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永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转自 |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
目前绿色转型面临的最大难点是，关于发展的传统理论及其政策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建立的，环境保护更多地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正如无法用农业时代的思维去理解工业时代的经济一样，我们也无法用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去理解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机遇。因此，必须跳出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在生态文明范式下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和绿色增长叙事。
一、 发展范式和文明形态的
转变需要新的知识体系
（一）传统工业时代的知识体系难以为绿色转型提供支撑
早在1983年，环境保护就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但环境问题却一度越来越严峻。背后的原因在于，环境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和狭义的环境保护问题，背后是发展范式的转变问题，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深刻转变。2013年5月24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阶段来看，生态文明是较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
生态环境危机由人的行为引起，而人的行为背后，归根到底又取决于世界观、价值观。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后兴起的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理性主义等，成为欧美式现代化及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哲学基础。对发展的基本问题，即为什么发展（why）、发展什么（what）、如何发展（how）等，不同的哲学基础有不同的回答，由此可以揭示传统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本质区别。
1.不同的发展目的（why）和发展内容（what）。传统工业化模式以物质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中心。消费者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而效用则被表征为物质商品消费的函数。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其生产或消费的产品都是多多益善。与此同时，大量研究表明，消费主义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水平的同步提升。在生态文明范式下，“美好生活”不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商品需求和市场化需求，也包括大量非物质和非市场的需求。
2.不同的人与自然关系（how）。工业文明基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试图通过强大的技术征服自然并凌驾于自然之上，将自然当作经济的一部分；相反，生态文明则将经济当作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经济活动必须在自然的安全边界约束下进行，以确保人类经济活动不会触发生态环境危机。
传统工业文明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产力的进步，但这种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持续扩张，却不可避免地带来可持续发展危机。传统工业文明的思路，是在触发危机后试图在不转变发展范式的条件下，通过所谓理性主义和新技术来解决危机。但是，人的有限理性无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如此复杂的系统性危机。
爱因斯坦指出，“我们不能用过去导致这些问题的思维去寻求问题的解决”。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关于发展的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传统工业时代，不仅难以理解危机产生的根源，也难以为生态文明和绿色转型提供有效支撑。生态文明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谦卑，看似不如工业文明通过技术征服自然那般强大，但却可以避免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并让自然造福人类，实则为一种更高的智慧。因此，必须从传统工业文明转变到生态文明。
（二）文明形态的转变要求重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底层架构
不同的文明形态要求不同的发展范式和知识体系。就正如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需要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深刻转变一样，从传统工业文明转变到生态文明亦是如此。但是，主流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生态环境的研究范式，更多地是将标准经济学应用于生态环境问题，在环境与发展相互冲突的条件下寻找最优平衡点，这种研究范式难以解决环境危机。
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是简单地将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相关知识体系应用于生态环境问题，而是在生态文明范式下，对发展的基本问题及其哲学基础进行重新反思，以重构知识体系的底层架构。中国在解决可持续发展危机上的反思和行动，实质是在新的发展哲学基础上，对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不可持续的传统发展范式和现代化模式的重新定义。
从19世纪中后期边际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直至Robbins（1932）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最优配置”的选择科学，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进行最优选择，就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环境问题的标准研究范式。目前关于绿色发展的新古典理论，很多都是在环境与发展相互冲突的前提下寻求所谓的最优折中，严格的保护环境措施可能被视为对所谓“最优结果”的偏离，也就更多地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这种传统的理论范式，不仅难以为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论述，有时甚至成为绿色增长的阻碍。
目前不少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生态文明研究，更多地是所谓绿色工业文明思路，即在不改变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前提下，冀望通过技术进步等措施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发展范式和文明形态的转变意味着，必须对发展范式及其哲学基础等底层逻辑进行反思与重构，在新的经济学范式下构建新的知识体系。首先，从反思发展的基本问题切入，重新思考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其次，基于新的经济学哲学基础，反思现有理论经济学范式；再次，在新的范式下重构相关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揭示其新的政策含义。
二、 构建新的绿色发展知识体系
（一）理解绿色增长机制需要跳出绿色工业文明的思维
中国电动汽车和新能源产业崛起的案例，可以生动地诠释绿色增长的经济学逻辑。一是，绿色发展不只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给定分工结构下不同产业份额的边际变化，而是“从无到有”的非连续跃变。二是，分工演进会推动成本快速下降。任何新产品最开始出现都是高价的奢侈品，但随着分工的演进，成本会不断降低。过去十年，中国新能源成本大幅下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三是，如果只是观察个别企业和个别产业的规模的变化效应，就无法理解递增报酬的产生机制。标准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关于减排边际成本递增的假定，可能更多的是对递增报酬现象缺乏理解的结果，如此等等。
如果不理解上述逻辑，就很难理解绿色经济的机遇，并可能由此形成一些误导性结论。比如，主流新古典气候变化经济学得出的最优全球温升为3℃以上（2023年更新为2.7℃），无法为目前基于《巴黎协定》的1.5℃和2℃温升目标的全球碳中和提供理论支持。主流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大都是将低于3℃的减排目标当作发展的负担，然后评估实现这一减排目标的成本是否可负担得起。这种方法大大低估了减排的好处、高估了减排的成本，无法为碳中和提供有效支持，并在政策上产生误导。
新能源和电动车替代化石能源和燃油车的故事，还只是接下来经济全面绿色转型的序章。仅有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还远远不够，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也会发生巨大转变。即使所有燃油车都替换成电动车，所有的化石能源都替换成新能源，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发展的可持续。比如，如果每个国家都像美国那样每千人拥有800辆左右汽车和人均高耗电生活方式，其带来的气候变化之外的生态、资源消耗，足以导致全球不可持续。杰文森悖论（Jevens paradox）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在绿色转型过程中，除了最直接的高碳产业发生转型或被替代外，大量新兴绿色产业会出现，同时大量其他传统产业会消失，由此带来大量新的增长机遇。
这种从无到有的绿色经济转型过程，具有预期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特征。绿色增长需要打破“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即“没有绿色行动就没有绿色证据，而没有绿色证据就没有绿色行动”。由于传统理论无法预见这种可能的绿色跃变，也就难以采取绿色行动，绿色增长就真的不会出现。反之，如果有对绿色发展的理论预见和愿景，就会采取绿色行动，绿色经济就真的会出现。因此，新的发展理念、愿景和新的理论就成为绿色发展的关键。
由于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对解决可持续危机的无力，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于标准经济学的语言体系。比如，生态经济学对标准主流经济学就持强烈批判态度。他们为经济活动设置生态容量约束，但却没有改变传统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方式。由于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同生态容量相冲突，一些生态经济学研究走向了“去增长”、增长的极限、强调伦理甚至宗教的研究路线。
（二）构建生态文明新的知识体系
解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不是简单地将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标准经济学引入生态环境领域，而是要从生态环境危机出发，对经济学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和重构，包括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如何发展。在经济学分析中，上述问题对应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目标函数及其约束条件，以及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转变等问题。这个转变，就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建立了一个新的坐标系。当发展范式转变时，经济学范式也要进行相应的转变：
一是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人类必须在自然安全边界内活动”。这就需要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决策体系施加严格的生态环境约束条件，将生态环境因素内置于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中，以此引导经济发展方向。
二是回归“美好生活”发展目的。新古典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很难真正代表消费者的“美好生活”。传统增长目标和消费者福祉目标也就会发生背离。为此，必须对消费者的目标函数进行重新定义，从GDP导向的发展，转向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这样，同样的GDP增长，其对应的内容就会发生深刻转变。GDP与福祉的关系，将从过去的相互背离走向内在一致。
三是克服经济学过度“科学化”带来的问题。经济学为实现自身的所谓科学化，引入了大量基于数学逻辑而非经济逻辑的假定和方法。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难以处理绿色转型问题。比如，物质主义、理性人、外生偏好不变、局部非饱和性、代表性消费者、狭隘的效用等假定。
从可持续发展危机的视角，对发展的基本问题及其哲学基础进行重新反思，就可以在生态文明范式下重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底层知识架构，并以此重构生态/环境/气候等相关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揭示其新的政策含义。但是，实现这种转变，需要跳出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局限。
一是跳出新古典边际分析的局限。绿色转型“创造性毁灭”的本质特征，意味着经济的非连续性变化，并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机遇。由于新古典边际分析无法处理这种跃变，新古典主流气候变化经济学也就难以在理论上预见减排有可能推动经济跃升到更有竞争力的结构。
二是跳出传统工业化模式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局限，让发展真正回归“美好生活”的目的。“美好生活”不仅包括物质和市场化内容，也包括大量非物质和非市场因素。这些因素远未能在“科学化”的经济学分析中得到反映。
三是跳出狭隘的经济学视野。一旦在跨学科的更大视野下分析人的行为，就会发现经济学的局限性和误导性。一些在狭隘经济学视角下认为合理或最优的情况，可能成为不合理和非优，反之亦然。
三、 构建绿色增长新的政策论述
（一）绿色增长的主要障碍
绿色增长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因为绿色增长缺乏理论基础或愿景不可行，而是因为传统发展理论难以认识到绿色增长的机遇，且传统工业时代建立的发展模式也难以将这种机遇转化为现实。具体而言，加快推进绿色增长需要克服以下主要障碍：
一是认识的局限。我们过去接受的经济学很多都是传统工业时代的经济学，人们往往陷入柏拉图洞穴寓言的思维困境而不自知，也就很难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来理解绿色增长的机遇。这种认识的局限，又进一步被分工跳跃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强化，对分工演进过程中成本大幅降低的前景也就缺乏预见。比如，铁路、汽车最早出现时，其效率甚至远不如传统马车。
二是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系统性转变和路径依赖。绿色转型不只是单个产品和技术的突破，而是需要整体经济的协调转型。如果没有其所处的系统的支持，单个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就不可能出现，就像电话机对用户的价值取决于其他人是否使用电话，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是否具备一样。
三是过去体制、规制和政策带来的障碍。基于传统工业时代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建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难以满足文明形态转变和绿色转型的要求，需要根据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进行转变。
四是公平转型问题。绿色转型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只有对那些受冲击的部门、地区和人群的利益进行补偿，才能实现转型公正，减少转型的阻力。基于特定部门、地区和人群的局部经验（比如高碳部门）得出的“双碳”结论，可能会给决策者提供不正确的信息和误导。
五是商业模式转型等市场条件。绿色发展需要不同于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商业模式，其供给内容、企业组织模式、商业模式、市场结构等都需要发生系统性转变。尤其是，绿色转型过程也是财富从主要满足物质需求转向同时用非物质与非市场化需求来定义的过程，需要新的商业模式。
（二）构建绿色增长的政策论述
战略层面，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工业化思维和理论局限，从人类文明形态和发展范式转变的高度，建立绿色增长机遇的理论和政策论述。一旦跳出传统思维的束缚，过去奉为圭臬的标准新古典理论，很多就不再成立。比如，碳减排是机遇还是负担，1.5℃目标是否就一定比2℃目标更困难，等等。
第一，认识上的突破。从绿色转型负担论，转向绿色转型机遇论。环境保护不再是在环境与发展相互冲突的框架下寻找所谓的最优平衡，而是如何认识并创造新的绿色增长机遇。
第二，政府的关键作用。政府为绿色经济提供强大支撑，包括提出绿色愿景和预期、倡导绿色消费文化和价值观、绿色产业支持、基础设施支持等。需要从发展范式和文明形态转变的高度，重新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职能。
第三，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政府对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绿色发展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新事物。绿色增长的机遇，有些需要被认识，有些则需要被创造。
第四，保持环境规制的定力。严格的环境约束是经济转型的前提，可以倒逼绿色转型。不能为了应对短期经济困难而大上高碳产业，否则将为长期绿色转型埋下障碍和风险。
第五，政策上的突破。针对上述绿色转型面对的阻力，研究出台一些重大措施。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原文载于《经济研究》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