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在1961年如是说：
抗战开始蒋介石就无决心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争爆发，一直打到十月底。蒋介石调动了七十三个师参加上海战場的作战，占当时国民政府軍事委员会能够指揮的部队三分之一強(当时全国約有一百八十个师)。在这个战場上确实做到了寸土必争,給日本帝国主义以相当大的打击,迫使日軍从原有的海軍陆战队一个混成旅(約八九千人),陆续增加到十二个师团的兵力。蒋介石于十一月一日晚由苏州乘火車到了南翔附近，同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領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开会，除以約半小时的时間听取了几个高級指揮官的战况报告外，蒋介石讲話約四十分钟。他讲話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而尤侧重于后者。前一部分他概括了“八一三”以来敌我双方作战的經过和国际間的一般反应，并对前綫官兵的英勇斗争作了一些表揚和鼓励。紧接着他就說:“九国公約会議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議对国家的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們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場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是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 同时他又說:“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財政和物资受到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反复地讲述这番話，語气也很坚定。说完他就走了。
十一月五日晨敌以軍舰多艘炮击平湖县属金山卫一带，掩护其海軍陆战队在漕涇镇、金公亭及金丝娘桥三处登陆,同时以敌舰数艘,向海盐城及乍浦岸上炮击。自“八一三”上海战争一爆发,我就率所部第三十六师(約一万人)投入战斗,在江湾天宝路一带,与敌軍周旋了两个多月,无日不战,伤亡逾万。这一期間曾有三个补充团拨給我师补充,有許多士兵姓名尙未登記，便在陣地上牺牲了。当时的战斗确是很激烈而紧张的。十月二十八日，奉令撤到苏州河南岸据守。我的指挥所設在沪西的罗别根路,敌軍曾数次施行強渡,均被我击退。至十一月六日,敌又集中优势炮火轰击我陣地,掩护其工兵进行架桥作业,随着敌步兵強渡成功。我軍仍在河畔逐点据守,阻其扩大,但战况已益趋严重。因当时所有退守苏州河南岸的部队均伤亡甚大又无兵力增援。我原归中央集团軍总司令朱紹良(朱之前任为张治中)指揮，退到苏州河南岸后改归右翼集团軍总司令张发奎指挥，他的司令部設在青浦附近。九日下午六时,张发奎和我通电話,说委員长命令我軍务必在沪西再支持几天”。但到八时，张又突来电話,命本师于当晚立即向昆山方面撒退。九日这一夜的退却,简直是紊乱极了。因为自沪西經青浦、南翔至昆山一带地区,全是河汊纵横,沒有一处可以徒涉,只有一条公路可走。所有部队全沿这条公路向西去,大家争先恐后,拥挤不堪。各級指揮官对自己的部队完全失了掌握。自青浦至南翔間的苏州河大桥被敌机炸毁了,所有車辆无路可走,拥塞于途。加以深夜过青浦时，西南方向机关枪声很浓密，說明日军已迫近青浦。大家为避免使自己部队陷于敌軍包围圈,更是拼命向前赶,形成极度的紛乱。敌軍编組了几个小規模的挺进部队，从青浦以西地带挺进到苏州河北岸的南翔至昆山間公路上。胡宗南的第十七軍团司令部在南翔西南角的苏州河畔,遭受敌軍的偷渡袭击,司令部人員及警卫连被打死者甚多，胡宗南只身逃出。薛岳(那时任第十九集团軍总司令)乘小汽車自南翔前往昆山,被敌軍机枪扫射,司机和他的一个卫士被击毙，薛岳从車上跳到一条河沟里，幸免于难。我于十一日在南翔附近将部队收容掌握后,于是晚越过沪宁鉄路以北地区绕道前往昆山。到达昆山时，陈誠的总指揮部(陈誠那时担任前敌总指揮)已撤走，那里只有一些找不到自己单位的小部队和溃散的士兵。我得不到任何指示，便率部退往苏州。大约是十七日黄昏时到达苏州的,这个古城已是死一般的沉寂，街上店門紧閉,闃无一人。我走到电話局去，和在无錫的顾祝同(顾那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負东战場指揮之责)接通了电話,他叫我迅即开到无錫去。当晚西行,于十九日正午到达无錫,即往見顾祝同。他告诉我，軍委会命令三十六师立即开南京,运输部队的車辆已通知铁路局准备要我速往接洽。同时他对我说,这次撤退很仓促,多部队弄得十分凌乱,致不能按照预定計划占領陣地阻止日軍的前进,苏州已于本日晨失陷，情况很紧迫云云。不久无錫、武进、宜兴等地相继陷敌,国民党軍队毫无抵抗,敌长驱直入,很快进抵南京附近。这次撤退的混乱,在战史上是罕见的。以这样大的兵团,既不能进行有组织的逐次抵抗以迟滞敌军的行动,又无鲜明的退却目标,造成各部队各自为政，拼命地向西奔窜。战場統帅部对多部队都不明白其位置，遂使敌軍如入无人之境。各級指挥人员没有适当的退却部署,不能切实地掌握部队,当然要负丧师失地之责。但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在抗战的开端就没有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希望依赖国际联盟和九国公豹签字国对日本施加压力后，与日本进行丧权辱国的和谈以谋結束战争。以这样的主导思想来指导战争，所以弄得一败涂地。
我率殘部三千余人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到达南京，下午四时往見蒋介石。他这时住在中山門外四方城的一栋小平屋里，为的是避免敌机的轰炸。我见他时,看出他的脸色憔悴苍白,情绪却很紧张。他向我询問部队的实力情况以及沿途所见情形后,就說:“调你回来,是要你参加守卫南京的任务，归唐司令长官指挥。何部长尙在南京,需要补充的兵員武器器材等,可即向何部长报告。我在蒋那里出来后,即到三牌楼軍政部見何应钦,这时军政部大部分人员都已迁往武汉，仅有少数人员随何留京。这位何部长实际上是一位亲日派,他是一貫不赞成对日本采取抗战政策的。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第十九路軍在上海对日軍的挑衅进行英勇抵抗,我那时任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率部驻南京,曾向何应钦要求开往上海参加作战,何不許;我率干部三十余人于一个深夜闯入何的公館向他请愿,軍官們由于情绪的愤激,言辞间予何以相当的难堪,因此他大为不快。这次一见面,何就对我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经过五十年的努力,发展成为世界上头等強国,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軍。而我国沒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要从外国买来;国家内部不統一,民众又无组织,怎能从事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接着他对于在上海战場牺性之大，損失之重,以及兵員物资等方面补充的困难,表示搖头叹惜。最后他将在芜湖的两个补充团约有四千多人拨給我师补充，要我迅即派人前往接收，同时拨发了一部分輕重机枪、步枪及通信器材工兵器材。我于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先后会見了唐生智、白崇禧、张羣、王俊(第一部次长)、錢大鈞(蒋之侍从室主任)、萧自诚(蒋之秘书)等人，大体了解到关于守卫南京的会谈经过及计划。
自敌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局急轉直下之后，守不守南京成为当时軍事上的中心問题。蒋介石于十七、十八两日三次邀集何应欽、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王俊、刘斐、谷正伦等人开会。大多数认为今后进入持久抗战的局面,从长远和全面的观点着想应以保存力最为上,均主张在原则上不守南京,只用少数兵力---最多六个团到十二个团--作象征性的守，并曾拟以四川刘湘部的两个师担任。唐生智独持异議，坚主死守。其理由认为南京是首都,也是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守南京才足以表現我們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并牵制敌军的兵力。由于意見分歧,在头两次会議上未作出决定。到十八日晚最后的一次会曦,蒋介石說:“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对全国人心也有正大影响，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应较十二个团的兵力酌量增加。”随着蒋介石就問:“守南京問题就这样决定，大家看谁来負责好?当时都沒有人作声，沉默了一回。唐生智自告奋勇說:“軍人以身許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苟。如果委員长还没有预定人来担任，我愿負此责任，誓与南京共存亡。”蒋問大家的意見如何?何应欽说:“孟瀟兄愿意担任是最适当没有的了。” 大家都无异議。蒋介石于十九日以手令特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 唐生智于二十日视事，幷发布告。但国民政府的正式命令至二十四日才发表，唐先视事后奉令，可想見当时南京的仓皇情况。张羣也是不赞成守南京的。他认为没有守南京的条件,不可能长期固守。他另外还有一种見解，曾对我說:“如果我軍自动退出南京,日军不是以武力攻占的。万一将来和谈时，它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对我进行要胁。” 这一位亲日派在那样举国一致,全面抗战的重要关头，仍念念不忘和谈。何应欽、张羣是蒋介石的知心朋友,也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极为重要的助手。他們对抗战的态度是这样,也就可以想見蒋介石的所謂“全面抗战”“抗战到底’的话,究竟有多大的眞实性了。
唐生智于二十日就职后，立即組司令部，設置于鉄道部内。在十八日的会議上，大体决定了守卫南京的部队为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七十八軍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宋兼师长),七十一軍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七十二軍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孙兼师长)第十軍徐源泉所部丁治磐的四十一师、徐继武的四十八师,以及宪兵两个团,炮兵第八团的一个营和战防炮、高射炮、通信营等,共約七万人左右。长官部策定的守备计划,概要如下:
(一)以第十軍在栖霞山、烏龙山地区占領阵地，联采烏龙山要塞炮台严密封鎖长江,幷竭力阻击沿鉄道西进之敌。
(二)以三十六师在紅山、幕府山、下关、挹江門附近占領陣地,联系狮子山要塞,阻击来攻之敌。
(三)以教导总队在紫金山、麟門、中山門一带占領陣地,拒击由京杭公路来犯之敌。
(四)以八十七师守备光华門、毛山及通济营房一带。
(五)以八十八师守备雨花台、中华門一带。
(六)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城内，担任治安的維护及防空等任务。
唐生智于二十七日对新聞記者发表談話，略謂: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事最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我依据长官部颁发的守备计划，于二十五日率部到达指定地区,給予各部队的命令要旨如下:
师以协同友軍固守南京之目的，决心于紅山、猪头山、幕府山、下关、和平門、挹江門附近地区占領阵地,利用工事，联系要塞,主要以火力歼灭来犯之敌。
重点:东正面指向紅山,西正面指向下关附近。左右依托玄武湖与幕府山要塞。
陣地工事--就原有之永久工事为基础构筑。视情况予以加強,构成強固閉锁式或半閉锁堡垒。利用前进陣地,警戒陣地轫強抵抗,消耗敌人,幷掩护主陣地。
师之騎兵连主力位于大水关，一部位于燕子矶，搜索敌情。受敌压迫时,由和平門退回预备队位置。一〇八旅担任东正面紅山、北固山的守备,右与教导总队联系,左与一〇六旅联系。
一〇六旅担任挹江門、和平門至晓庄师范学校一带的守备,右与一〇八旅联系,左与宪兵团联系。
同时划定了各部队的作战地境。师司令部位置于挹江門附近。
在九月下旬,军事委員会发表我为第七十八军军长,但所指的部队实仅为三十六师。自率殘部三千余人到南京后，接收了补充兵約四千人。虽然有了七千多人的一个师，但大多数新兵都是才入伍的,有的还沒有摸过枪,射击要領一点也不懂。部队开到陣地后,一面做工事,一面教射击,幷做了一些石灰堆,要新兵进行实弹射击。
自上海战局形势逆转后,退却紊乱不堪。第七十四軍军长俞济时率所部五十一师王耀武部,五十八师冯圣法部，与战区长官司令部完全脱离联系，自苏州一直退到南京附近的句容、汤山一带。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戚,曾充当蒋之侍从人員及警卫旅长多年。他到湯山后便来南京見蒋介石,蒋也沒有责备他,就叫他率部参加守卫南京,唐生智赋予这个軍以守备淳化、牛首山一带的任务。以三十六师、教导总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守卫南京复廓陣地的两线配备的态势。加了六十六、七十四、八十三三个軍,由于部队的殘缺,这三个軍合計实有兵力約为四万人左右。加上原有的,保卫南京的总兵力为十一万多人。
截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止，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都已迁移到武汉或重庆去了。蒋介石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亲自带着唐生智、罗卓英、周斕(长官部参謀长)、王敬久孙元良、宋希濂、桂永清、邵百昌(江宁要塞司令)等人到紫金山、雨花台、狮子山炮台等处察了南京的复廓阵地。政府的重心移至武汉去了,蒋介石在南京已无事可做,为什么还不走呢?这是一个谜。在视察城区随地完毕的那天,我問侍从室主任钱大鈞:委员长和你們什么时候离开南京?”錢悄悄地对我说:还要几天,德国大使陶德曼日内就要来京見委員长。”我觉得突然，“陶德曼这个时候到南京来干什么?”錢說:“还不大清楚,可能是德国想来斡旋和平。过了几天，我向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自誠了解陶德曼来京的内幕。他告訴我说:陶德曼这次来京見委员长,是想由德国调停中日战争，他博达了日本所提停战条件六项:(一)承认伪滿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三)扩大“淞沪协定”非武装区;(四)中、日经济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絕反日运动。委員长曾征詢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人的意見,他們均表示可以接受。电阎錫山,也表示赞同。委员长向陶德曼表示,可以将以上条件做談判基础,但对日本不信任,日本說話可以不算数,德国是好朋友,要求德国须始終担任调人到底。同时又对我说:德国希望中国参加反共反苏阵线，自不愿中日間的战争演变为长期性的。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亦不希望进行长期战争,它是采取逐次吞幷的策略;因而和平談判的可能性颇大。如果談判,总需要一些时間,日軍在这期間大約不会进攻南京。这样，我們可利用这个机会把部队整顿充实一下。这虽是萧自誠的話,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想法。
十二月四日晚八时蒋介石到铁道部南京卫戍长官部所在地:召集师长以上的高級干部讲話,内容要点为:(一)抗战五个月来,虽然軍事上是暂时的失敗了,丧失了许多地方,但也給了日軍以相当大的打击，使日軍不能达到它速战速决的目的。(二)由于我国的英勇抗战,获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援。(三)为什么要守南京呢:因为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四)守南京可以牵制敌人兵力,而使其他部队得有喘息和整补的机会。(五)希望大家抱定决心,努力固守。現云南部队三个师装备齐全,兵力充实,又有作战經驗，不久就可到达武汉。我将亲自率領这个部队从皖南方面来解南京之围。(六)守卫南京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大家要在唐司令长官指揮之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既成仁的决心,克尽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蒋介石讲話讲了一个多钟头后，唐生智以悲壮的語調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最后蒋嘱大家要效法唐长官的决心和精神,服从唐长官的指揮,努力达成任务。从上述蒋介石的話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多么空虚,身为全国軍队的最高統帅,由于在平汉路和上海战場的大潰退,部队完全失去了掌握,脑筋里所有的就是从云南开出来的三个师,他将亲自率領来解南京之围。如果說他当时的动机不是虚伪欺騙的話,至少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于十二月五日(或六日)晨乘飞机离开了南京。
十二月九日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发布命令,要旨如下:(一)敌軍已迫近南京，我軍目下占领的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綫。各部队官兵应抱与陣地共存亡的决心,尽力固守,不輕弃寸士,动摇全軍。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者，定遵委員长命令按连坐法从严惩办。(二)各部队所有船只，一律交本部运输司令部負责保管,不准擅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軍軍长宋希濂負青指揮沿江宪警,严禁部队官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违抗，准以武力制止。
十二日敌軍对南京城的攻击达最高潮。敌重炮猛轰中华門，有数处倒塌，敌步兵在其炮火掩护下蜂拥而上。守軍八十八师抵挡不住,撤离中华門。至此,南京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当战争将迫近南京时,曾有些人士及外国传教师等,倡議组织难民区,卫戍司令长官部核准划中山北路以北地区,自新街口为起点至山西路止,这区内約可容二十五万人。中华門至花牌楼一带,原为居民聚居的地区,尤以世世代代生长在南京的人及无力他徙的贫民,多半是住在这个地区里。十二日敌軍猛攻中华門,这一地区落的炮弹颇多,許多房屋被毁，遂使这一带的居民发生恐慌紛紛趋往安全区。当其奔走逃难之时,更高呼亲友,告以日軍已冲入城内。而潰退的八十八师及一些高射炮队等亦加入退却。至是自中山东路起通往下关江边之公路上,拥挤不堪,纷纷争先,梗塞于途。亦有急于奔逃,而将各物抛弃途中者。逃难中的居民及一部分散兵,亦有迁入难民区者。总之,十二日下午形成了极端混乱的状态。
十二日下午二时卫戍司令长官部指示本师:(一)下关通浦口为我軍后方唯一交通路,应竭力维持秩序,严禁部队官兵及散兵游勇聚集,以确保要点。(二)第七十四軍在上河镇与敌激战:其后方交通应由汉西門与城内连络,禁止該军部队通过三汊河退入下关。(三)着該师在挹江門至下关一带，立即施行戒严,禁止一切活动。至四时左右,七十四軍在三汊河搭浮桥，企图退入下关,唐生智命本师予以制止。
自十二日下午二时敌軍攻占中华門，中山門外的战斗亦异常激烈。敌軍猛攻烏龙山要塞，情况十分紧张。敌海軍舰队正在岛龙山附近江面清扫魚雷，排除航行障碍物;同时得知侵陷当涂之敌,已在该处渡过长江,向浦镇前进中。卫戍司令长官部认为情况异常严重,战局难以挽救，遂于下午五时召集师长以上将令开会。首由唐生智简要地說明战况，并提出分路突围的计划，征求各主官的意見，大家均无异議。于是长官部参谋长周斓以印刷好了的命令发給每人一分，会議只历时二十分钟就散了。命令规定占挹江門至幕府山一綫的三十六师，負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得继续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許渡江,按照长官部指定的方向--广德、宣城、芜湖間地区--突围。但除八十三軍軍长邓龙光执行了这个命令，率所部繞过栖霞山附近之敌軍間隙突围成功外,其余多拥向下关,企图觅船过江。这就造成了十二日晚間在挹江門下关一带的极度混乱,也造成了战史上的极大悲剧。
下关浦口間原有两艘渡輪，每次可载七、八百人,往返一次需时四五十分钟;那时下午五时就天黑了，早晨要到七时才天亮即夜間有整整十四个小时可以航行(因白天敌机活动频繁,不敢行)。如果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运輸机关能确实掌握这两艘渡轮,则至少可以运送三万人过江，但是他們却让这两艘渡輪开往汉口去了。留存在下关江边的,只是几艘小火輪(最大的只有一百多匹马力和約二、三百只民船,这样多的人要过江去,而船只却这样的少因而就发生了許多悲惨事件。长官部召集的会議散了后，唐生智等立即开始渡江，但各部队均不遵令突围。教导总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七十四軍、六十六军及南京警察等,均沿中山路拥向下关,争先搶过挹江門，互不相让，幷曾一度与守挹江門之三十六师二一二团部队发生冲突,秩序混乱达到极点。随之下关亦乱,船只既少,人人争渡,任意鳴枪。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沒者有之;因争夺船只,互相开枪毙伤者有之,将船击毁沉没者亦有之。多官兵拆取店戶門板,制造木筏,行至江中，因水势汹涌，不善驾御,惨遭灭頂者数以千百针。哀号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泣,眞可謂极人世之至惨。
十二日下午五时半我在长官部开会回师部后，即以电話令各部队严密戒备,掩护唐长官等渡江,至八时左右长官部人员已渡江完毕。我于八时三十分集合各部队长面授要旨:(一)军掩护长官部渡江后陆續渡江;(二)一〇六旅之二一二团担任挹江門至下关一带的警戒,待命渡江;(三)一〇八旅留一部担任和平門、尧化門等地的警戒,待命渡江;(四)无任务之部队，本(十二)日晚十一时开始移动，至和記公司附近集合，归一〇八旅刘旅长英指揮;(五)各部队概由金川門出城，不准经过挹江門。我率师司令部人员及直属队于是晚十二时到达和記公司附近,当觅得小汽艇两艘,民船-五只,即开始渡江。第一次渡江后,派人将船押回江南续运。但聚集下关之其他部队均向和记公司附近拥挤，三十六师的部队多冲乱,有些船亦被他們抢渡去了。至十三日晨八时止,本师渡江到了浦口的数为三千人，未能渡江者占半数以上。有二一二团营长谢淑周因部队被冲散，又无船可渡，他和两个传达兵扎了一个木筏，三人坐其上，放之江中，随波逐流，顺江而下。行至烏龙山附近江面上,被敌舰发现，用机枪扫射。有一传达兵中弹殒命，他們将之推入江中,继续漂流。一直流至扬州附近十二圩,才被船戶发現救起,在一个乡村里换了衣服,步行至津浦鉄路之张八岭車站始获归队。
十二月十三日敌軍入城后,纵兵放火,奸淫屠杀。将我无辜民众及失去抵抗力之徒手士兵,用绳索捆绑,每一百人或数百人連結一团,用机关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据后来远东国际法庭对敌谷寿夫判决书调查证明:我軍民被敌射杀火焚活埋者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的尸体經收埋者十五万余具，总计我惨死同胞三十多万人。日軍在城内以“杀人竞赛”取乐。被奸妇女少者才九岁，老者到七十六岁，有的奸后又被剖腹。实为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殘暴記录。
南京的失陷和同胞死难的惨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悲剧。除日軍那种极端殘暴的行为外,在我国方面,参加保卫南京战役的高級干部,都是有责任的。尤以象孙元良那种卑鄙可恥的行为(孙元良于十二日下午五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媽，迁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月,后以日軍疏散难民,才混出来),更是罪不容诛。但主要的责任应該谁負?
宋希濂后来认为是:蒋介石。由于蒋介石从一开头起就沒有打到底的决心,总想依靠什么“国际联盟”,什么“九国公約”,以及希特勒等人出来斡旋调停，早日结束战争，借以維持他的统治。这始終是他的主导思想。以这样的主导思想来指导战争,其战略战术的着眼,就必然是被动的、投机的。正因为在他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的作战指揮下，丧失了广大的国土，牺牲了无数的士兵,并使同胞死难者数以百万千万针,又岂止南京一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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