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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末代私营的北京同仁堂老板樂松生的1960年代写的一本有关老字号同仁堂回顾与展望的东西，我今天看了看。我确实认为《大宅门》的编剧和导演，肯定也看了乐松生老板的这篇东西了。同仁堂还真的有一位力挽狂澜、挽救事业的“二奶奶”。
我说说，您听听（看看）。
北京同仁堂創办于清康熙七年已酉(公元一六六九年)，到现在（1960年）已經有二百九十一年的历史了。众所周知，同仁堂鋪是乐姓创办的,幷且世代相传，故又称为乐家老铺。
后来乐姓的后代子孙都想发展自己的事业，开分号。为了保存同仁堂这块独一无二的老招牌,乐家各房共議:“开設分号时,不准用同仁堂的名义,但可以用乐家老鋪的招牌。”这样,乐家老鋪的分号就遍布于全国各大城市了。
但一直到解放以前,它还是保存了古老的封建性企业的特色,主要是家店不分;而乐家老鋪的分号如达仁堂,則走上了資本主义营方式的道路。
乐姓原籍是浙江省宁波府慈水人，明永乐年間移居北京。原以串铃走方医为业。清初,四世祖乐尊育(一六三〇年一六八八年)当了太医院吏目，五世组乐梧岡(一六六一年一一七四二年)因乡試落第,乃继承先人遗志,开設了同仁堂葯室。在同仁堂葯目中有五世祖乐梧岡在康熙四十四年丙戌(一七〇六年)撰写的一篇序言,对此有所說明:
“同仁堂名,先君之素志也。先君号尊育,为太医院吏目,秉性朴誠,居躬簡約,喜閱方书,辨葯味地道疑似。尝語人曰,古方无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应症耳。平日汲汲济世,兢兢小心,凡所有丸散,无不依方炮制,取效有年。每庭訓余,謂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惟医葯为最。又曰: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爱其公而雅,須志之。予业举子碌碌三十余年,先君之訓,几忘之矣。壬午乡比后,闲居无事,追忆昔年遗训,翻然勃然鼓舞而为之,立同仁堂葯室焉。汲汲济世,兢兢小心,虽不能承先人万一，而至于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可以质鬼神,可以应病症,庶无忝先君之志也。”
康熙七年己酉(一六六九年)那是根据现在正阳門外大棚栏同仁堂門市部悬的一块康熙已酉年的老匾而来的。这块老匾在清光绪庚子年(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起义,火烧前門外时，由柜上的管货员张祤亭从火中救出,存放后院，才没有被烧毁。因此，一向是以那块老區的年代为准的。那块老匾很可能是四世租乐尊育立的，并且在那时已开始制葯济世。五世祖乐梧岡在三十三年后,才继承先人遗志,在正阳門外大栅栏正式开設了同仁堂葯室。
同仁堂开設以后,由于名气很大，在清朝雍正年間(一七二三年左右)就开始供奉御葯房了。
据同仁堂文献所载，雍正年間曾奏請预领官銀四万两，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奏請增添三分之一价，每年预领过官銀三千两。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又复呈请调剂药价，预领官銀，每次得预支官銀一千两。說明同仁堂在經济方面曾經得到皇朝的支持。更重要在政治方面的支持。
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乐张氏（六世祖乐礼之妻)的一个呈文为例来说明问题。
“身夫乐礼,原承先业开股同仁堂葯铺，承办官药有年。緣身夫在日所欠官项债府颇多,以致铺务难支,具呈告退官药。蒙皇恩准着都院出示招商,业无承办之人。复蒙和硕和亲王奏准增价,仍着身夫办理,特派内务府官员监办官银官药,弹压一应私债，不得搅扰，已經数年。不期夫故，官项客帐铺务家计实难措办。蒙监办关老爷借給本銀五千两入铺，分发官银客帐。长子以正立有劵押,议定在鋪抽还。未及一半,惨遭上年四月間忽被天炎，鋪业烧毁,长子继亡,将家产入官归偿資生庫。一門孤寡(尙有幼子以中)坐守待毙。复蒙天恩垂怜,将所焚鋪基并堆房残货,仍赏身养活狐孀,复令提督府出示招商接办。官药客帐私债准着十年后带销。今虽有商人接办,每日給制錢一千文,尙不敷房租日用。虽議二成分息,但鋪初开,盈虚难必,客賬私債,实难指许。容待年余，如果获利,将二股分息多寡均同分偿。天理良心,岂敢隐负。为此乞求大人鉴怜,恤念孤孀,俯賜寬限,合家感德,顶祝上呈。”
在这个乐氏家族的女人呈文中說明,乐姓在乾隆十八年因遭天災人祸之变,已到山穷水尽之地,由于皇朝的需要,才又将同仁堂这块招牌承继下去。那时招商承办同仁堂的人是乐姓的世交张世基。张姓自出資本修理开設之后，也得到官府的很大支持。后来张姓又将自己的一部分股本陆續出卖与他姓,他自己专門供奉御葯房,承办官药。这已是乾隆、嘉庆年间的事了。这样同仁堂的外股就越来越多。在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年)的一张废合同上，股东二十一人，入本銀四万三千八百两，每股一千二百两，尙有同仁堂的管事人員及众伙友的入力股十股，共为四十六股五厘，系合股經营方式,那时乐姓只剩有半股,典价为四万七千七百两。到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同仁堂又典与朱姓营，价六万两。总之，从乾隆十八年到先曾祖乐印川在道光年間恢复祖业为的百余中,同仁堂迭经变故,只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同仁堂这块招牌始終属于乐姓,因此,乐姓称为同仁堂鋪东。张姓从乾隆十八年供奉御葯房后,也是世代相传,并得到乐姓的支持,称为同仁堂药商。民国成立后，“商人张”的称号才改为职員在同仁堂内管賬。
雍正年間，由于皇朝亲兄弟之間的暗害殘杀,硬說吃錯了同仁堂的葯,而将乐姓某人枭首于菜市口。有的說,因为是徒弟拿錯了葯,所以后来同仁堂不用徒弟。
自清光绪年后清皇朝还欠了同仁堂一大笔賬：计自光緒元年起至宣統四年止,年例四季奏销款，以及自光緒二十八年回鐢后起至宜統四年止垫办长春、储秀、乾清三宫和颐和园葯价,除已領外,共欠领葯价实銀十八万七千三百八十七两五錢七分二厘，和制錢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三十四吊二百文。但那时候乐家已經很富裕,不愿再出头去找麻煩要賬了。
創办同仁堂的凤鳴这支,几乎几代都是单传,幷且常常陷于孤儿寡妇的境地，他們为了維持生活,紧紧地保持了同仁堂这块招牌,守住了祖业。因此，单传是同仁堂几百年来罔替不衰的又一原因。
乐印川是在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承凤鳴的第四代乐百龄名下为嗣的。那时乐百龄已死，只遗一女。百龄之母将印川继承为孙后，于第二年亦去世。印川本可独得同仁堂产业，但他还是与凤仪的后代--即他的族兄們共立議单一纸，分出同仁堂的租金若干与族兄們,以示手足之意,幷免去以后的纠葛。在这张議单上可以看出当时同仁堂的情况与他处理問题的手段。现摘录如人
……伏思先祖所遗,别无財产,惟有同仁堂葯鋪一座,又积累亏空,众东附本銀六万数千余两。另因无力承做,将鋪底家具作抵租出,每日取字号錢五吊。只此余背,清安理应承受，以便接锁香烟,修理坟墓。且子妹,将来,尤须从厚,始足上慰......................
乐印川将家务安排妥当后,就设法恢复祖业。前面說过,道光十一年，同仁堂曾典与朱姓。当时书面立典据的是乐百龄之母乐門张氏，朱姓是当时同仁堂的领事人。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朱姓将买卖做赔，逃赴他乡。于是印川与朱姓之子和鋪内人定約,将鋪业收回。但他收回后,仍不自行经营，又典与满人庆姓名下为业。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他又租与慎有堂张姓及董启泰二人經营。他自己却开設了一个广仁堂葯室以与同仁堂相抗衡。經营同仁堂的董启泰在慎有堂张姓于道光十九年病故后，感到独力难支,又受到广仁葯室的威胁,经亲友说合,就与乐印川订约,将广仁葯室关閉,全部倒給同仁堂。这个契約上载明:“广仁所存货物照行价作銀均卖与同仁堂收用，其銀一年内归还。所有广仁向有痧子葯、平安丸、卧龙丹、再造丸、涌泉膏、普济丹、万应錠、固本膏、卤砂膏、返魂丹、宁坤丸、瓜子眼葯、七厘散等,同众言明，由乐清安自行配合，交付同仁堂永远代卖。以上数葯言明不許同仁堂自为添配,言明每月得价一千,交乐清安六百，于每月初归交清楚。”
这是先曾祖乐印川在排挤外股、恢复祖业中最利害的一手。在道光十四年朱姓逃走后，他所以不自行经营，那是因为力量还不够。他于是用寄卖丸葯的方法,积累了相当的資本,来图谋恢复祖业。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董启秦終于支持不下去，不得不立推还契约与原业主，由乐清安开张管业。在那个推还契约上说明当时同仁堂的資金情况;
乐印川是一位活动能力很強的人,同仁堂在他的锐意经营之下，终他的一生,将外股全部收回,债务全部清偿,并且营业日有起色，声誉卓著,奠定了同仁堂稳固的基础。现在将他的营管理和筹措资金的办法,叙述几点如下:
一、确立了一套“自东自掌”的营管理制度，一切不假手外人,从秤葯到配葯,都要亲自监督;购买葯材也要亲自经手;嫁到乐家的妇女,都要参加包金裹葯的工作。从此同仁堂不用徒弟,不用資方代理人，不許子孙經营其他业务如当鋪、飯館等,成为祖訓家规。
二、創造了一套对外宣传的办法。清朝时期，北京城内每年要挖城沟一次，每次约需一月时间。他于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宣传活动,在四城門开沟的地方設立沟灯。每当夜晚,同仁堂的紅字大灯籠到处照耀，既便利了行人，也給人很深的印象。遇到会试的时候,他向全国各地来京应试的入們赠送药品,所送不多，宣传效果則很大。同仁堂的葯也就推銷到了全国各地。他也做了不少慈善事业,如冬設粥厂,夏送暑葯,办义学,施义材等。这样，同仁堂的名字也就深入到貧苦羣众的阶层中去了。此外，他又在每年四月二十八日“葯王生日”大宴宾客，請名角唱戏，以抬高同仁堂的声价。总之,他的宣传办法,是深入到上中下各阶层，而且遍及于全国各地的。
三、在他筹集资金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得到了当时葯材业的支持。当时北京有四大葯行,名天汇、天成、隆盛、汇丰。由于印川的精明能干,和同仁堂的信誉卓著,四大葯行都乐与之来往。他可以先用货,后付款,几千两銀子的通融是常有的事情。除了以上四大葯行而外，河南杜盛兴的麝香业对他的支持最大。葯铺有了充足的葯材来源,問题就解决大半了。
四、他曾兼理錢鋪掌柜,因此,资金活动方面就更有办法。在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的一个文告上說:“外滿洲火器营翼长穆,为知照事，今奉王爷面諭，現在本广通錢鋪中一切事务，著准其广享錢鋪之掌柜乐印川兼行照管等因，相应知照广享可也。这說明他同时兼理两个錢鋪的掌柜。在同仁堂的文献中，由印川出名的借据最多,但有借有还,笔笔都有着落。这也可說明他当时在資金活动方面的信誉。
五、他又捐了官銜，以便与官府往来。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乐印川已是四品衔候补道。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他又捐米八十六石四斗，銀票四百三十二两，得到从二品典封。虽然不是实职,但有了顶带,也就更加声势烜赫，而有利于同仁堂的經营了。
乐印川有子四人,名孟繁、仲繁、叔繁、季繁，称为四大房。他于光籍六年(一八八〇年)逝世后，由先祖母新氏（类似二奶奶）主持家事鋪事达一十余年之久。她出身名門，但一切都能亲自操作。如每日先生们(同仁堂高級职工的称号)的三餐飯都要經她亲自过目，每日先生們前来交賬,她必亲自迎送。在她的主持下,四大房都能相安无事。因此,同仁堂的事业也得到了继續巩固和发展。
清光赭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八国联軍入侵北京时，她會率領全家避难太原。当时同仁堂由查柜(高級职員)刘辅庭留京代为照管。大栅栏同仁堂曾被烧去鋪面前庭，打磨厂新开路住宅驻有德軍，家中医书、家具等被毁殆尽。据同仁堂庚子年賬簿中記载,同仁堂曾破迫供应德軍官一应飲食起居。又据刘輔庭日記载:美国兵每日三五成羣,前来同仁堂索取飲酒，必烂醉而归,骚扰不堪。翌年,他率全家回京后,从事整顿工作,同仁堂才恢复了旧观。
曾祖母許氏（二奶奶）于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去世后，四大房的矛盾就表現出来了。主要表現在经济和管理权問题上。
大伯祖早死,在曾祖母許氏管理的后一个时期，二伯管外曾租母管内。曾祖母逝世后,二伯（类似白三爷）就独攬经济大权,暗中贪污。例如以同仁堂名义买进的大山参(吉林参)，卖出时即全部归入他的私囊。大家发觉后說:“你可以这样做，我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后来四房决定共管制度，每年从同仁堂提四万两銀子平分給四房,每房一万两,分三节支付，不再分紅。各房可以用乐家老鋪的招牌在各地开分号,但不准用共有的同仁堂字号。
四大房虽然議定了共管制度，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先由大房管了一个时期，接着又由三伯祖母(三伯祖已故)管了两年多。三伯祖母被推下台的原因是:她从同仁堂公帐中提取了九万元存入她的私賬。后来还是由大房接管。大房的乐均士(我的六伯)管了不久，又被大房的乐佑申(我的大哥)取而代之。我是属于四房的。我們四房根本没有参加管理。先伯乐达仁看不过这种混乱的局面，自带了五千两銀子去上海开設了达仁堂。先父乐达义在北京警察厅担任了督察长之职。
在乐佑申管理的二十年中，伯叔昆仲之間极尽勾心斗角之能事。大家抄袭先曾祖寄卖丸葯排挤外股的办法各自牟利，互相倾軋。四房各自寄卖他們的所謂秘方丸葯，例如牛黄清心九之外又有了加料牛黄清心九之类。当时同仁堂的門市部眞是热闹非凡。顾客們一进門就可以看見多少只售貨员的手在为各自的寄卖者兜揽生意。葯鋪的职工向例是提成薪給制，谁卖的多，谁的提成就大。同仁堂的职工,本来是非亲即故。由于四大房的明争暗斗,职工也分成了几派，如誰是属于那一房的等。乐佑申当时只有借重先父乐达义在警察厅的职权派警察来看守葯庫,以免被家人盗窃这时我家的人大半过着声色狗馬、吃喝玩乐的生活,也有吸食鸦片的。这个大家族經过几十年的安乐享受，已日趋腐化了。
民国十七八年(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政治中心南移，乐佑申就要他的亲弟弟乐笃周到南京开設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是违反族规的,于是羣起而攻之。乐佑申被攻下台后,寄卖也就停止。这时先父早已卸职在家,于是出面管理，确立四大房的眞正共管制度，由四房各出一人,所有銀錢賬目出入都要盖四个图章。先父开始管理的时候,正遇上“九一八"事变,北京市面萧条,同仁堂的营业也不象从前发达了。
多年来,由同仁堂滋生的乐家老鋪分号共有三十四个,计大房开设了南京同仁堂一个,山东宏济堂三个,乐仁堂五个，宏仁堂四个;二房开設了永仁堂三个,怀仁堂一个,沛仁堂一个;三房开教了济仁堂二个,乐舜記一个,宏德堂一个;四房开設了达仁堂十个,树仁堂一个。
四大房开設分号，也是一場勾心斗角的斗争。例如当乐达仁在天津估衣街开设了达仁堂后，乐佑申就在对面开设乐仁堂来竞争。这是大房与四房之間的斗争。又如天津东馬路的西边开設了乐仁堂后,馬路的东边就开設了宏仁堂,这又是大房亲兄弟之間的斗争。再如乐达仁在上海南京路开设了达仁堂后，乐篤周就在对面开設宏仁堂来竞争，四房也紧跟着在对面开設树仁堂来竞争。各房在各自勾心斗角中又互相拉拢。大房和四房比较接近，因为大房的叔伯們曾留学法国，四房的先伯乐达仁和先父乐达义會留学英国和德国,他們在接受資本主义社会新事物方面比较談得拢，但在利害冲突的时候,彼此斗争得也就更加厉害。
老四房的营业最为发达,大房的乐仁堂,二房的沛仁堂，三房的济仁堂都无法与四房的达仁堂相比。乐篤周于是主张把各地的乐家老鋪分号一律改为同仁堂分号，实行大同仁堂主义。但终于因为彼此的利害无法統一,意見不能一致而作罢。
采取資本主义經营方式的达仁堂民国初年,乐达仁拿着五千两銀子到上海,得到宁波入陈子明的帮助,开設了达仁堂。上海的业务最初不好,他于是到青島去开設分号;青岛的业务也不好,他又到汉口去开设分号。由于汉口是南北商业的中枢,业务很快地就搞得很发达。一九一五年,他又到天津开設达仁堂，并设总管理处于天津。天津达仁堂从亮张的那一天起,业务就很好。开幕那天曾在广东会馆大宴宾客,請名角演戏,轰动津沽。一九二七年乐松生在中学毕业后，伯父之召在天津达仁堂学习經营管理业务。
乐达仁精明能干，又在国外留学时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因此,达仁堂在經营方式上要比古老的同仁堂进步得多。例如,他在制葯厂中修建了新式仓庫及工人宿舍，在制葯方面用机器动力带动石磨,在切葯方面专門聘請精巧的南方刀工等。此外,他又多方設法便利顾客，如湯剂中所需的葯引子及需要包裹煎熬的葯所用的秒布等,他都事先准备好，与剂一幷出售。每付剂抓好后他又規定售貨員、检查員盖章的制度,以示慎重。那时达仁堂的飲片湯剂,在华北称为第一。
达仁堂在天津設立总管理处后，乐达仁又在各地设立分号,除上海、汉口两处外,又在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設立了分号，幷将青岛的分号迁至大连。在香港设立分号的目的是想向南洋一带发展。当时他在天津办有新学书院，送徒工前往学习英文,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和大哥才把香港的分号收了。他在发展各地分号的同时,又举办了养蜂养鹿等事业,幷且在天津办有鉄工厂、勃海化学公司等，有一部分資金得到中国銀行的支持。他在宣传推广业务和扩大社会影响方面,又比乐印川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曾設立了达仁女校，組織了达仁职工乐队等。达仁女校曾著称于时，达仁乐队常被邀請到各处演奏,深受欢迎。
同仁堂的营业,虽然因为政治中心南移,不如过去,但在中葯业一行依然是一个“实力派”同仁堂向来的作风是:第一,自己不出面,暗中操纵;第二，花錢了事。在敌伪时期，就用这种办法渡过了重重难关。西鹤年堂的刘一峯想活动药行商会理事长，得到乐氏的支持后,他便活动成功了。这样,就避免了自己人下水。日军部队曾思染指同仁堂,乐氏找了汉奸王荫泰，花去许多应酬費,才避了一場災难。
乐松生的父亲于一九四七年逝世后，乐松生为同仁堂的负青人之一。那时兼管平、津两地的业务。因为乐达仁于一九四七年逝世后,老四房的兄弟們继承了达仁堂的产业,因此又为天津达仁堂的負责人之一(同时也是达仁堂总管理处的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同仁堂遭受国民党的巧取豪夺,以及金元劵的惨痛洗劫，解放前夕,同仁堂已到了外強中干的地步了。
同仁堂一向以丸、散、膏、丹著称于世。它所生产的四百三十七种中葯成葯中,以牛黄清心丸、安富牛黄丸、女金丹、再造丸、活絡丹、参茸卫生丸、虎骨酒,、如意长生酒等产品最为驰名,售全国各地,在人民羣众中有很高的信誉。在民国初年,这些成药就已暢銷于南洋,如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新嘉坡等地，为当地华侨所习用。
同仁堂的配方来自三个方面,家传的、民間的和得自清宫的。在四大房竞相寄卖丸葯的时候，曾达一千一百七十种。以后有多配方已废弃不用。上面所说的四百三十七种，都是疗效较高的的成葯。一九五八年品种又有所增加,曾达六百多种。
于康熙王午少在京都正阳四外大加栏路南设立本堂字号,肆之余,博书。自初路名医循流潮源,上逮岐伯黄帝之属,凡古方之活用者，无不悉心考究。炮制必依古法,购料不惜重赏,五易寒暑，而九散膏丹厘然各备。別类分門,汇为一书。一时海内流播,各省仕商之至京师者皆枉顾本堂,按目购取,以备除疴延年之用。其对症服食莫不应如响。汔合御葯房供奉各珍品,亦必由本堂拣选。所門桐君之术,家葛氏之方者,殆久为举世所共信矣。嗣是世守先业，有方,立旬修治,及先大夫印川公职司兵曹,情殷济世,更于公余之暇,广求活人之方。前此品汇,愈加精炼，所目,殆不下数十百种。如虎骨酒之強壮筋骨,治风湿、脚气、气虚、作喘諸般风痰。安坤登青丸之調經养血,种子延年,治小产滑胎,胎前产后酪般弱症。而盆仙救苦金丹之培养血气，凡虚痨失血等症尤征验不爽。八宝葯墨之消肿敗毒,凡狂血不止、口舌生疮、飞入目等症，亦效应如神。它如五味槟榔之健脾和胃,消止疟。定喘九之止嗽定喘,助气安神。参茸酒之能治五痨七伤，痿虚弱。如意长生酒之能治气血两亏,夜不成寐諸症。凡此等类告系先大夫印川公诚创造屡奏奇功,实古方所未备,用弥秘而不授人者也。
葯目叙言中所說的,主要是指家传的秘方,也包括了民間的来源。另外,由于同仁堂长期供奉御葯房及和太医院的关系,清宫的秘方流传到同仁堂来是很有可能的。清慈禧当政后，认为同仁堂的葯好,曾令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葯。在此以前,同仁堂只交进生葯。在代制清宫服用的成药中，就可能采用宫内秘方，因而更丰富了同仁堂的配本。现在清故宫档案中还藏有同仁堂的配本。
实际上,中国医书中所载的古方甚多,同仁堂的配本与众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选料与剂量方面。解放后,经过科学分析，有几种丸葯如二母宁嗽丸、銀翘解毒丸、藿香正气丸等,采用了古医书中的配方,而不用同仁堂的配方。
同仁堂在尊古炮制方面极其认眞,幷且不惜工本,正如乐梧岡在葯目叙中所說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亦如四世租乐算育所說的，“古方无不效之理,所虑者修合未工,品味不正耳。同仁堂在尊古炮制方面,的确按照祖訓办理,丝毫不苟,在使用貴重葯材方面,以宁缺勿滥为原則。
远在曾租母在世的时候,紫血丹的古配方需要用金鍋銀铲，曾祖母就收集了家中各房的金手飾一百两，放在锅里煮,日夜守候。这可以说明在尊古炮制方面认眞的情况。
同仁堂所生产的水制丸葯和蜜制丸药，都依古法炮制。其中炮制手續之繁瑣,如蒸、炒、煅、燙、炙、浸、水飞,霜冻等达四十多种之多，在制成成药后，一般都要存放一两年再出售。如虎骨酒要在缸内存儲两年再出售，再造九和蜜封好后存放一年再出售。这些葯存放的时間越久,燥气去净,葯味就越純，葯效也就越高。这是一般葯鋪不易做到的事,因为不但要增加設备,幷且还要积压成本。至于所有貴重葯品,如牛黄、当門子、犀角、羚羊等,同仁堂必依古方放足分量，不掺假，这也是普通的葯鋪不易做到的事。
解放后,在私营时期,我家四大房每年依然各自在同仁堂提取經费一万四千元,共为五万六千元。一九五三年“五反”运动结束后,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实行四馬分肥的原则。由于这时同仁堂的营业額增加，我家四大房每年共分紅十七万一千五百六十一元,每房各得四万二千八百九十元,超过了过去所得的三倍还多。这样的分紅,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定股定息后才改变。
一九五四年批准公私合营后,清产核资时,同仁堂的股金为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元，一九五六年定息为六万一千六百五十七元六角一分。后来将达仁堂一部分在京产业合并于同仁堂，又加上过去未处理的一部分产业，现在同仁堂的股金为一百五十二万六千七百零二元三角八分，定息为七万六千三百三十五元一角。我家四大房每年所得的定息，仍然超过了过去每年各房提取的一万四千元之数。当然,过去对于职工的关系，就是“我們吃肉,他們喝湯”了。但是,由于种种的封建关系,如用人的非亲即故等,同仁堂内部的阶級矛盾似乎还不突出。
一九四八年职工总数为一百九十余人，其中生产工人仅四十余人，其余皆为售货员与管理人员。全年生产总值約計为十六万元,零售总額約計为三十万元。在产品产量方面,虎骨酒年产量計三万斤，水制丸葯豹针四千斤，密制九葯約計一百四十万九(粒),飲片約計五千斤。在生产設备方面,生产和售共占用房屋二百十匕間,没有机器設备。
一九五九年职工总数为五百四十人,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二·八四倍,其中生产工人为四百六十五人,比一九四八年增加十一·六三倍。全年总产值为一千二百五十一万七千元,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七一・九八倍。产品共有八百二种,其中丸散膏丹为六百种,葯酒六种,片剂四十六种，片一百五十种。在产量方面,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的数字,针蜜制九增加四九〇三倍,水制九葯增加七八·四五倍，飲片增加一三三・〇六倍:虎骨酒增加一〇·一七倍。虎骨酒的产量，在一九五八年曾达最高額,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二三・二倍。一九五九年因为原料缺乏产量就下降了。一九六〇年的产量还要下降些。在生产设备力面，除将新开路住宅全部扩建为制葯厂外，又增设中葯提炼厂一处及通州区葯酒厂一处,幷扩建第一門市部,增設第二門市部。
现在的同仁堂完全是大型国营企业了，是在上海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了。
同仁堂上海股票交易所代码：6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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