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7日，刘伯承司令员在二野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讲了一个战术思想，即以“狼的战术”作比喻。他说，成都有一个坡路，狼就在坡路上静坐等着，一个推手车的人走到半坡时，狼就照准他的屁股吃一块肉，推手车的人放也放不下，走也走不掉、乖乖地让狼吃去一块肉。狼的战术是高明的。我们是人，总比狼聪明些。”《刘伯承军事文选》第539页，在这次讲话中，他以简洁通俗的语言极其生动形象而又非常科学准确地表述了伏击战的重要内容及其战术手段。如“成都有一个坡路”是指交通要道:狼在坡路上静坐等候”是指狼摸准推手车人必经此路之后才设伏于此；“推手车人走到半坡时”，指狼掌握袭击的时机，因为这时推手车人既放不下车，又走不掉,处于无从抽手还击的地步“狼就照准他的屁股吃一块肉”,指狼的战术动作、从背后突然袭击，推手车的人“乖乖地让狼吃去一块肉”,指狼已达到伏击目的胜利离去和推车人被狼咬失败后无可奈何的状态。这里他告诉我们:敌情、我情、地形、袭击时机以及战术动作等能否正确掌掘和运用，对伏击成功与否，都有着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后来二野前辈说起刘帅这个“狼的战术”以自己亲身参加的1938年3月31日的响业铺伏击战、1942年5月30日的苏亭伏击战和1947年春节的挂车河伏击战等实践，经常讲起打伏击战的一些体会
一、察明敌情，严守秘密，是伏击成功的关键。
刘帅指出，“伏击可以打大敌，也可以扫小敌，损害最小,收效最大”“运动之敌比驻止之敌好打得多，而伏击又是打运动之敌的好战术。这是要每个干部深刻了解而熟练运用的。”多次伏击作战的经验表明，正因为伏击的是运动中的敌人，它是否会乖乖中“伏”,进入我预设的伏击地区，就成为我们设伏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如果因敌侦察或因我泄密，敌人察觉我设伏意图，必将改变其行动方向及路线。那么，我们苦等十天半旬的伏击计划，就必然成为泡影。那种守株待免或侥幸伏击成功的事，在现实战争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这里，察明敌情和严守伏击计划之秘密，就成了我们伏击成功的要诀，遵则必胜，违则败事。
响常铺是山西黎城和河北涉县之间的个小镇。邯(郸)长(治)公路横贯其间，是日军第108师团侵犯上党的后方交通线。黎城则是其重要补给站。伏击前，我第129师师部派出便衣侦察，发现黎、涉这条汽车路上，每日有汽车来往运送兵员和军用物资。进而察明敌次日有180辆军车从黎城开往涉县。察明了敌情，摸准了它的去向、时间和掩护兵力以后，于是决定在响掌铺设伏。这次伏击的兵力是三个团，伏击面东西约二公里，待伏时间从第一天黑夜等到次日早晨。部队潜伏在离汽车路不远的地方。之所以没透一点风声，保证伏击成功，就是做到了军民严密封锁消息，部队隐蔽开进和待伏这两条。所以说，察明敌情，决心设伏与隐蔽保密，保证伏击成功,这两者是相互为用的。察明敌情设伏要秘密地进行。敌情摸得很准，设伏决心也正确，但封锁消息差，走漏了风声，再好的设伏也难奏效。
二、有良好的伏击阵地，就能致敌死命。前面讲的只是使敌中“伏”的战机问题。无论待伏也好，诱伏也好，这都是打伏击战的首要问题。但要打好一个伏击战，还有许多重要条件，选择良好的伏击阵地或伏击地区，就是其中的一个条件。
选择良好的伏击阵地，对伏击来说，如同猎兽需要挖掘陷井，捕鱼需要编织鱼网样重要。有了一个良好的伏击阵地，它或可弥补我兵力之不足，或可给敌造成“四面楚歌”的威势。刘伯承司令员对选择伏击阵地的原则是:“要便于我们兵力兵器的展开行动，同时能限制敌人兵力兵器的展开行动，而且使它无法躲避。”(第153页)响堂铺和苏亭伏击战，就是根据这个原则，针对不同伏击对象和不同伏击目的，选择不同的伏击阵地获胜的。
响堂铺伏击战是以歼灭为目的的突击的伏击,伏击对象是敌汽车运输队。我第129师徐向前副师长把伏击阵地选在小镇以东，镇南面是高山，多悬壁，北面是起伏地，多谷口，这一段伏击地区，把敌人置于蜿蜒山间直到小河底狭窄的汽车路上。实战证明，这里是用兵伏击的好地方。我们踞高临下，进退自如,而敌处于既无回旋又无招架之余地。我们从南北两边山头象铁钳般钳住敌车队长龙，东西两头堵拦住车队头尾，敌180辆汽车，一车一兵也没能突出我伏击区。苏亭伏击战是以杀伤消耗敌人为目的的火力伏击，打击对象是敌步兵。我们选择苏亭以东、东叫沟以西抵近河边的凹地和东寺垴西北凹地为伏击阵地。这里有足够隐藏部队的树林、可以顺着谷地与河滩道路组成交叉火力网。民兵还在道路上埋了地雷，在悬崖上布设了滚石阵，置敌人于从东叫沟一直伸展40多米宽的河滩里。实战证明，敌人一进入平坦的河滩，既无可利用的障碍物来躲避或据守顾抗，又面对两侧高山，难以施展迂回，结果在我地雷、滚石、机枪、步枪等火力袭击下,死伤近半。
三、待伏要沉着耐心,出击要突然猛烈。在“狼的战术”中提到的“在坡路上坐等候”和“照准他的屁股吃一块肉”,用我们伏击战的军事术语来说,前者指沉着耐心，后者指突然袭击。我们打敌伏击，也必须具有这样的素质和作风，做到待伏沉着耐心，出击突然猛烈。
伏击战，是打运动之敌。敌人的行动可能受天时、地利和沿途遭我袭扰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不能准确无误地按时进入我预伏阵地。有时敌人可能出我预料提早到来，有时也许迟迟不来，这些情况在伏击战中是常常遇到的。如果敌人迟迟不来，指挥员和部队一定要沉着耐心。任何犹豫不定或放弃伏击的想法和行动，都是不利于伏击作战的。响堂铺伏击就遇上这样的情况。部队从头天夜晚进入伏击阵地，直等到第二天日出前，汽车路上只有三、五辆汽车开过去，就是不见汽车大队的影子。再加上听说在我们后路上的苏家蛟到了敌人，部分指战员就有点儿沉不住气，有的认为打不上伏击而松劲了。这时，以沉着老练著称的前线指挥员徐向前同志就指示我们:敌情没有变化，要稳定部队情绪。这样，才使部队稳定下来，沉着耐心，安静等候。过不多久，终于伏击成功。战后，刘伯承司令员对徐向前副司令员沉着判断，未放弃这一胜利的战斗作了高度赞扬。
伏击战,“伏”是手段,“击”是目的。“伏”为击创造条件，“击”为伏开花结果。这两者是一个完整的战斗过程。所以说，敌人来到之前，待伏部队要沉着耐心。就是敌人来了,但还没有全部进入我伏击区,也还需要指挥员和部队沉着冷静，很好地观察和掌握攻击的时机。若我袭击过早，会暴露我伏击意图，使敌或转头逃避，或及时疏散队形展开火力向我攻击，变被动为主动。若出击过迟，只揪住个尾巴，弄得不好，还会被已走过去的敌重兵乘机回头咬住我们，使我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只有在敌人全部进入我伏击阵地之后,我伏击部队才能由静转为动,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迅猛之势，向敌突然猛烈袭击，乘敌指挥官还没有清醒过来，部队尚未疏散展开，火力尚未组成之际，迅速干脆把它吃掉。响堂铺伏击战就是这样。敌人大队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在我伏击部队面前开过，第771团指战员沉住气，放过100辆给第769团打,其余80辆留给本团打。当敌头一辆车进到小河底，最后一辆车也进入伏击区时，两个团同时突然向敌发起攻击，很快就解决了战斗。苏亭伏击战也是如此。3百多敌人押着2百多民夫，12时全部通过柏官村。13时，敌先头部队进到苏亭村边，从待伏部队的枪口下走过去，我们没有打。稍停后，敌再进，并触发地雷一枚,炸伤20余名我见时机未到仍没有打。后来敌又踩响地雷大队人马纷纷奔向悬崖底下躲避，我即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向敌展开猛烈袭击。用滚石把躲在悬崖底下的敌人赶向河滩，使敌全部陷于我火力网之内。以上两例说明，“伏”是为击创造条件，击得好坏，关系到胜利的大小，这就要掌握火候和时机。正如刘伯承司令员所说:“要注意手上拿着网,眼睛瞄着鱼,看准了下手，一网打尽，不然鱼会跑掉。《刘伯承军事生涯》（142页）
四、伏击不同的敌人，要用不同的战法。
伏击战的战术要灵活。要针对不同的敌人，采用不同的战法。如打敌骑兵就不同打步兵，打敌汽车更不同于打骑兵和步兵。我们在响堂铺伏击敌人汽车部队，就是根据它的特点来使用战术的。首先，集中火力打汽车轮胎，叫它跑不动，瘫痪在路上。其次，为不使敌人利用汽车车身向我射击，即用手榴弹炸油箱，引火燃烧汽车，并借火势向敌攻击。再就是利用敌护卫部队分散乘车，不易集中，不便指挥,火力不强等弱点，以短兵相接、白刃格斗的动作，突然猛扑汽车上的敌人。这样，只用两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苏亭伏击战是打敌归巢之步兵，打法也不同。根据敌人急于回归，麻痹松懈，行军队形散乱，戒备松弛，和我们兵力少，只能以火力杀伤消耗敌人等情况，事先在路上埋了梅花雷，待敌触发了地雷，大队人马都窜到悬崖底下躲避时，我即推下滚石把敌人赶往河滩，再以猛烈的火力予以杀伤。这样，战斗仅20分钟,就毙伤敌140余人，我只伤亡班长战士各一名。战后，刘伯承司令员赞誉这是“最好的伏击战例”,“是以绝少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的模范战斗”，并通报介绍了经验，
五、组织民兵参战，更能收到奇效。
苏亭伏击战，从敌我兵力对比来说，敌300多人,武器装备比我强。我们第3连能参战的只有两个排，三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简。敌我兵力相比几乎是十比一。我们这样少的兵力兵器，所以能伏击取胜，除了有良好的阵地和正确的战术外，就是依靠当地民兵的配合作战。他们经常袭扰和麻痹敌人，为我进行伏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们还担负了许多战斗勤务，如担任两个高地的观察，控制紫阳以南高地，保障我伏击部队右翼的安全，在敌人必经的道路上埋设地雷，在悬崖上布设滚石，等等。没有民兵的配合，我们是不可能顺利地取得伏击战的胜利的。
刘伯承司令员把普遍建立的自卫队，看作是抗日作战的第一个因素;村游击组和区县各种游击队是抗日作战的第二个因素;全国性的野战军队是抗日作战的第三个因素。并指出:“我们各级干部要尽一切力量把这三种因素的力量完全发挥出来,有机地配合作战。这才算得全面的有组织的抗战，并使这样的抗战成为全世界被压迫者创造的精彩的作品。”(第127页)
六、只能咬一口，不要贪吃第二口。
在“狼的战术”中，只说到狼照准推车人的屁股吃去一块肉，没有说再咬第二口，更没有说把推车人咬死。这是有它的特定含义的。因为这个比喻的真意决不只是指生活中狼吃人的事，而是借此来教育干部明悟这样一个道理:即抗日战争开始，从战略全局看，在我异常劣势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一口吃掉整个日本侵略军，而只能通过袭击、伏击、急袭和民兵地方武装的游击战、麻雀战等战斗，今天咬它一块肉，明天再咬它一块肉，吃到一定时候，我们才能最终把日本侵略者咬得体无完肤，血水耗尽,筋骨枯萎，最后死亡。刘伯承司令员称赞“狼的战术”高明，其深刻寓意也在于此。
但是,把这个道理运用到实际战斗中去就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根据当时条件我们能咬敌二口，就决不少吃一口;反之:只能咬敌一口，也不要贪吃第二口，不然,不但第二口吃不到，还会把吃到嘴的第一口肉吐出去，甚至反被敌人叼去自己的皮肉。
1947年腊月过小年那天，我们第3纵队一个旅在岳西地区与国民党军周旋，为打击敌“清剿”的嚣张气焰，决定以一个团的兵力在桐城东南挂车河边伏击敌广西军。原计划是在伏击敌一个前卫团时杀伤消耗它一部就走。后因战斗发展很顺利，不及半小时就吃掉敌人一个营，我们没有就此收兵，而是贪图“乘胜发展”。这时，当面敌人一个团已展开向我攻击，后面敌两个团也赶上来企图合击我们。结果，我们只好仓促收兵，捉的几百个俘虏也不及带走，部队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伤亡。联想到这次伏击战的教训,更加深了对于用“狼的战术”打伏击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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