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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夏,陈明仁以守四平“有功”,蒋介石给他挂上了青天白日勋章。不久,在陈诚的打击下,又给他撤职查办的处分。一九四七年冬,在南京国防部次长刘咏尧的宴会上,有人碰到了陈明仁,看他穿着长袍大褂，就打趣地问他为什么穿起中国便服来了，他很心灰意懒地回答说“我要把军服烧掉,当老百姓去!”
在一九四八年夏欢送程潜回湘主政以后，不少在京的湖南人都认为困守南京不是办法，很想在湖南有个投靠之所。在接近中秋的一个夜晚,陈明仁邀约了温汰沫、汤如炎、陈粹芳、张严佛和吴相和这几个故旧,在南京明孝陵的四方城坛上,漫谈国内形势和各人的出路。大家都感到大局已难挽回,如还继续呆在南京,一旦树倒猢狲散,权贵人物还可以向国外跑,象大家这样的人又向那里逃?但是,几个光杆还是不成,大家一致主张陈明仁不要因被撤职而消极苦闷,一定要争取重掌兵权。当时陈有这样的两条路:一是到西北去，当胡宗南的参谋长;一是到汉口去，充任武汉警备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大家认为:寄人篱下,不如独当一面;远去西北边疆,不如靠近湖南家乡。陈明仁对此表示同意，但要温汰沫和我一同前往协助。
不久，国防部正式发表陈明仁为武汉警备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陈即决定温汰沫为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室主任，增设政工处由吴相和负责。在离开南京的前夕，吴相和向贺衷寒告别时，贺郑重其事地对吴说“你这次随陈明仁到汉口去,责任很大,白崇禧是蒋总统的死对头,现在更要挟以自重。你们此去,对他要起监视作用，使他不敢肆无忌惮地进行造反活动。袁守谦已在华中"剿总’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之职,你们要与他保持密切联系。”
一九四八年十月初，吴随陈明仁到汉口。当时国民党正在作垂死挣扎,陈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就职典礼会上也就叫喊:“要以坚定不移的精神,保卫大武汉，决心战至最后一人!”同时，吴则以老政工的资格,通过华中“剿总”政工处的关系,加强对白崇禧左右的联系。人们看不出白、陈之间有什么矛盾，其实，我们无时不在密切地注视白的倒蒋活动,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监视任务。
一九四八年底，正当淮海会战吃紧关头，白崇禧不仅按兵不动,反而默许湖北省参议会发出了主和通电，借以迫蒋下台，弄得南京内部惊慌失措。在此紧要关头，陈明仁派吴乘飞机去南京向蒋告密,以示忠诚。袁守谦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交吴亲呈蒋介石。吴到了南京,首先去总统府军务局见俞济时说明来意。俞对吴说:“你来得正好,这里正苦于得不到汉口的消息,我即报告总统,你听候召见吧!”吴以为蒋要召见还不会这样快,回家后便上街理发去了。不料,蒋一听到陈明仁派人来京告密,便立即叫俞济时派车接吴去见他。一部吉普车走遍了南京几条街，才在太平路一家理发店找到了吴。由此可见蒋那时的慌乱了。吴随车到黄埔路蒋的官邸,一踏进蒋的会客室，见蒋靠近壁炉旁边,反手踱来踱去,状甚不安。蒋一面烤火，一面叫吴靠近他身边坐下。吴递交袁守谦的书面报告后说:“湖北一部分参议员通电主和，出自白崇禧的策动与支持,他还允许这班主和人士自由出人共区以表示他倾向和平。其目的在于假主和、真造反,扩大桂系的政治地位。”蒋介石听后双眉紧锁,没有吭气,只着重问了陈明仁的实力和训练情况。吴趁机向蒋建议:“陈明仁现在只有一个军，是否可把第一兵团番号给他,这样在汉口方面起的作用可能大一些。”蒋频频点头表示:“好，好。不过，这个兵团番号属于华中'剿总’范围，最好由白崇禧提出。”吴告辞时，蒋说:“你早点回去,要陈司令好好地干,那边情况的变化要随时报告来。”第二天,吴就飞回了武汉。
到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在各方面压力下只好下野,李宗仁登上了代总统的宝座。这时,白崇禧认为桂系发展的时机已到,积极部暑长江以南的防务。经白崇禧向国防部保准，任命陈明仁为一兵团司令兼武汉卫戍司令,要陈以守四平街的精神来防守武汉，这时,陈在同吴闲谈中已感到大势已去，四平街不同于武汉，今天所指挥的部队也与过去不同,任务完成不了。不久,程潜致电白崇禧,请调陈明仁回湘,巩固后方,白允其请。陈遂率二十九军和新成立的七十一军开回湖南。
但在这时,蒋介石仍在溪口暗中指挥一切,嫡系将领前往溪口络绎不绝。陈是蒋的学生,奉命监视白的，此时奉白之命南开，也需对蒋说明,便于三月间派吴代表他、再次见蒋介石、以示继续拥戴之忠诚,并报告部队移驻长沙的原因。吴路过南京时，适国民党政府各部会机关正在疏散，纷纷由上海、汉口分两路向广州逃遁。在全城没有照明的晚上，吴先去见参谋总长顾祝同，一踏进国防部大门,只见室内暗淡无光,东倒西歪的家俱,纷纷满地的纸张，触目皆是--充满了王朝末日的凄凉景象。顾视同独坐在一盏忽明忽暗的油灯下接见了吴。他以背向吴，反过脸来劈头一句:“陈明仁的部队在那里?"吴说:“已向湖南开动了。”他生气地问:“调动部队连国防部也不打个招呼?"这个 闷棍使 吴愕然,连忙说明几句。他“哼”了几声,不再吭气了。沉默了几分钟之后,吴只好问“总长还有什么指示吗?”顾回答:“没有。”在这种不和谐的气氛下，吴原想提出第一兵团的装备补充问题也不好提了,便恭恭敬敬地告辞离去。顾祝同这一席话，使吴感到奉化之行更为重要，更须加倍小心。到了奉化溪口,想方设法才于第四天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先是蒋经国找吴谈,观其用意是在了解吴的经历,便于估计吴在陈明仁那里能起多大作用。后来，吴问他对当前形势作何看法，有那些挽救危局的对策?蒋经国却一言不发。吴后悔失言了，头次见到蒋太子,就碰了钉子,随即由一待从人员引吴进蒋的会客室。蒋介石微带笑容,叫吴相对坐下。蒋问:“你来的时候,陈明仁在哪里?部队情况怎么样?”吴答“陈司令奉白长官之命,把部队带到湖南去了，特地派我向总统有所面陈。”蒋又问:“陈明仁回到湖南与哪些人有来往?他和宋希濂、霍揆彰有没有联络?袁守谦在长沙吗?”我吴只好撒谎说:“陈与霍、宋都有联络，袁现在长沙,他们之间过从甚密……。”蒋连连点头表示满意。蒋又问:“陈明仁回湖南后,有什么打算?”吴答:“第一兵团刚成立,陈司令决心要在湖南把部队整训好,如果早点把武器弹药补充给他,他说在三个月后,一定要打个漂亮仗替校长出口气。”蒋微微地笑了，吴继续说““陈司令这次到湖南,不但在军事上有决心搞好,在政治上也会与各方面处好,请总统不用操心。”蒋说:好!好!部队的装备应早补充好,你们可以向国防部要。吴说“这要总统下手令给国防部才行。”蒋说“从哪里补给你们呢?经过汉口是不行的。吴说:“可以从浙赣路运给我们。”蒋说“对,你几时走呢?”边说边站起身,吴也随着站了起来回答说“马上就走。”遂退出乘车到宁波后转上海。
在上海吴碰到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他问吴“你到奉化看到老头子没有?他怎么样?”吴说“老头子面容乌黑,神色不安。”邓听后急忙嘱咐不要外传,怕影响不好。这时,新闻局副局长张明邀吴到一“舞后”家中见识见识,这个“舞后”对张明说!“老邓(邓文仪)精神真好,他同我跳了几个通宵,今早到浦东去做'纪念周’,卖了两个钟点的膏药,刚才又打电话说今晚还要到我家玩。”
吴回长沙后,将溪口见蒋的情况向陈明仁汇报,但他似心猿意马,只听了几句,便说:“另有要事,改天再谈。”后来也没有找吴谈。但是不久,白崇禧发表陈兼任长沙警备司令，吴曾劝他不就，说湖南学生、工人很难对付,陈却斩钉截铁地说“只有杀，要闹事就用机关枪剿:”同时,陈明仁在长沙警备司令部内,以军统特务鲍志鸿为参谋长,军统特务毛健钩为稽查处长,军统特务张镇华为主任高参，一时真是摆开杀气腾腾的架势。
这时,陈明仁有关反动方面的活动,多是找吴办的。温汰沫还对吴说:“我们这个班子,就好象桂系一样，白崇禧主战,黄绍竑主和,都是为了李宗仁。你饰白崇禧,我饰黄绍竑,也都是为了陈子良。”五月间刘咏尧回湖南组织“中国革命复兴委员会湖南分会”，以黄杰、宋希濂、刘嘉树、霍揆彰、陈明仁、杨继荣等为骨干,陈明仁就是要吴代表他参加筹备的。后来，军统张镇华和湖南地方的反动势力对陈明仁的喊打很感兴趣,纠合一批所谓“忠党爱国分子”发起“中国建设协会”,拥陈为首领,共同“勘乱建国”;陈也曾授意要吴参加,并亲自主持了宣誓大会。
自武汉解放后，湖南的局势日益吃紧。第一兵团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平民主人士都希望程、陈合作,共同起义,白崇禧退驻长沙后又紧紧抓住陈明仁以充实他的反共赌注。这时，陈明仁也更加徬徨歧途,脾气很不好,温汰沫和吴都不敢向陈进言。
六月间,汉口大公电池厂经理陈大寰奉李明灏之命来到长沙，经温汰沫领去见陈明仁。李明灏本是陈明仁在湘军讲武堂读书时的教育长,陈明仁看到李明灏的亲笔信后，却往地下一丢，拍桌大骂,说““这是假的,你们在搞什么鬼?!”吓得陈大寰连忙告退。
到了七月初，第一兵团跟着程潜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似已成为定局,温汰沫邀集李君九、张严佛、陈粹劳和吴一道去见陈明仁,想谈谈如何加强部队的掌握，做好和平解放的准备工作的问题。当这一群上楼走进陈的卧室时,只见他赤膊独坐在平台上乘凉,短时不见瘦了不少,一看就知道他沉浸在忧虑神伤之中,思想斗争很剧烈。他见大家来了,回头望了一下,一言不发。吴只好先开口说，“听说毛主席来了电报,我们的册号已经确定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了吧？”他调转头来板着脸,很不耐烦地说看到电报了？”大家没有一人答话。陈明仁就生气地说，“我看?(指程潜)会上当的。"这时张严佛说:“上不上当,也得搞清楚,宁可上明当,不可上暗当。”于是,大家借口去问问唐生明，便无精打地出来了。
到了七月底,程潜离开长沙到邵阳,陈明仁接任湖南省政府席，吴和陈粹劳到省府帮助接待联络，陈明仁总是神色不安,欲言又止。有一次留吴坐下谈话,他说:“你看这个局面怎么搞好?”这时吴认为国民党还保有半壁山河，胜败尚未定局，因此向陈建议“起义的时机最好待共军经过长沙进到衡阳时再决定。这时共产党已有胜利把握,我们也无后顾之忧,同时在被包围的形势下走傅作义之路,被迫订城下之盟,大家也会感到心安理得，国民党也是会谅解的。”陈明仁即说:“人家不会答应的,那就算了吧,”
在这时刻，蒋介石派黄杰、邓文仪专机飞长沙,企图破坏湖南和平运动。他们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要陈以大义灭亲的精神,扑灭湖南的和平运动(暗示陈把程潜杀掉)。陈明仁看过蒋的手书后,默不作声,空气非常沉闷。这时，邓文仪只好表示要单独找吴谈话,陈明仁答应了。
邓在同吴谈话时,问陈明仁的态度如何,吴说:“陈司令现在苦闷。白长官离开长沙后对第一兵团没有明确交代，要退向那里退?要打又不给钱粮械弹,……”邓说:“白长官不是已送了一批银元来了吗?我们今天来的飞机还带来一批机枪呢!”吴说:“送来的钱很有限,而且是银元券;机枪又不配子弹。这样搞法就是不信任、不要他。你们不要他,还是会有人要他的。”这时，邓表示回衡阳后一定催发枪弹,并要吴多对陈明仁做工作。
黄杰、邓文仪见势不妙，同吴谈后不久即匆匆离去,临行时见陈明仁未来送行，状极张惶。当时有人建议将黄、邓两人扣留，陈明仁为顾全同学之谊,又怕增加麻烦,未予采纳。邓在同吴分手时,还交吴一封张镇华写的“陈司令亲启”的信，是张托邓面交的邓不敢交而要吴代转。后来吴拆开一看,信中劝陈明仁不要起义说“共产党决不会忘记四平街的血债的,血债要用血还”等等。吴为了怕影响陈的情绪,也就把它撕毁了。
接着,程潜由邵阳回到长沙，据说李明灏也秘密进城来了，湖南和平解放时机已告成熟。八月三日晚上，参加起义的有关人员齐集在麻园岭陈明仁家,对起义通电作最后决定,以便正式由陈签署宣布。在通电稿中，大家竟一致认为:陈明仁是蒋的学生,只能以清君侧的口吻骂蒋的左右,而不宜直接骂蒋。
这时，白崇禧一再从衡阳来电话,陈明仁不接，由陈妻谢芳如去应付,始则说陈没回家，继而说是洗澡去了。正当午夜十二点,白崇禧又有电话来问:“为什么这时候还没回来?”谢芳如无法回答,吓得跑下楼来。吴说:“这好办，马上叫副官通知通讯排，把电话线截断就行了。”
时过半夜,忽见李明灏来了,李是四野派来谈判和平的先行代表,而又是大家的老朋友,室内顿时气氛活跃。李对陈明仁说:“中共的意思,要你把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钧交给他们”(毛健钧是军统特务,因民愤难平,已被扣押)。陈明仁听了勃然大怒说:“毛健钩所做所为,都是我的命令，今天清算他,明天就要清算我、这还了得?把通电稿撕掉不搞了,限明天上午八点，一定把毛键钧开释，用飞机送走。不然的话，我就从城内一路杀出去”晴天霹雳,把在场人员都吓慌了，个个面面相觑，不敢进言。李明灏一再声明:“急忙中说错了话,要把毛健钧交出来,是出自唐生明口,并不是中共的意思。”陈明仁不信，李明灏发誓说:“这件事,如果不是唐生明说的，我的祖宗三代作贼!”汪世楷接着说，“唐生明是你的牌友,明天你可以去问他。”这样一提，陈明仁笑了，李明灏笑了,大家都笑了,轩然大波,顿告冰释。翌日当即发出通电,宣告和平起义。
注：吴相和（1906.2——1986.2.25）少将。湖南醴陵人。1921年长沙岳云中学读书，1926年10月在长沙岳云中学加入国民党，1928年3月任长沙第6军17师政治部上尉干事，同年7月任第8军2师政治部少校秘书，1931年任洛阳独立3旅党务干事，1933年任江西11师政训处少校处员、军政委员会少校、中校股长。 1934年在南昌行营参加复兴社，1936年8月在南京军委参加“复兴社”内层组织“中国革命同志会”。1938年任山西第七师政训处上校处长、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山西中条山对日作战。1939年任第一战区上校组长，1940年任重庆新编25师政治部上校主任。1940年7月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党训班集体加入“三青团”。1942年任重庆军委会政治部少将参议。 1948年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政工处长，长沙第一兵团高参、少将处长。1949年8月4日在长沙随陈明仁将军起义，12月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任师级高参。1950年在南岳军政大学学习，1953年12月任中南直属机关干部业余学校教员。1956年12月在武汉加入民革任常委。1957年3月任武汉江岸区第二职工业余中学教导主任。1963年7月任武汉市政府参事、江岸区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1986年2月25日在武汉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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