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院20周年征文①｜连水兴：纪念谭华孚先生

二十年来，很多人为传播学院的创立和发展，付出了无尽的心血，谭华孚先生自然是其中重要的一位。时过境迁，但愿时间的流逝不会磨灭记忆的痕迹。作为学生，我以个人的视角和感悟，回忆与谭先生相关的一些往事，以及学术上的交往。我想这是二十年来，很多在学院求学过、工作过的人，不曾忘却的共同记忆。

值此传播学院成立二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谭华孚先生。

01

1957年12月25日，谭华孚先生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的合浦县。这个出生时间是身份证上的记录，但按照其家人的说法，真实时间应该会更前一点。先生的曾祖父曾开设过一家名为“意泰”的老字号饼店，所制月饼是本地一大名牌。谭先生的祖父辈曾当过民国时期的军官，母亲则出身士绅阶层，年少时曾受过“进步”思潮影响。这种家庭的精神遗产，应该对谭先生产生了些许影响。

谭先生的故乡合浦，位于广西南端，东与广东省廉江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接壤，西与钦州相邻，南临北部湾。据说合浦与北海在汉代到魏晋时期同属古合浦郡，清代以前则属于廉州府。1908年，孙文和他的同志们在廉州、钦州举行过起义。这应该是谭先生在书法作品上常署名“廉州谭华孚”的原因。他曾在博客里这样写道：

在合浦这个地方，有一种高大的树叫凤凰树，一到盛夏就会开花，满树红火。这种树在闽南地区很普遍，但在福州却没有，这使谭先生常常觉得很遗憾。谭先生曾说：他少儿时代居住的古城也生长着这种树，“没有一种树比它更适合象征青年学生了：它在花季绚烂、热情，炽烈如火，如同青春”。在谭先生的记忆里，凤凰树最独特的不仅仅是火红的花，还有那一尺多长两三寸宽，状如弯刀的大豆荚。这是他儿时扮演武士战斗时的“武器”；里面楔形的豆籽，是他们玩的一种博彩游戏的道具与筹码。谭先生因此感叹：靠着它，少年男子便在模拟中进入了两种成年男人的人生搏斗环境——战场和商场（赌场）。

据谭先生回忆，他家的祖宅是一幢临街的三层楼房，典型的民国时期建筑，名叫永安堂，是前店后厂的中药房。这在民国年间的古城里算是大房子了。这座老宅，曾给先生的少年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13岁那年，谭先生的父亲在家中阁楼上为他安置了一张床，他从此就开始了阁楼生活。这种生活直到16岁下乡务农当“知青”，才部分地结束；再到20岁那年国家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才彻底地结束。他甚至还因此写了一首打油诗：

在我看来，这个阁楼似乎是谭先生少年时代的一个自由世界。他曾描述自己在其中读书的艰辛与乐趣：

少年的谭先生，对于知识有着执着的追求。那时候，他每天中午从学校回到家中放下书包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处搜查姐姐藏匿在隐蔽处的书，那都是些她向她的同龄人借来的文学作品。因为家里原先的藏书已经在“文革”伊始的“破四旧”中，由祖父亲自拉了三板车运到街道居委会当众付之一炬，还被抄了几次家；而学校和公家的图书馆也已无书可借了。后来，他曾在同班一个同学家里发现了一个宝库：满满一大箱的苏俄小说和几乎完整的一套“世界文学小丛书”。可以料想，这让他欣喜若狂，而共同的喜爱读书的兴趣，也使他与这位同学成为终生莫逆。

童年的记忆，使故乡成为谭先生一生挥之不去的精神牵挂。谭先生曾说：“家乡，是这样的一个所在，年轻时急切地离开它到外面的世界去，中年以后却越来越频繁并伴有忧愁地想念起它来。”工作之后，每次回到家乡，他便在母亲所居的东坡湖畔旧小楼里，夜晚伴着蛙声入睡，清晨听着鸟鸣醒来。而谭家老宅附近的东坡亭，声音共鸣效果极好，附近师范学校的音乐老师每天清晨都在这里练琴、授徒。每天早上在母亲所居的小楼醒来，总会听得到一湖之隔的东坡亭里传来的柔曼的小提琴声。对他而言，此真乃人生一大快事！他还因此写了一首题为《老家》的诗：

02

1974年，谭先生16岁，开始了他下乡插队的“知青”生涯，地点在广西合浦县石湾乡东江村。1976年，谭先生在下乡的村里重组文艺宣传队并出任第三任队长，这几乎构成了他其后从事文艺传播研究的经验起源。四十年后的2015年4月，这些知青再次相聚于广西合浦，谭先生则从千里之外的福州赶回参加。谭先生曾感叹：“当年的帅哥美女已成老翁老妪，绝大多数已为人爷爷奶奶，相貌容颜更被岁月流蚀得惨不忍睹。其实，虽然号称知识青年文艺宣传队，当年的我们又能有多少知识，懂多少文艺呢?”但我曾看过一张他们知青时代的合影，谭先生在其中略显稚气而气宇轩昂，隐约可见文人气质。这段“知青”生涯，对谭先生及这一代人应该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却也是他一生都在反思的。

据谭先生回忆，在知青时代，他始终订阅的两份杂志是《朝霞》和《学习与批判》，另外还断续购买过《自然辩证法》杂志，这是当年稍微有点可看性的期刊类文字印刷品了。在那样的环境中，文艺书籍、画册、唱片等稀罕难求，或者说，审美介质的重要与珍贵，很早就在他的意识中打下了烙印。也正是出于对文艺的痴迷，谭先生在国家恢复高考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后来在报考研究生时，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艺学专业文艺美学研究方向。

1977年，谭先生顺利考上广西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广西师范大学。当时，他所在的77级的大学同学们，常常自诩自己是“百里挑一”考上大学的。但谭先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说：

大学是谭先生学术生涯的起点，本科期间他就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阿Q典型性问题的一些看法》。在这篇早期的论文中，谭先生认为：

显然，鲁迅先生的思想，尤其是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对谭先生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几乎成为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共同思想特征。以至于多年后，谭先生对我们感叹：眼中所见中国，鲁迅先生所提的这一社会实践课题，仍然远未完成。

1982年，谭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在故乡短暂供职。1983年，谭先生考取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文艺美学方向研究生，师从李联明、孙绍振先生;1986年硕士毕业，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对于谭先生而言，求学生涯最幸运的事情之一，莫过于得遇名师。谭先生曾对此做如此描述：

谭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在1983年那个乍暖还寒的年份结识孙绍振老师。谭先生曾说：“有的学者适宜在书中相逢，掩卷而思，怡然神会;有的学者适宜在聆听中结识，听其畅谈，如沐春风。孙绍振教授则是两者皆宜的导师。其言其文，均百听不厌，屡读屡喜。学问文章，才情快感，两兼得焉。”

1999年，谭先生调回福建师大任教，在他的执教生涯中，他很好地延续了师门的这种传统。许多师生回忆起与谭先生交往的日子，总会想起他家的客厅。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家的客厅，就是我们学术活动的“公共领域”。在无数个晚上，我们和谭先生围坐谭家客厅那个巨大的根雕茶桌旁，喝茶闲聊到深夜。闲聊的内容，从学术文章、学界往事、文坛掌故，到个人遭遇、生活愿想等，无所不谈。我一直觉得，这种师生之间的闲聊，宽松、自由、直透灵魂深处，是最好的陶冶和授业方式。我们最初对于学术的热诚和信念，大概就是在这一次次闲聊中产生的。

2006年的夏天，我从谭先生门下硕士毕业。有一天，谭先生不知哪里来的兴致，突然想去我的故乡漳州长泰做调研。那时候，他非常关注互联网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当时还没有动车，我们两人坐了三四百公里的汽车到厦门，然后换乘各种交通工具，翻山越岭来到我的山村。在那个酷热的夏天，我和谭先生穿行于村间小道，寻找隐藏在民房里的网吧，访谈村里的长者和年轻人。我至今仍然记得，汗水湿透了他的白衬衫，但他的兴致丝毫不减。整整一个星期，白天我们一起走街串巷，晚上就在我家小院里吃饭喝茶，乘凉聊天。抬头可见满天星斗，近处有溪风拂树。附近邻人，皆来探望，听谭先生高谈阔论。那似乎是我最值得回味的一个假期了。后来，谭先生在他的一篇论文里，详细地记述了我的村落和这次过程。每次重新翻阅到这篇文章，总让我感慨万千。

03

谭先生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他曾说：“读中文系，是我最幸运的人生选择之一。它使我不仅能获得许多教益，更能享受到许多人生大乐。”他曾在自己的博客里引用了罗素《什么是自由》中的这段话：“文化自由，它是艺术、文学、科学中一切辉煌成就的源泉，也是个体人格中所有最好的品质的源泉。人类的世界若没有它，便将变得迟钝而愚蠢，不会比一群蚂蚁高明到哪里去的。”谭先生年轻的时候，最喜爱的是俄罗斯文学。最入迷的是普希金，曾经与朋友一起把他的抒情诗集全文抄下。另外托尔斯泰、契诃夫、杜勃罗留波夫、果戈理、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也读得比较多。用谭先生自己的话说：“我这一代人中，凡受苏俄文学艺术影响的，很难不牵挂德捏泊尔(又译第聂伯)河、顿河以及它们流经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这是著名小说《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发生地，是《白杨树》等著名歌曲诞生的地方。”出身贵族的俄罗斯作家，往往在作品中为“小人物”说话，鞭笞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对所谓的理想社会有着执着的追求。这一切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20世纪中国文人的现实需要和精神追求。因而，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俄罗斯文学在那段特殊的时代里滋养着一代中国文人，甚至重构了他们的精神结构和文化信仰。谭先生自己也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俄罗斯的歌曲、油画、诗歌和小说，是我们少年生活中可以称之为艺术的世界里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或许在1980年代之后我们会羡美慕欧，但俄罗斯文化的烙印，已经永恒地留存在我记忆的底片上了。”显然，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如此深刻，以至于他这么多年来在文字中屡屡提及，始终念念不忘。每当看到与此相关的文字、图像，乃至于听到音乐曲调，他的脑海里“便会浮起一种忆起童年和青春似的心绪……”

1986年，谭先生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入福建省文化厅所属的艺术研究所工作，担任《福建艺术》杂志常务副主编。这本杂志设有剧苑纵横、剧作新葩、影视与电子文化、美术空间、音舞广场、艺海博览等栏目，所发表的论文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全国优秀剧本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田汉剧作奖”、“福建百花文艺奖”，在艺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力。由此，谭先生供职于艺术研究部门达13年之久，介入过省内外不同艺术业界的一些重要理论和评论活动，写作、发表过与此相关的一批文章，甚至实际地参与策划和制作过一些电子文化艺术作品。专业的定向、工作的需要及个人的兴趣，使他广泛地接触了文学影视、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门类，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巨变中真切地感受了它们各不相同的生存与发展际遇。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化艺术领域的学术论文，也成为在各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影响的评论家。

谭先生对书法尤其有着浓厚的兴趣。谭先生走后，我到他府上帮忙整理遗物，看到他的案台上，还摆放着练字的毛笔。许多已写过的纸张，堆在书桌上或放在垃圾篓里。在一堆厚厚的遗墨里，有一幅临摹的《心经》，是谭先生在台风天为灾民祈福所抄写的。这是在某个台风天里，他独自在书房里慢慢抄写的。窗外风云变幻，他却于无声处听惊雷。

关于书法练习，据谭先生在文字中所述，在读大学的第一个假期中，他便以几毛钱的价格从新华书店中购得怀素《自叙帖》。虽然他也知道“此帖似不合于初学”，但以后几十年间，他却深爱并不断临习，主要原因是“其流丽狂放，气韵酣畅，隽永之美，留恋不已”。

福州的夏天常常炎热无比，容易令人心躁。谭先生认为，当此之时，“找一家路数与自家气质相投的书家小楷法帖临写，是求心静自然凉的捷径”。而傅青主所书颜体风格的小楷《心经》则是他的最爱。多年以后，谭先生舍碑拓而取帖本，先后临写过赵孟頫、文徵明代表性的诸帖。后来，谭先生又见《灵飞经》四十三行帖本，“秀美中蕴古趣，舒展中有团聚，端庄中有行书之流美”，甚是喜爱，便常常晨起临写《灵飞经》。

谭先生似乎把自己的生命感悟，融合到书法中了。他说，“越读书法史，越发觉得书法太像人生：它是一次性的，不可变易，不能重来”。谭先生甚至感叹道：“像文徵明这样，福、寿、才全满的文人，读遍青史，恐怕也觅不到几个。”谭先生虽身居院长等职，但终究是个文人。他的一位老友曾说：“他过的并不是他所喜欢的生活。”我想，在居所里自由地读书写字，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大概才是他最惬意的日子吧!但愿在天堂，他能了却一切俗事。

04

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迅速兴起，给谭先生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谭先生在《虚拟空间的美学现实：数字媒体审美文化》一书后记中，如此描述自己最初接触网络的过程：

作为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批使用者，谭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必将对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生态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他认为：“审美文化生存的人文技术环境，尤其是审美介质与传播媒体的技术条件变化，似乎是导致艺术王国中各个文化品种生态变化的内在动因之一。但在当时的理论语境中，媒介因素在艺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却未曾有人详论。”有感于这一情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谭先生开始将艺术文化生态与传播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的关系，选定为学术探讨的主要方向。

1997年，谭先生承担了全国“九五”艺术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课题的研究，对网络审美文化的关注从感性兴趣转为理性观照。这意味着谭先生在“网络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已走在全国领先的行列了。这项课题完成于1999年底，并在2000年通过了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组织的专家评审。评审时，专家组成员们给予肯定，称“该课题研究有相当难度，但作者研究的对象、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具有新意和原创价值”。参与评审的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陈培爱先生更对作者给予热情的鼓励，认为“如能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完善，将会填补国内本课题研究的空白”。2004年，该课题的结项成果正式出版，书名为《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这部著作从当代新兴的传播学角度出发，以文艺与传播的关系为轴心，对当前文化艺术的发展态势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谭先生在书中提出，在当前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并普及于社会生活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当代传媒技术革命深刻影响人类文化艺术生态的社会人文环境，有必要建立“文艺传播学”这样一个传统文艺学与新兴传播学的交叉学科。该书主要包括以下论题。 

作为谭先生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一书所论及的问题，在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实践中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开拓我国艺术学科建设中尚鲜有人涉足的文艺传播学研究领域具有原创性价值。特别是谭先生所提出的“艺术作品的三层结构和三维内驱”“传媒技术发展是艺术文化生态变化的内在动因之一”“当代社会精神活动的重心正在从意识形态向意象形态转移”等主要观点，对于认识和把握当代文艺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某种新的视角和思路。谭先生曾援引阿芒·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一书提出的观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人的观念已逐步从把传播看作部门、行业、区域的活动，过渡到把传播看作新社会的基石。在谭先生看来，包括文艺研究领域在内的国内许多学者也发生着这样的变化。

由于在文学领域和传播学领域都有丰富的学术成果以及巨大的影响力，谭先生于1999年调入福建师大文学院，参与筹办新成立的传播学系。2004年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成立后，谭先生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同时担任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传播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成为全国知名的传播学者。

谭先生在猝然离世前的几年里，曾与我多次谈及他正在阅读法国传播学者德布雷的作品，并打算写作一本《艺术媒介学》的专著。他曾说，近年来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提出的“媒介学”理论，尤其是其中最为独特的“媒介域”范畴，经由学者陈卫星的译介而进入了中国传播研究的当代语境，为我们对于人类信息传播问题的观照与思考展示了某种学科和研究路径上的独特性。后来在他家人的帮助下，我在他的电脑里看到了部分初稿，细细阅读之后，大体理解了他的想法。

在他看来，艺术媒介学是媒介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因为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的艺术活动就直接与他们所使用的物质材料与物质媒介结合，密不可分。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是特别值得作为媒介学研究对象的。因为“媒介学的研究突出人们的精神行为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受到的不知不觉的影响，属于历史范畴。媒介学所展示的媒介功能是它的所有形式在一个长时间范围中的活动”。同样地，艺术传播不追求或不注重即时的告知和说服功能，而更注重在一个长时范围中对人心世道的潜移默化作用。德布雷的媒介学研究“不满足于见人不见物的单元路径，刻意把握传递手段具有的双重性：一方面是技术配置(记录符号的表面如文字或视听符号的呈现方式，解码程序的各种接受方式，扩散手段的基础设施和实物)的发明和运用；另一方面又是有机配置（制度、语言、仪式）的创建和普及”。这一点对艺术特别重要，因为艺术尤其是属于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表演艺术，必须依靠这种有机配置来展现和薪传。因此，相关的制度、语言、仪式的创建和普及就十分必要，它们甚至成为此类艺术赖以形成和传递的先决条件。

在谭先生的遗稿里，我们发现他已经为这本《艺术媒介学》写了几万字的“导论”，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可惜的是学术理想半途而止，不能不说是他个人和学界的一大遗憾。或许，留有遗憾，本来也是人生美学的一种常态吧！

最后，以谭先生写于2016年10月22日的一首无题诗结束吧！

他是文人，应该合适。

（注：本文所引谭先生文字，皆出自其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以及遗留书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