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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一方面是蒋介石本就是强势枭雄，混迹天下几十年了。是个掌握实权的流氓大哥。另一方面这位一方军阀头子，虽说名气不小，但是他不是一位有文化的流氓大哥，故步自封，井底之蛙，桀骜不驯。所以在蒋介石公开扣押此人时，没有多少人出来抵制干涉，底下的下属和势力也没见有什么大的反弹，对蒋抓住此人的小辫子、大劣迹说事儿，也没见方方面面的反弹和鼓噪，以致不久就被蒋介石冠冕堂皇地公开杀掉了。此人就是所谓的山东王--韩复榘。
韩复榘嗜杀的传闻是真实的。
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凡是在济南市呆过的人們都熟悉:每星期三下午是韩复榘亲自问案的日子;省政府八号大卡車是处决犯人的专用車；纬八路的刑場在那天总是要杀人的。每当那天八号大卡車由省政府开出，中间绑着前往纬八路刑場处死的不幸者，四周满站着握枪实弹的执法队，过城内西大街、普利門大街、筐市大街、二大馬路,所有車馬行人急剧地避开让路,八号大卡車飞馳而过。这些不幸者,有的大喊大駡，反抗残暴;有的表現有冤无处訴的号泣，正是形象地說明韓复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統治山东七、八年的殘酷。他在这长时間里屠杀的人,眞是无法統計。韓复榘亲自阅案，最初还根据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年一度明令延长使用的《惩治盗匪暂行条例》，审讯的范围也限于所謂盗匪案件。后来,经不起控訴者当面喊几声“韓青天”,左右随从兵們称讃几句“韩主席英明果断”，更加助长了韓的刚愎自用，专制独裁;由“盗匪”案件扩大到刑事案件，后来也常涉及民事范围。有来控诉的,即传案审訊，生杀予夺,任意恣行。当时山东高等法院院长吴貞瓚、济南地方法院院长胡續深感头痛的是:正在按照訴訟程序进行的案子，被韓提走当事人;而已經审訊終結宣判的案子,被韓推翻另作处理。
韩复榘每次问案均在省政府西院礼堂,由军法处长(前一时期为史景洲，后一时期魏汉章)将案卷犯人带齐、伺候问案。韩一升堂、軍法处长即站在韩的面前以手指点两造，此人姓甚名谁是原告,此人姓甚名誰是被告,案情如何……简略地一报告,当事人的陈诉多被抑止。韓有时追问两句,有时一句不,问，即举右手加在额上，闭目深思;約三五分钟,他的手輕輕由额上撤去。站堂的执法队懂得这是韩主席要开恩释放了,原来被绑着的犯人,执法队就动手为他解去法绳。如果韓听了簡略报告以手加额沉思之后、他的手急骤而有力地由额拂面而下,站堂的执法队也懂得这是要杀人了、马上动手将原来自由站立的当事人五花大绑地绑起。韩问案还有一个惯例:要释放的叫站在左边，要枪决的叫站在右边，往往一两小时内处置十起八起的案子。韓走下座位以手指挥执法队，这边的(左边的)都释放,那边的(右边的)都拉出去枪决!这一宣布，被释放的向韓磕头感谢称頌“韓青天”;被处决的大哭大喊，一陣喧鬧。韓在称頌和喧鬧中退堂了，恩怨了事，在韩是一种快意的享受。
韓对案子的处理，一是枪决，二是释放,判处徒刑的絕少。既沒有判詞,也不大重視人证物证,一經判决,马上执行;既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訴权，也絕少重审改判的例子。
七、八年间，只有一个妇女,被判枪决,已押上八号汽車,她有五、六岁的幼子抱住韩的双脚大哭大鬧，磕头不起; 韩被缠得无可奈何，又叫执法队将那一妇女释放了。
当时济南盛传，沙月波(山东省政府参議)的一个听差的到省政府送信，适经韓在問案,这个听差的他站在右边看热鬧,站堂的执法队误认为是应該枪决的犯人,把他綁上汽车他大喊:“我是送信的!” 韩说：送信的(误以为是案内給土匪送信的)也不是好东西!” 枪决后就案查尸,多出了一具尸体。因为(我今天看的这个文章的作者王慰农一九三六年同沙月波由北平同車赴保定,王问过他,但他坚不承认有此事。也许沙月波不好意思承认吧)。
韓在統治山东时期，举行过三次集体杀人。第一次是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在山东省政府大門内空場上，被屠杀的人数約在一百五十人以上;第二次是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在津浦、胶济两車站之間的空地上，被屠杀的人数約在二百人以上，均系湖田局长刘耀庭(原与山东股匪有关系,向韓投诚后,韩派为湖田局长)誘降来的鲁西股匪。据史景洲(韓的軍法处长)对人說:当第一次奉韩的命令集体杀人时，认为人数太多，做不好怕生事故;曾調手枪旅的四百入,又加上执法队的五十人,約三倍于匪的人数,事前幷且仔研究了行动的計划和一齐动手的信号。当一队徒手的降匪成四路队进入省政府大門(本来說是听韓的训話),在空場上站好队形,这时有人喊了一声“原地坐下!”(即动手的信号)当时降匪尙未坐稳，站在东西两侧的手枪队和执法队，用常步走的姿式走入降匪队伍中,三人对付一人,将一百五十几名降匪綁起来同时枭首。幸无意外事故发生。第二次降匪系由胶济車站下火车,当时选定了津浦、胶济两站之間一段堆置垃圾的隙地(即济南市政府迤西的地段)作行刑場，这段隙地周围有墙垣环境，有两处设小板門通贯着两車站。史景洲说:因为这次比上次人多,幷且携带着武器,故事前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在垃圾堆側掘下了深坑,垃圾堆上架設了重机枪。当时一队降匪从胶济站走下站台成单行走,向西北方向绕行，在一个陡坡处急剧拐弯进入垃圾隙地南面小板門。門以内三个人一小組手持短绳、毛巾、鉄錘,等待来者。来者进入小板門后,就被--齐下手、掩口、挽臂、套颈,用鉄錘猛力击碎脑壳,拖到垃圾堆侧,抛进深坑。起先进行得很顺利,将近结束时,有两个小匪首有些觉察,拔出手枪,企图反抗,但已被予先布置的监视哨兵开枪打倒。这两大集体杀人,手枪旅和軍法处执法队得到了韩的重赏。”
第三次系一九三三年韩复榘视察鲁西聊城一带，适逢有十几个村庄的农民联合大械斗。韓派队伍将所有参加械斗的双方几百人包围集中缴械,韓在县政府设案审讯。据沙月波口述:当审讯时，幷不问姓名,也不问械斗的起因及經过情况,只是将案中来的农民唤到案前“相面”“相面”之后,即令站在左边或右边。工夫不大,那几百农民即分作左右两大队,还是照例左边的全释放,右边的約一百二十几人全数枪决。当时随同韓视察办公的人员，认为处决一百多人命的大案,既没有姓名,又没有案情,没法立卷;但又不敢对韓劝阻,大家公推沙月波去問“这样作法,怎么立卷呢?可以不可以把案子交給軍法处或县政府审問后再枪决?” 韩挥手令执法队赶快拉出去执行。并说:“你们大家谁也不用再说了，这次就算我缺德了!我看看这里的人还敢不敢械斗!”
韩复榘統治山东从一九三〇年十月起,至一三七年年底正,七年有余,从表面上看:风規严肃,信赏必罚,急于求治。三路軍的队伍全駐营房,与居民隔离;士兵上街,由官长带着,市面上見不到散兵游勇;各机关公务人员,均穿着划一的制服,整齐补素,幷严格要求每个公务員遵守《官吏服务规程》,不准迟到早退,不准送礼物，不准兼营商业，不准……(山东的公务員都背誦或默写官吏服务規程,曾經普遍考試过)。每周一、三、五朝会,都在拂晓举行,韩复榘和各厅长、省委輪流讲話;常常点名,点名不到,定受惩罰。这已經形成了山东省特有的政治风气。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某日，韩复榘突如其来地到济南市政府点名，上班铃打过了,应点的人员寥寥无几。韓将名册上的人名用笔全数抹掉,在名册上面批了“取消市政府”，摔下名册而去。市长陈维新馬上撤职(后来降为烟潍汽車路局局长),所有职员同时解散。半年后才重新組市政府。一九三一年韓去胶县视察,县政府多年失修，房上杂草从生，韩令县长带着县政府所有的职员上房拔草，不拔净了不准下地。又察至某县住宿，次日一早韓按照规定时间去参加县政府的朝会，科长某首先到場，县长某迟到了，韓馬上下条子調升科长某作县长，县长某降为科长。其实某科长因为彻夜打麻将,由赌場走去朝会。因有“一場睹博赢得一个县长”的笑談。
韩复榘为了“澄清吏治”,昭告全省:凡是违法职贪污的县长、公安局长、稅务局长等地方官吏,只要有人检举,那怕是匿名信也生效，据报后一定将被检举者解省严办。当时山东省流传着:“别看你在馬上,五分邮票(当时一封平信贴五分邮票)可以摘掉你的官帽子"这样的流言。因此在职的地方官吏、税收人员,人人自危就不得不寻找保险的途径。于是上自厅长委员，下至主席的副官卫士,无一不是结纳的对象。但确能保证自己不遭控告撤职的，大家多选中财政厅长王向荣和省政府秘书长张紹堂二人。王向荣可以在既被控告之后，签呈主席:某县长、局长錢税款按时上解，票据整齐,绝无舞弊的行为,有力地为被控者辩护。而张则一手控制了省政府秘书处的来文,不經他看过,不能呈递主席。他发现某县长、局长被人控告,即暗中通知本人自行了結,匿名信件多被焚毁或寄給被控的人员。
关于王向荣贪污内幕，不太清楚。但知韩复榘几次命令各机关组织查帐团普遍查帐，意在查王。一九三六年提出撒去王向荣的财政厅长职务,继任人选已定。因为三路軍各将领合詞劝韩，公然說:“王长财政已是饱肚子的人,再吃也有限度;如再换一个空肚子的来长財政,岂不那个(意为更坏)。”因而搁置。
张紹堂的受贿的方式,在当时则尽人皆知。他采取“老虎吃蚂蚁,碎拾掇”的方式，普逼向地方官吏伸手要錢。办法是每逢新县长、局长赴任，必向秘书长請训，张紹堂一定推荐一两个亲友或同乡,并且声明职位不要高了,报酬不要多了,现在人不在济南,过些日子才能到差。其实幷无其人,也永远不会到差,只是托向地方官吏征收保险費罢了。一般县长、局长乐得每月破百、八十元，从此有人担保自己,虽贪污渎职，也没有被控撤职的风险，是一种双方有益、彼此心照不宣的事。山东一百另八县,每县每月按百元针算，张紹堂每月可得万元以上。张作秘书长是与韩作主席相终始的,前后七年有余,张只这项收入也近百万元。
一九三八年一月,韩复榘不战而放弃山东,与四川刘湘秘密勾结,打算将三路軍撒入汉中,宜布独立。三路军已向平汉路西平、遂平集結,山东省政府上层成员暂住河南拓城,也趋向汉中。这时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扣押解往武汉军法会审。张紹堂得到消息后,在拓城城内和一个卖油条的小販换易衣着,不辞而遁。他直趋天津,寻日寇侵略軍的头子,他说:山东各将令全是他的换帖弟兄,地方官吏都是他旧日部属,如果給他山东省长,他一号召,可以不放一枪,全省馬上归顺皇軍。”不料有人向日寇透露消息,說张紹堂是韩复榘部下四凶之一，脏款雄厚之极。于是张被請进天津日本宪兵司令部，后又轉解北京日本特务机关。经过半年时間的酷刑追脏,除将上百万的脏款双手献給日寇外,剩下的只是半身不遂的驱壳。日寇特务机关认为这个油水榨尽的废物已无收留的价值于是发交东单区警察署交保释放。东单区警察署确知他取不到保就无条件地释放了。张坐上一辆入力车,找遍四城,居然被他找到他的姨太太和幼子，已与他旧日听差小刘同居。张对姨太太表示所有存款全完了，只有她手内的两个存折了。姨太太說:“你交我的錢早用完了,我手里沒有你的錢,你不要詐我。”张說:孩子总是我的。姨太太以手指着孩子和小刘说:“你别装糊涂了，你看看孩子是象他还是象你?怎么是你的孩子呢。张至此昏过去，醒来时身在某医院三等病房。护士告訴他说:有一双青年夫妇送他来的,交了二十元的住院费。张写信給家乡,找来他的胞兄,张在弟兄見面相对一哭中断气了。(张投日寇及亡故过,系三河县李默生君口述,李系张的近同乡,所述当不妄。)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省霸州人。7岁入塾读书，20岁投笔从戎。在辛亥革命中，曾参加滦州新军起义，此后历经讨袁（世凯）、驱张（勋）、倒曹（锟）诸役。北伐战争时期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连战连捷，首占北京，始有“飞将军”之誉。38岁任河南省主席，40岁调任山东省主席，41岁授二级上将衔。七七事变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在鲁省英勇抗击日寇，所部伤亡过半。1938年1月，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被蒋介石谋杀于武汉，享年47岁。“投笔从戎”、“飞将军”、“英勇抗击日寇”、“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谋杀”……在这个韩复榘后人达成集体共识的简历里，这些关键词足以激发非议，但其后人依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下了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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