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讲的他的德国战车保卫南京作战的事实：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上海抗日阵地全线崩溃后，南京政府官員均异口同声认为不能再战,党政軍各机关乱成一团,各部門争先恐后地向武汉撤退。这时蒋介石仅有的机械化部队--陆軍装甲兵团,共有战車、搜索兵、战車防御炮三个营,也奉令向湖南湘潭撤退。同时这三个营在上海参战的一部，已撤回南京。当决定搜索营、战防炮营沿京(南京)赣(南昌)公路撤退,战车营搭上火車向长沙输送。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于这一战略撤退事先毫无计划，沿公路走的没有油料，沿铁路走的战車没有平车装载，这些部队一直就在南京方山营房待命。等到敌人迫近南京时，才弄一点油料,将汽車开走;战车則是将客車蓬車拆毁后才装上車的。
在待命的期間，有一天(大概是十一月二十日左右)晚上十点钟前后,何应钦忽然找我去說:“現在决定唐生智守南京，委员长(指蒋介石)要将德国战車全部留在南京抗战。我说:德国战車虽然是我們現在最好的战車,可是有枪无炮,威力不大;而且为数只有十五辆,在南京河流錯綜的江湖地带作战,性能也不适宜。不如留下英国的水陆两用战車和炮战車,有枪有炮,又可以水陆两用。适宜于南京附近作战。必要时还可以横渡长江,开往江北。”何說:“你不要想撤退江北，委员长说要死守南京，应照命令将德国战车留下”我见这种情况，不敢再说，但心中总是百思莫解：“为什么蒋介石、何应钦都不根据战车的性能使用，而一定要留德国战车在南京抗战呢？”
“你不要想撤退江北，类員长說要死守南京，应照命分将德国战車留下。我見这种情况,不敢再说,但心中总是百思莫解:“为什么介石、何应都不根据战車的性能使用,而一定要留德国战車在南京抗战呢?”
原来这是摆打的架子
这个問题到了以后特别是解放以后,我才渐渐知道:蒋介石所以临时决定守南京,幷不是为了坚持抗战予日寇以决定性的打击;也不是为保全抗战力量,准备进一步消灭日寇;更不了解抗日战争的性质,作全面抗战的打算。只是摆出个打的架子,将德国战車以及有关德国顾問的訓练和部分德国武器装备的部队，如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三十六师、教导教总队等部队都留在南京,希望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向日本屈辱投降。所幸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和英国記者贝特兰的談話”中，就已揭穿了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十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又指出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級的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我們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在中国人民一致的谴责下，蒋介石才未敢投降。可是保卫南京的十余万将士，已因蒋介石的投降主义,作了不应有的无代价的牺牲。
陆軍装甲兵团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开出最后一批車辆撤离南京后，即与留在南京抗战的第一连失却联系。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沦陷，我想这一连战車一定全被消灭。但是战車是如何使用又如何被消灭的,一点情况也不了解。直到二十日以后,才有該连自南京陆續逃回来的官兵报告經过。原来自战車连向南京卫戍司令部长官部报到后,对于如何配合步兵作战没有得到明确指示;等到十二月五日,忽然奉到长官部的命令开往湯山附近协同某軍(記不清是那一軍)作战。該连当日到达湯山附近即遭到敌机的俯冲轰炸，次日清晨参加战斗，以后数日在京汤公路及光(光华門)方(方山)公路一带先后配合好几个部队与日寇作战。在方山附近战斗中,战車三辆被日寇击毁,遣弃在公路上。十二月十二日拂晓,光华門陣地破日寇突破,守軍八十八师步兵潰退。战車无人指揮，找卫戍司令长官部也无人负责。战車连长見上自卫戍长官部下至各軍师情况均极混乱，即自动撤到下关，准备找船泊渡江。到下关后,見仅有几艘小火輪皆被第三十六师控制(据宋希濂讲实际上是被卫戍司令长官部控制)，只找到四只木拖船将战車装上又向第三十六师的一个营长借到一只小火轮;正在拖着木船过江之际，突然又有一只小火輪追来，不准这只小火轮运战車渡江。双方經过激烈争执,因小火轮上三十六师的官兵较多,强迫将绳索砍断。戴运战車的木船既无舵又无桨,不能掌握方向,只有听任江水冲击,顺流而下。有的木船在沙滩上搁浅,有的一直冲到江阴附近，官兵才只身脱险逃回。这一连战車就是这样毫无意义地断送了。
在保卫南京战役中,虽然由于蒋介石的投降主义,战前无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以致全军复没,丧失了抗日部队的元气。可是其间也有一些中国人民的忠勇儿子,激于爱国义愤，作出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如上述被击毁的三辆战車中，一辆战车上的两个战士中的一个(記不起姓名)逃回后,很气愤地对杜聿明說:当他的战車被日寇打坏时，排长怕死不支援救护他的战車就往后跑。他俩看到日寇的輕快部队已跟踪追来，想到继续在坏车上打必被敌人活捉，下車逃命又感到恥辱，就“决心与战車共存亡，埋伏在战車内，相机打击敌人”。果然日寇第一线部队来清扫战場:搜查战車,冒然长驱直入,向南京前进。这两个战士一直隐藏到下午四时前后,看見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两人计議这是狙击日寇的最好机会。“他媽的,老子一个换你几十个!”他倆輕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車轉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打得日寇落花流水,滚滚倒地的有几十人。可是日本鬼子也非常頑強,立刻散开,前仆后继地向战車攻击。但好几次皆未得逞，因这一大队日寇仅有步兵武器,没有射炮和山野炮,无法击毁战車。就这样地战斗到黄昏以后,日寇仍无办法。这时两个战士商定,丢掉战車乘夜撤退。他倆离开战车不远,日寇突然以机枪迫击炮轰击,他的战友不幸牺牲了,他自己脱离敌人逃回。
当这个战士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湘潭向我报告以上的情况时我虽然口头上称赞他的英勇杀敌,可是心中怀着极大的狐疑,认为他說的好象神話，甚至怀疑他撒謊。我竟未研究分析这个軍士歼灭敌人的成就。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寇为截断我西南通海防的交通线,由钦州防城登陆,深入南宁;十二月三十日我軍在昆仑关歼灭敌人中村正雄所部将近一个旅团之后,在卤获的文件“皇风万里”这本小册子内,发現日寇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經驗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車的埋伏狙击,他们以沈重的打击。这时我才知道这两个战士才是眞正的勇士，回来的那个战士幷未骗我,是我太不信任他了。急忙再找这个战士时才发现他已在昆仑关战役中为祖国人民英勇牺牲了。这两个英勇的战士,实在是祖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們以大无畏的精神,顽地与日寇单独作战，创造出当时料想不到的奇迹。而我这个官僚军阀的作风，当时还怀疑他們的英勇战绩，后来又忘了他們的姓名。回想起来,眞是愧对这两个无名的英雄,愧对他們的父母，愧对祖国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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