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振华少将
去年4月，我在北京开完会，返回昆明之时，特意到四十八年前鏖战过的遵义地区看了一看。尽管景物全非，但当年红军第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指挥我们战斗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遵义的屏障娄山关，自古以来以军事要隘闻名。它四周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在高达两千米的大山之间有一条公路，山垭口就象一个Y字形的漏斗;只要把住两边山头居高临下，就很难通过，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娄山关北面的山下，有个叫红花园的村庄，1935年2月25日凌晨,我们红军第3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挥下，就是从这里向娄山关发起进攻,尔后夺占遵义城的。这一仗，对我们来说，是关系到能否取得遵义战役的胜利从而扭转战局的关键性一仗;对敌人来说，则是关系到黔军王家烈所部能否在蒋介石的“中央军”到来之前守住遵义，堵住我军前进的重要一仗。因此，敌我势在必争。那时，我所在的第12团的任务是:在第10团和第11团向左右两侧迁回的同时，待第13团占领高山阵地后，即由第二梯队转为主攻，直接通过Y字形山垭口的公路投入战斗。
战斗发起后，我攻击部队按照彭德怀同志的指示,以猛打猛冲的突袭手段,一鼓作气从山脚打到山顶，很快占领了山垭口两侧的制高点--点金山和大小尖山。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就夺取了娄山关,歼敌两个团。接着，我们乘胜猛追朝遵义城方向逃跑之敌，在板桥附近，见到彭德怀同志和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他们是紧跟第1团从娄山关的东侧向南迁回过来的，赶到了我们正面攻击部队的前头。彭德怀同志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打得好，追得快。要继续追下去，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这时,部队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很好地吃饭和休息了。但指战员们听了彭德怀同志这几句鼓励的话,情绪更高,追击的速度也更快了。有个福建籍的轻机枪班长，跑到队伍前头，一边跑，一边向逃敌射击。就这样，我们参战的四个团遵照彭德怀同志的指示，越过板桥,追到十字坡以后,又在高坪、董公寺一线击溃赶来阻击的黔军四个团，从岁山关一直打到遵义城下，由追击战发展为攻城战。
2月26日下午，我们红三军团进到遵义老城北门对面的风凰山和小龙山下，抢占了新城边的村寨，控制了芙蓉江的跳蹬河至洗马河一线，与老城之敌隔河相持。为了迅速拿下新城和老城，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带领我们营以上干部，冒着敌人的枪弹向前跃进，迫近到城下跳蹬河滩边，隐蔽在附近的草丛中，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和敌军的部署。邓萍同志还向营以上干部传达了彭德怀同志的决心:要在当天夜晚攻下遵义城，以便第二天歼灭增援遵义的“中央军”。当晚，我们邀照彭德怀同志的命令，向新城和老城发起猛攻，一举歼灭了守敌。
正如彭德怀同志所料，攻克遵义城的次日，即2月27日晨，蒋介石的“中央军”吴奇伟率第59、第93两个师从贵阳向遵义赶来。吴奇伟所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向遵义增援的这两个师，是蒋介石亲自授命长期尾追红军的部队,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敌军的先头部队在懒板凳一带同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派出的警戒部队接触后，接着以主力转向遵义城西南侧我老鸦山主峰一线阵地展开进攻。
坚守老鸦山的第10团，经受了敌人一个师以上兵力的多次猛烈攻击。敌我短兵相接,肉搏相拚，我有的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老鸦山主峰曾一度被敌占领。在这最紧张的时刻，彭德怀同志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陈赓同志和宋任穷同志率领的干部团配合第10团进行反击，又一夺回老鸦山主峰。战斗进行到下午五时左右,彭德怀同志下令乘胜对敌实施全面反击。我第12团和第11团一部迁回到敌人的背后，乘敌处于十分混乱之际发起进攻。结果，在老鸦山脚下和半山坡上，将吴奇伟两个师打得失去再战的能力。吴奇伟见势不妙，慌忙令其残部朝贵阳方向撤退。我红一军团猛追逃敌至乌江边，将其全部歼灭，只有吴奇伟单身逃回贵阳。整个战役，共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
不幸的是，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邓萍同志少年时投奔革命，是黄埔军校的早期毕业生，有较深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养，英勇善战，多谋善断，深得全军的爱戴。彭德怀同志为失去这样一位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不禁热泪盈眶，全军团的同志也为失去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和领导者而十分悲痛。
遵义战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在我军第一次打下遵义城，党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了军事领导上的“左”倾错误，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也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打的一个大胜仗。从此，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为完成长征和北上抗日的战略任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谢振华（1916年9月－2011年8月3日），开国少将。曾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 2011年8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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