新生上课。大三时，颜老师还给我们广电班上过《电影的读解》，在课上解读过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由梅丽尔·斯特里普扮演的萨拉在海边的防洪堤上的那一经典“回眸”深深印刻在脑海里。后来，除了英语、毛概、邓论、马哲等公共类课程和汉本同学一起上课之外，我们大多时候都是单独上专业课，接触到了更多文学院的资深老师和广电专业的老师们：和蔼可亲、总是面带微笑的谭华孚老师，学养深厚却又不拘一格的毛丹武老师，精通各类掌故、博学而先锋的林焱老师，把深奥的文艺理论解析得鞭辟入里的余岱宗老师，留着长发、颇具艺术家气质的刘泓老师，逻辑思维缜密的张梅老师......在大学毕业之后的十几年中，我时常会回想，如果在大学阶段没有遇到他们，我是否还会走上学术研究之路，人生的轨迹和如今相比是不是会有很大差别？每念及于此，心中总会有万般思绪和感念。
记得报到第一天，我和室友正在宿舍收拾行李，突然来了一位男老师，戴着大眼镜、笑眯眯地向我们询问宿舍的情况。宿舍在校外的万里公寓，我们女生宿舍被安排在六楼和七楼。后来我从同学那得知那位老师就是谭华孚老师。印象中，谭老师给我们上过好几门专业课，课程所用的材料基本上是他自编的讲义。那时有关新闻传播学方面的译介、专著并不多，老师大对面的晓枫书屋有关传媒类的专业书籍只能摆满两三层书架，远不及历史学、文学类研究书籍的数量和品类。所以，授课的知识体系和课程内容大多时候都要由老师们自己去摸索和转化。谭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门课叫《媒体通论》，也是在这门课上我开始了解传播学，在晓枫书屋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专业书《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2002年为第一版）。后来在准备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时，我才发现这本书是专业考试必读书。在谭老师的课上，很多新的网络现象和文化以及解读方式是我们此前未曾接触过的，感觉甚为新奇。在我上大学时，一个宿舍可能只有一台组装的台式机，极少同学拥有手提电脑。我们若要上网， 通常要到图书馆的信息检索中心，因此，相关资讯的搜索和获取相对比较滞后。而谭老师从1993年就开始接触电脑，1994年底开始上网，在互联网逐渐兴起之时，就敏锐捕捉到了审美介质与媒体技术条件的互构关系，是推动文化生态变化的动力之一。他的一些思考在2000年初汇集成两本专著出版，分别是《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和《虚拟空间的美学现实：数字媒体审美文化》，作为我们课程的教材。
进入大学之后，我给自己立的目标就是广泛阅读，不过缺点也很明显，阅读没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和进阶过程。再者，埋头读书、不闻窗外事，是不是一种适宜的方式，毕竟大学生活里不只有“书”，且还需为将来就业做准备。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我时常陷入迷茫和自我拷问之中。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毛丹武老师。他给我们上传播学理论课程，在课上旁征博引，不断迸出西方理论家的名字和观点，也给我们讲解时下知识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我都会快速记录下来，课后再到图书馆去搜索和借阅书籍，也开始看《读书》和《天涯》等杂志。终于在一次课后，我鼓起勇气向毛老师讲述最近我正在阅读的书籍，对哪个理论家感兴趣。毛老师认真地倾听完我的表达和困惑，跟我说要继续保持阅读。此后，几乎每一次课后我都会找毛老师请教问题和陈述自己的见解，他也给我推荐一些书目。那时的我看书不求甚解，在阅读之后总有一些自己解不开的谜团和想要一吐为快的粗浅感想。毛老师对我给予了极大的耐心和鼓励，这也让我能够继续沉下来去认真读书，抵抗外界的纷扰和不时萌生的浮躁。毛老师把我带入了学术之门，让我初识学术的纯粹，以及一个学者对现实世界的关切。理论并非是和现实阻隔或脱节，而是能够对变动不居的现实背后的纠葛力量进行觉察和阐释。
那时，同样将我们领入“新世界”大门的还有林焱老师。林老师学识渊博、涉猎非常广泛，他的独到见解时常令我们醍醐灌顶、会心一笑，真的可谓“先锋”。记得有一次课后，已近中午12点，我有一些问题请教林老师，林老师足足讲了半个小时。作为一个“问题学生”，我受老师们私下的“恩惠”特别多。犹记得余岱宗老师在一次课后给我讲了很久的福柯，直至下一节课的下课铃声响起。如今，自己当了教师之后，每次上完2-3节课，就早已饥肠辘辘，因此每每回想当年课后还缠着林老师余老师他们请教问题时的场景，他们如此耐心地倾听和回应一个本科生的幼稚的问题和观点，现在想来实在有点不好意思。这也鞭策我要以我的老师们为榜样，以同样的耐心和用心来对待我的学生们。
我们那一级广电班有61位同学，加上01级和00级广电同学，有近二百人。谭老师、毛老师、刘老师、张老师他们能叫出大部分同学的名字，甚至对我们的专长和特点亦能如数家珍。广电老师们个个都是“八卦阵地”，他们对学生们的各类故事了如指掌，并成为非常重要的“传播源”。学生们在私下甚至当面直接称呼谭老师、毛老师为“老谭”、“老毛”、“毛哥”。毕业之后，同学还会不时把老师们叫出来喝酒聊天。恰逢同学结婚等人生重要时刻，几位老师经常是在邀请之列。直至毕业多年之后，有时和谭老师、毛老师聊起我的同学、学长姐来，都会聊几句他们的近况和过往。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找到如此真诚、真挚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了。
福建师范大学2006届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毕业留影
在彷徨、迷茫却又有无限冲劲的青春岁月里，我的老师们就是那点点微光，照亮了前面的路。大三下学期，当我决定考研时，谭老师、毛老师就开启了“鼓励”模式。后来，我如愿考上了中传。其实我是一个不善言辞、有些“社恐”的人。毕业之后，和谭老师、毛老师的联系变少了。研二时的寒假，我去牛眠山巷的万升小区找林青表姐，恰巧碰见毛老师。原来谭老师、毛老师他们都住在这里。有一年多时间没有见到毛老师了，分别时，毛老师叮嘱说“要跟我们保持联系啊”，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原来，老师们还在惦念着我。后来每逢寒暑假回到福州，我就会去拜访谭老师和毛老师。在求学过程中遇到各类困惑，我也会发邮件向他们倾诉，他们都很耐心地指点，指出问题之所在。我翻出2008年10月31日的邮件，是谭老师在凌晨1点左右给我的回信。我当时因为第一次投稿未被某一学术会议入选，比较沮丧，就给谭老师写了一封邮件。当然，从现在往回看，被拒稿其实是常事，被拒那就修改再投稿，再拒就再修改再投，如此往复。这一如今早已被我视为“常态”的事情也是在工作多年之后才逐渐适应，心态上淡定了许多，当然失落肯定是会有的。谭老师在邮件里安慰我说：“我觉得你不要因为这一次的未能入选而失去了自信”，随后，他给我详细指出了论文未能入选的三个原因。在邮件的最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鼓励我。在学业和职业选择的关键节点上，我的老师们真诚、无私地向我提供建议和帮助。正是因为人生路上有他们，我才勉强在学术道路上攀爬。12年博士毕业想回到母校工作，在确定能够入职之后，谭老师认真而又欣慰地说：“你现在可以好好生活了。”谭老师毛老师继而又开始担心我有没有适合的课程上课，能不能适应本科教学工作。哎，这一路走来，他们对我倾注了太多的关爱和包容。
2016年12月2日，谭老师突发脑出血住院。那时我和陈蕾正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博士后，听闻消息，我们第二天赶紧从上海赶回来。我站在谭老师的病床前，难以置信、脑袋一片空白，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一旁的师母也在那一直抹眼泪。12月4日凌晨，谭老师还是和我们永别了。在微信朋友圈里，同学立文画的谭老师的简笔画被刷屏了，那位戴着大眼镜、嘴角微微上扬、一直微笑的师长再也不会跟我们亲切地说着话。在过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还是难以接受谭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事实。
我还记得应该在15年左右，谭老师说他一直在翻看陈卫星老师翻译的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的《普通媒介学教程》，对他启发很大，他也很想写一本《艺术媒介学》。那时他行政事务繁忙，也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才能阅读和写作。在连水兴的《书生荷戟独彷徨，夕阳时分愁无边——纪念我的导师谭华孚先生》一文中也谈到这项“未竟”的事业：在谭先生的遗稿里，我们发现他已经为这本《艺术媒介学》写了几万字的“导论”，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谭老师骨子里就是文人和学者，行政工作消耗了他太多的心力，他时常对我们说“很累”，但仍然勉力为之。
04年传播学院创院，20年，弹指一挥间。我的老师们，为学院的创立、成长不断奉献自己的能量。他们的为学之道，以及对学生们的无私和关爱，正在被受过他们“恩惠”的学生们所传承下来。当我们念及过往时，最先在记忆之流中出现的就是那可爱的人，和可爱的人相关的那些事和瞬间。正是因为有他们，一切才鲜活起来，并充满希望。
撰稿：黄华（师）
编辑：吴悦薇
初审：傅心悦
复审：林欣莹
终审：黄华（师） 魏倩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