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师导言：
锦钊和我说，他已经顺利来到南加州克莱蒙研究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开启了新的旅程。从本科一所工业大学建环系的郁郁不得志，通过一番挣扎与英语准备，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每个学期有6000美金的奖学金，还结交到了能够和他聊哲学和时事政治的志同道合的人——这一切终于有了阶段性收获，也是一个新的开始。锦钊之前这篇22000字的救赎篇，详细记录了他在可以想象的一切不利条件下，如何克服精神疾患的困扰。不仅英语从2000多的词汇量起点逐步进阶，最后能够快速大量吸收专业的社科英文文献。更重要的是，在教育功能缺失而筛选功能无比强大的中国应试教育的氛围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方向，即便在教育工厂与内卷的裹挟下，能够逃出生天并获得了生活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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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中国孩子的英语学习，从噩梦到救赎之路 主要是以我自己的学习成长环境为线索，讲诉在一个大背景之下，我是如何被塑造。而这篇我更想通过揭示我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来讲述这条抗争之路。我始终认为在这条路上给予我最大精神力量的是爱、梦想和勇气。再次感谢向老师提供的珍贵教学资源，并鼓励我完成这两篇心路历程的书写。 如果要将我的人生分成两段，那这个分界线我一定会定在18-19年。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彻底的扭转了我的精神世界，并构成了我以后思考人生的底色。只有了解了这段经历才能真正理解我的救赎之路的艰难。 由于长期动荡不安的学习环境，以及家庭因素。让当时的我患上了重度的双向情感障碍，这是一种会在抑郁与狂躁之间来回切换的精神类疾病。其实从高中开始我就开始有了这种倾向，而到北京之后的生活则催化了这个疾病。但当时的我和我的家庭并不知道有这个病，只是觉得我的状态很差，就让我休学一年，在家里休养。却不知这一决定差点将我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的父母一直忙于工作出差，所以家里边这段时间只有我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还好，只是有一种巨大的空虚感和无法融入北京学校的“异类感”，觉得家里缓缓也不错。但由于我的生活长期处于学校的高压逼迫和家庭约束的缺乏，让自我生活管理能力极差，当学校纪律这一最后的铁闸的消失。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极度的不规律，连续一个月都是中午十二点左右才睡，凌晨一两点钟才醒，这完全的扰乱我的生物钟。而且长期的高压逼迫，会让人严重缺乏内心的自主动力。而一旦这种压力突然释放，就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在大学里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再加上，我当时是独自一人待在家里，失去了所有管束，所有目标，所有能带来积极影响的交流。休学并没有使我变得自由，反倒是变成了一个逼仄的精神囚笼，彻底地将我困死在了里边，我离最后的崩溃，就差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初的起因源于我那段时间一直在看探险类的节目，里边有很多涉及到毒枭，枪战，死亡等等内容。让我长时间处于一种既亢奋，又惊恐的状态。直到突然有一天，我突然开始思考死亡是什么，死后的世界又是怎样的，是一片虚无，还是真有天堂？如果人都会面临死亡，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一突然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死亡”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个无底的黑洞，普通人强行思考它，只会被它吸入深渊。随着我越想越深入，越想越深入，越来越拔不出来了。我渐渐的开始被一种对死亡的恐惧笼罩住了。这个时候我本处在极限的身体与精神状态，也被彻底的摧毁。再加上秋季是精神类疾病高发季节，我的躁郁症彻底被推向了严重抑郁。我被诱发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死亡恐惧症” 从那个节点开始，对死亡的恐惧充斥着我的脑海，我从醒来那一刻就开始思考死亡，无论我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来分散注意力，到最后我都会不停的想起这个问题。这种恐惧就像幽灵一样缠着我。走在大街上，看着人来人往，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个体，而是一个又一个奔向死亡的行尸走肉。无论是谁朝我走来，我第一反应都是计算他离死亡还有多长时间。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又一个距离死亡时间不断缩进的数字。就算是六七岁的小孩，我也能联想到他的各种死法。然后这一切又开始倒逼我去面对死亡的恐惧。慢慢的，这种恐惧渗透到了我的肢体，我开始有了肢体化反应。 突然有一天早上开始，我的胸口开始突然发闷，好像有一个千斤顶一样顶在我的胸口，让我喘不过气儿，这种感觉之后的一年都没有消失。然后我开始掉头发，那段时间只要我一照镜子就能发现自己的头发又比之前的稀疏了。我试着出门运动，但一切都不会缓解。一开始，在外边骑车能稍微好一点点，但只要一回到家里，一个人独处，满无天际的恐惧就会重新包围住你。尤其是晚上，那段时间我极度的怕黑，这种怕黑并不是害怕黑暗背后的幻想产物，不是那种看完恐怖片，不敢一个人上厕所的恐惧。而是一种出于人类本能的对黑暗的畏惧，我当时晚上只要一看到没有光线的地方，就开始浑身打冷战，我感觉好像黑暗要把我吞噬，就像死亡吞噬生命一样。就连我睡觉，也必须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我根本不敢关着灯睡觉，哪怕灯光再刺眼。然后就是永不停歇的噩梦，我当时平均一觉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一晚上睡三四次，每次都是被噩梦惊醒，每次我都会梦到不同的死法，有时是亲历者，有时是旁观者。我虽然记不起梦里具体的死法，但每次醒来，我都能记得死前那种极度惊恐的感觉，甚至有的时候能记得死前那张扭曲的脸。在那段时间，我经常晚上不敢睡觉，只要一睡觉我就一定会经历梦中的惊惧。 最后，我出现了惊恐发作，那是真正的濒死体验。我会突然间觉得天旋地转，好像地震了一样。接着我会感觉到全身的血液都向心脏涌去，手脚发冷并且不停的发抖，呼吸困难，必须大口喘气。同时心跳会急剧加快，就好像下一秒钟就要猝死了一样的感受，大脑更是接近于宕机的状态，。这种濒死感在那段时间出现了好多次。幸亏我当时一般都在家里，一出现这种症状我就像一个大字一样躺到床上，避免了摔到外面。 这种病发展到了极致，最终会剥夺你其他所有的情绪感知，不要说幸福，快乐这些积极的情绪，就连愤怒，悲伤，这些负面的情绪也消失。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爸爸和我的二叔同时得了重病，我爸得了重症肌无力，我二叔得了癌症。整个家里乱成了一团，悲伤的氛围弥漫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但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悲伤的感觉，因为我已经忘记悲伤是什么样的体验了。我处在一个彻底的漆黑与荒凉的精神之地，这里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别无所有。你会陷入绝望，你会觉得一辈子也逃离不了恐惧了，因为你已经完全无法想象正常的生活是怎样的了。 我丧失了所有对快乐的感知能力。我记得当时买了很多游戏，不停的吃东西，看电影，跑步。但这所有的一切，都完全激发不了我的任何的快乐。我记得当时我买了塞尔达玩，结果玩到最后我都几乎没怎么产生快乐的感觉，只有一种疲惫感。但我又逼着自己玩，就是想逼着自己去回想起快乐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但直到最后，我依旧处于这个精神死亡之地。 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每一天都仿佛在地狱里行走。真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生存对我而言，只有刻骨的恐惧，就像躺在病床上的绝症病人，只能看着自己一天又一天的奔向死亡，而无能为力。而我又无法通过死亡来终结这种痛苦，我无路可逃，只能被囚禁在这恐惧里，挣扎不得。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去医院诊治。但我当时已经丧失自我行动能力了。我的爸爸直到现在都不承认精神类疾病，仍旧是按照传统的想法，将意志力与精神类疾病联系到一起。不过，当时我能够在没有医疗手段的帮助下奇迹般的康复，也是多亏了他。 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需要不停的找人聊天，来缓解恐惧。当时一天可能要打将近十个小时的电话，找亲人朋友一个又一个的换人聊天，并且不停的聊死亡这个话题。后来他们还觉得奇怪，我哪里来的这么多的时间，每天来找他们聊死亡。我爸爸当时在打电话的时候就建议我，如果实在非常痛苦的话，可以回老家待一待。正是这个建议，给我带来了转机。 我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在他们身边我天然有一种安定的感觉。但刚回到家里的时候，我还是恐惧不安。我又开始和爷爷在客厅里聊起了死亡，爷爷说的是什么，我现在不记得了。只记得爷爷当时说的满神采飞扬的，颇有一种面对死亡云淡风轻的感觉。这种感觉当时确实给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能量。但当我晚上回屋，准备睡觉的时候，强烈的不安感就又袭来了。然后我决定，那天晚上我要跟奶奶一起睡，就像小的时候那样。 跟我奶奶，正常情况下会是一件很折磨的事情。她很胖，睡觉时候呼噜声很大，还不停的咳嗽，睡觉的时候还习惯性的开着电视，最要命的是一晚上她要醒来好几次，每次都要折腾半天。和她一起睡绝对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我当时也有十多年没有这么做过了。但当晚很奇怪，那段时间一直对黑暗极其敏感的我，一躺倒奶奶的身边，突然就不再那么惶恐了，尽管屋里边就亮一盏小灯。极难入睡的我，用了很短的一点时间就睡着了。那是我睡过最安定，最平稳，也是最难忘的一晚上。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奶奶一边帮我揉肚子，一边哄我睡觉的感觉。那晚上也没有被噩梦袭扰，只有安宁和祥和，我一口气睡了九个小时，醒来之后，有一种难言的神清气爽。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折点，尽管我的病并没有因此彻底好转，但我突然有了勇气面对这种恐惧，因为我重新找回了宁静与祥和的感觉，也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向往。 很神奇的是，之后我无论多么试图再和奶奶一起睡，但每一次我无法忍受那嘈杂的环境，往往只能灰溜溜的自己回屋去。那种感觉有且只有一次。那天醒来的傍晚，我陪爷爷在公园里一起散步，爷爷又开始兴致勃勃的跟我聊起了人生，我看着夕阳，内心突然不再彷徨，因为我记起了会带给人类幸福的安宁感与祥和感。这是来自奶奶，最宝贵也是最无价的，源于爱的精神的力量 事实上，尽管我的精神层面有所好转，但身体上仍然处于病态，而且躁郁症极难根除，只能压制。所以其实之后，我还是经历了很痛苦的一个阶段。比如这之后，我曾经三十六个小时睡不着之后，出去跑了十公里，回来还是睡不着，身体已极度疲惫，精神却病态亢奋。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包括惊恐发作其实之后也有出现。但我却不再慌乱，每次痛苦难熬的时候，那晚上的宁静与祥和的感觉。它始终源源不断地给予我精神力量。直到我回到学校，其实才开始真正的精神重入正轨，我清楚的记着，当我回学校报道的那一天，我有一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感觉。尽管学校有规则束缚，但对我而言，当时的家里才是真正的精神牢笼。当然真正回到正常的状态，这又是一个极度漫长的过程，直到五年后的今天，才差不多终于脱离了这个苦海。 这段经历构成了我精神世界的底色，因为我经历过对死亡无休止的恐惧，所以我对人生意义有一种贪婪无止境的求索。我无法像其他人那样，回避，无视或者满不在乎的看待死亡。它就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我的头上，逼迫着我去不停的思考，如果明天我就面对死亡，今天我做什么才不会后悔。这种思考会带来不满足于现状的痛苦，这种痛苦又无法被小富即安的满足填平，只有当我倾听到来自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我才能真正停歇这求索之痛。 进入合肥工业大学，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压抑。这里有一种现在绝大部分中国大学都有的强烈的务实主义。我在这个学校试图干过很多事情，班长，组织社团，在校内搞点研究。但我发现无论做什么，我都有强烈的厌恶感。这里仿佛有一个强力的现实引力网，将所有的奇思妙想，宏图壮志都给牢牢的吸附下来。要么选择认同这套入世的生存哲学，要么被系统排挤为异类。与人的交流也就变得异常乏味，因为你发现他们的思维结构出奇的一样。学术的魅力，思想的深度，根本没有吸引力，“考研，保研”才有。你会觉得在这里跟别人谈论梦想是一件很古怪的事情。我遇到过无数次，每次和别人谈起梦想，和我谈话的人会露出一脸煎熬，局促不安，甚至当着我的面就直接开始玩起了手机，好像多听我讲一句梦想都是一种痛苦。但如果我把话题转向考研，保研政策，瞬间感觉他们就兴奋了起来，开始滔滔不绝地自己的对当前学校政策的理解，自己做的准备和规划，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考，可能是为了遗憾，为了家里的期盼，为了就业等等原因。但很少有同学告诉我，他是真正出于热爱想学这个。在流程化的培养里，我有太多的同学变成了“空心人“。 我们又被整体的氛围牢牢地禁锢住了。我和一个同学深入的聊过，他其实学业上满不顺的，挂过很多课。他告诉我他以前在高中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很外向，很活泼的人，刚进大学有很多想法。但是到了大学不知道怎么回事，完全没法交到朋友，对于课程也提不起一点兴趣儿，他认为这是选错了学校的原因。他其实不是一个喜欢顺从的人，疫情封校期间，他因为实在无法忍受再继续和舍友被封闭在一个空间之内，直接选择没打过任何报告的情况下搬了出去。结果自然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他对我说他也不知道这四年怎么了，为什么过的如此混沌。我问他下一步打算干什么，他说打算考研考到福建，换个环境一定会让他彻底变回来。我问他如果考不上呢，他说那就二战。我并没有办法预测他的未来会怎样。 但我感觉我周围的朋友，他们的锐气和自信被一点一点的磨死，直到放下所有的抵抗。 对我们大学生而言，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却增加了痛苦。尽管有的时候，心底还是藏着探索世界的渴望，但缺乏走向不确定未来的勇气，往往会在不断拉扯中接受现实。而勇气是没办法在课堂上学到的，勇气是需要浸染的，可这样能带来精神力量的氛围对我们而言却又是匮乏的。但我们不该忘记，对年轻人而言，追求未知的可能性，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所在。如果一直被现实压弯了腰，我们的精神之地会变成一片死寂。 在合工大这样的环境下，进行自我的探索是孤独的，很多时候也会被视作异类，不被老师和同学理解。而且，一开始我像也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乱转。从计算机，到金融，再到心理学，其实我也并不清楚我想学什么，只能随着大流不停的换。但每次我都很难完全说服自己，真正的去追随这个方向，为了这个方向甘愿历经千辛万苦。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严肃的把政治学看成未来的目标，从高中开始形成强大的以理工科为主的思维束缚住了我。再加上的家庭的影响，我的爸爸一直不希望我脱离既定轨道，不希望我脱离现在所学的方向。所以我一直处于一种迷路的状态，找不到真正能带给我人生意义的点。而这个时候，我在图书馆的一次偶遇，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虽然我在大学里，极度厌恶上专业课，但我极度喜欢把时间耗在图书馆。经常一个人在书架前面乱逛，走来走去，看到有喜欢的书，就在图书架前面停一停，随手翻一翻。真的很吸引我，就把它借回去。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偶然间看到了福柯的《规训与惩戒》，我被它彻底的迷住了。看到最后，我感觉我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激动的欢呼与雀跃，身体直接兴奋到颤抖，这种感觉直冲头顶。我站在那一口气看了两个多小时。那一刻，我对人类的智慧顶礼膜拜，它冲散掉长久以来徘徊在我内心中的那种偏激与狭隘。我沉浸到了福柯的世界里，用一种睿智却又带着悲悯的视角俯瞰人类社会。我这才明白，原来可以用这种方式剖析人类社会。 其实我对政治学热爱的起源，源自我对这个世界最深的痛苦。那时候我还是青春期，我翻开了一部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运动的变迁史，这极大的冲击了我的认知。那狂热的眼神，血一样的袖章，以及那机械乏味却又无法反抗的口语标语，充斥在我的脑海里。我难以相信那是中国曾经发生的故事。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变得如此的疯狂，如此的践踏着人类的底线。我痛苦的在床上打滚，彻夜难眠，那个时候信仰开始渐渐的崩塌了。从那天开始，我发现我眼中的世界开始和别人的不一样了，别人口中动人的传奇，在我看来无比的荒谬；别人理解的历史发展轨迹，在我看来全是谎言与扭曲；而我口中的痛恨，确只会迎来大部分人的沉默与恐惧。无数次，在讨论的时候，我所面对的要不就是声音越来越大的愤怒回应，似乎想用声音这些掩盖什么，要么就是用各种扭曲荒谬的理论来诡辩，似乎想用这些理论来躲闪什么。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们掩盖的，躲闪的就是人类最大的痛苦与恐惧之一，信仰的崩塌。这种崩塌会给任何人的精神世界造成毁灭般的破坏。除了狂信徒，大部分人面对我的追问的时候，其实都是虚弱的，他们发现自己的逻辑是无法自洽的。于是这些无法自洽的地方，就成了禁忌。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变得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愤世嫉俗，我对正义开始变得不屑一顾。因为觉得这些都是人类扭曲出来的虚假产物。当时我觉得正义不过就是婊子用来粉饰的胭脂水粉，历史就是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就是信仰崩塌的后果，你会彻底失去正义感。我因此做了很多错事，幸亏，还有一定程度的约束，不然，我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我被这被庞大的社会氛围压制着，愤怒却无法言说。甚至被迫教育着与我完全认知相反的世界。这是一种很强的精神折磨，就好像有人在你的脑海里，弄了块玻璃，然后用那个长长的指甲去划那个玻璃，产生一种嘶磨的感觉。你无比难受，却连反抗都不敢反抗，你只能伪装。这是一种会让人发疯的扭曲体验。 很多人要么选择回避这段历史，要么选择用各种滑稽的理论来躲躲闪闪。总而言之，不去想，就不会痛苦。慢慢的也就失去了深挖他的勇气，进入了思想的禁区，就像面对死亡这个话题一样。可少年时期正是建立人生观的时候，这个时期遭受的事情是最难忘的，所以这种信仰崩塌的痛苦就像烙印一样，烙在了我的身上，我无法回避这些历史。所以我不停的被愤怒折磨着，有的时候我也会因此变得很偏激，甚至变得不可理喻。直到我有了这次的经历，我突然发现真正的智慧能带走人类的偏激，可以用一种更高维度的视角来审视着这个世界。这并不是那种简单粗鄙的逃避，而是用一种更理智却更悲悯的态度来体悟人类的悲哀。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收获到勇气，那种直面思想禁区的勇气。 我也被种下了一个梦想，那就是穷尽我一生之力，我也要解决一个终极之困“政治目的是如何促使人类去扭曲，修改历史的 “。我不想简单的就事论事，我想去找到一个人类的共性。但这注定是一个不可能被简单回答的问题，或许我还要在多个人类的文明中畅游才能得到答案。学习多门语言对我而言可能是未来的必修课。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到向杨老师，其实向老师身上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能够用一种更冷静却不是犬儒的态度去看待这个纷繁世界。当我们用智慧将繁杂的政治一点一点梳理清楚的时候，我们的偏激，我们的愤怒才能真正转化成让世界更美好的动力。 随着了解的越来越多，我的内心也越来越坚定，向老师变成了我一种理想人格的投射，我也想从事政治学，来解答我人生的终极之困。这种崇拜是一种理想化与距离感的产物，还带有一点小小的狂热。但当之后我内心世界经历狂风暴雨的时候，它给予了我无与伦比的精神的力量。 刚开始的学习，大体上宽松且舒适的，因为我的基础较差，所以从高中词汇3500开始学起。这个时候我刚刚大三上，一方面时间比较充裕，另一方面这个时候处于一种学学即可的状态。大体上就是把教学视频看一看，也并不在意记住多少，所以这个时候会有一种开心又自在的感觉。有空余时间的话，就把《汉密尔顿》剧本看一看，兴致盎然的听向老师讲美国历史。 但其实这个时候单词的记忆效率并不是很高，而且这个时候的学习，也只是在以浅尝辄止为主。在这个过程中我甚至没有真正的自己看过一段原版的英文，而全都是仰仗向老师的导读。因为一读英语原文就会习惯性的出现恐慌，焦虑的症状，我下意识的在回避自己去独立阅读。然后这个时候，我并没有做任何关于单词量的测试，因为任何关于考试相关的事情都极容易引发我的焦虑症。 所以，刚开始的阶段，我就处于一种玩票心态的学习下，学的是轻松又愉快，却有着极大的隐患，那就是我没有从根本上缓解内心最深处对英语的恐惧和焦虑。同时，我的所有的学习只是依附在向老师的引导之上，能够自己亲自下水体会到关于英语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在英语的大门处观望与徘徊，对美国建国的历史反而吸收了很多。 不过幸亏我天生比较外向，我觉得光学不过瘾，总是想找人切磋一下。当你足够真诚的渴望的时候，机会其实有的时候儿会自然而然地来到。那天我正好来教室来的比较早，有个留学生走错教室了。因为那节课正好是新开的课，我也是看了半天，才确定我没走错教室。当时离上课也没几分钟了，所以我就给他说了下弄错教室了，也没聊几句，大家就各自上课去了。不过正好下课之后，我又遇到了他了，我在背后把他叫住，我们俩就自然的开始聊了起来。其实说真的，当时我还蛮紧张的，因为我好多年没和外国人聊过天了，上次还是在地铁站被人问路的时候。真正的有和外国人长时间聊天，那都是在北京上小学的时候了。当时隔壁班有个加拿大的小女孩转学到我们学校，因为她妈妈和我的一个朋友的爸爸组建了重组家庭，所以我经常去他们家玩，那时候经常和他们聊天，但这段记忆早就模糊了。不过，这个叫莫洪来自摩洛哥的小伙子也是十分的热情，我们俩聊的真的也是很愉快。他向我抱怨说，他觉得来到合工大之后，大家都太腼腆了，这个学校都没几个人愿意和他说话，搞得中间好像隔了堵墙似的，弄得他很尴尬。我也叽里呱啦的给他回应着，半中文半英文，他的语言天赋很好，能说五国语言，中法西英还有阿拉伯语。所以半中文半英文我们俩交流的也很通畅。 然后，我们俩又约了出去吃了顿晚饭，我特意为他挑了家新疆餐厅，可把他吃开心了，不停的给我说他们老家也有这样的建筑，也是这样类似的风情。之后我们俩又聊了蛮多的，包括聊到了我之前的死亡恐惧。他对我说他就不会有这样的痛苦，因为宗教可以给他提供精神保护。还有他讲到他也是出身农村，高二才开始学英语，但学的很快，他现在也在兼职英语教师来补贴日常开销。我们从六点钟一口气聊到了九点钟，虽然聊的还是断断续续的。但双方聊的真的都很尽兴。 和莫洪的相识，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唤醒了我对语言的本质“交流”的感受，背再多的单词，记再多的语法，也不如一次真诚的交流能带给人更多的触动。 但现实生活不是童话，经年累月的痛苦不会因为一两次交谈，或者浅尝辄止的学习就能彻底改变。一朝觉醒继而一飞冲天，那只是人们最美好的想象而已。从小到大困住你人生的幽灵会一直徘徊在你的头顶之上，让你无处躲藏。当我开始真刀真枪的学习的时候，面对测试，面对英语的焦虑与恐惧再次爆发了。 当时已经到了去年寒假，正好碰上刚刚解封，气氛本来就是相对压抑的。而我又开始进行托福词汇的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你会在这个阶段，进行完全不同强度。有词汇测试，有更多的反馈，还有更紧凑的学习时间。之前被隐藏起来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也集中爆发了。 刚开始的进度就被焦虑拖累，因为焦虑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需要做大量的冗杂的工作来不停的填补自己的恐慌。从一开始的一天章到两天一章，到最后已经变成一周都学不完一章。背每一章的单词的时候，我都要尽全力确保每一个单词都不会忘记。甚至夸张到我走在路上，脑海中会突然出现一个单词，如果我想不出它的意思，我就会产生自我虐待的想法，扭自己，掐自己，甚至抽自己的脸，那是一种由焦虑，恐惧，自我厌恶扭曲成的一种情绪。 我知道这样做太夸张了，但我就是控不住自己，每当发现自己忘记任何一个单词的时候，内心就会涌起一种极度强烈的悔恨与自我厌恶。这已经并不是单纯思维上的漏洞，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条件反射。这种感觉并不是你告诉你自己停下来，就能停下来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我整整被英语折磨了十几年，这种情绪甚至已经几乎内化成了我的一种生理反应。那是一种从小到大，如同跗骨之蛆一样攀附在你骨髓的情绪，它埋藏在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等待着你最无助的时候，给你精神世界以致命的打击。深入骨髓的记忆与恐惧太难改变了，这个幽魂无时无刻不试图把你拉回深渊。我开始不停的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记不住单词，为什么背过那多么遍的单词还会忘记。怀疑，恐惧，悔恨，压抑，这些阴暗的情绪在我心中滋生着。我开始试图放弃，开始质疑现在的路到底对不对。到最后，记词都变成了一种煎熬，我只能断断续续的十几分钟作为一个小节来学习，中间必须得间隔很长时间。 当完成十章小测，我发现我的单词量在测量网页上近乎完全没涨，还是之前的6000多词的时候（虽然最开始学高中词汇起步只有2000多），我是真的扛不住这种痛苦了。再加上当时也感染了新冠，体能和精神都出现了崩溃。当时，我在家里边学英语，就好像生活在囚笼里边，每天还要经受精神上的折磨。甚至于我又出现了肢体化的反应，突然的心跳加速，四肢冰冷，只能抽搐的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我也早已分不清这到底是新冠，还是精神压力导致的。 这时候，偶像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在几乎快崩溃的时候，我对向老师发出了求救。其实向老师也没有说什么过多的东西，就说不要纠结沉没成本（sunk cost），赶紧完成它——不要追求完美，追求完整即可——进入下一个阶段再迭代更新，会有完全不同的全新体验。我问他，我能学好么；向老师说肯定没问题。就这简简单单的对话，却给了我无比强大的精神上的信念，这时我对向老师有一种绝对的信任，就是跟着向老师就能学好英语。那个时候，我的精神世界就像巨浪滔天的汪洋大海，而对向老师的信任就像一个最坚固的锚定点，尽管狂风暴雨，从向老师这里我却能获得一种平静却坚实的精神力量。尽管，当时还有几个章节没有学。但我决意要开始下一步了：独立阅读英文名著。 因为对阿富汗的历史有一定的兴趣，我阅读了向老师书单中的《追风筝的人》。这次阅读有了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在开启阅读的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自己似乎变得不一样了。经过一段时间托福单词的打磨，已经让我具备了一定的阅读复杂小说的能力；词汇学习对于焦虑者来说真不轻松，但基于鲜活用法的词汇学习能潜移默化地在你不经意间激活自主阅读——我真正的能通过英语与作者共情了，真有一种“死去活来”的感觉。英语也不再是一个又一个抽象的字符，而是一个又一个生动的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仿佛在和作者对话。那段时间，我有点嫌弃看英语著作的中文翻译，因为这会影响我对原著意思的把控。我开始一页又一页地翻看，我被哈桑与阿米尔的故事深深吸引。我记得一天最多能看五十多页，而且越看越兴奋，越看越兴奋，那种兴奋感如电流一样席卷全身，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看网络小说时，看唐三打怪升级的那种感受，这是从未有过的英语阅读的兴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深深的把控到语言的奥秘，你会惊叹英语的优美，为作者的天才所折服。你不是在学习它，你是在玩味它。 比如书里的这句“Baba and I lived in the same house, but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existence. Kite were the one paper-thin slice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those sphere.“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真是有种鸡皮疙瘩都起来的感觉。这种灵性与巧妙，我不知道怎样翻译成汉语才能传达出这种感觉。当你真正有触动的时候，语言就会从机械压抑的工厂化的学习，变成了一种触动心灵的享受。尽管可能一页里，我还有很多单词不认识，但这并不妨碍我沉浸式的阅读。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焦虑一点点褪去了，因为内心重新被一种激情和自信占据了。这种来自英文阅读的激情冲散了我的恐惧，而同时我又重新获得了一种自信，就是最简单的我能学好英语。我之前的失败，不是因为天赋的问题，而是我走错了路——就是太纠结向老师正确指出的“沉没成本”，不敢向前看，迟迟做不到更新迭代。不要小瞧这种自信带来的精神的提升。从那以后，我在学英语的时候，没有再出现过强烈的焦虑状态了。托福词汇的分水岭，我终于迈过了。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不只是向老师的具体方法，当然向老师的理念起到了指引作用，唤醒了我对英语的鲜活感知。但世界上没有应对精神痛苦的灵丹妙药。一个溺水者，需要的不是别人来教你游泳的技巧，而是有一个人能伸出手臂给你依靠。向老师告诉我的具体方法，其实我还没有足够的认知带宽完全驾驭。但是向老师作为我理想精神的投射，却带给了我无比强大的精神依靠。我愿意相信他，相信跟着向老师就能学好英语，这是一个很简单，却无比坚实的信念。它帮助我度过了最艰难的积累期，使我能带着激情与能量投入英文原版阅读，进而重新燃起了我对语言的感知。精神世界的苦难终究只能靠我们自己来度过，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些我们爱或者尊敬的人身上，获得精神的力量，助我们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只有解决了精神上的痛苦，我们才能重新步入正轨，重新唤醒人类最原始的语言学习能力。 其实困住绝大部分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不是天赋，也不是刻苦程度，而是在一套近乎剥夺语言本质学习系统里对人感知能力的磨灭。如果没有自己额外的补充，英语会变成一个让我们非常厌恶，又摆脱不掉的狗皮膏药。进而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听写读写等等能力的培养，导致英语成绩的低下。而这种低下，又反过头来摧毁了我们的自信。长时间的浸染下，将自己英语学不好，内化成天赋短缺的自卑，很多学生甚至患上了“英语恐惧症”，一见到英文就打怵，十分抗拒接触英语，这又进而影响了英语的学习，变成了逃脱不掉的负向循环。 比起成绩的低下，更恐怖的是丧失感知能力。比如像我那个摩洛哥兄弟莫洪，他也是农村来的，高二才开始接触英语。但是他用起英语就无比的自信，那是一种纯天然的对语言的感知。在交流中，在阅读中，他能充分调动起自己的多种感官来学习。尽管小的时候也没学过英语，但进步神速，他的英文水平是远超中国学生的。 很多没有经受过这种痛苦的人，会轻蔑的贬低成“想得太多”或者“无意义的内耗”，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我们想控制，就能控制的了的痛苦。这是一种“PTSD”，近乎生理性的条件反射似的痛苦。除非选择不再面对这门学科，否则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恐惧。而且很荒谬的是，如果一个人小的时候被火烫过，长大怕火，我们都会表示理解，甚至同情。但一个人小的时候长时间被英语折磨，长大恐惧英语学习，我们就会很轻蔑，甚至进行贬低。在东亚文化里，有种对“风险”的厌恶，却有一种对“勤奋”的痴迷。似乎勤奋能解决所有技能的学习问题，却无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精神上的折磨。当学生遇到无法宣泄的精神痛苦学不下去的时候，家长，老师就会板着个脸出现，“勤奋论“”刻苦论“铺面而来，同时还有“学习标兵“的例子加以佐证。根本不去考虑，坚持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怠惰，而是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现在有太多的人精神崩溃了。 我始终相信，能够拯救我们这种痛苦的，不是“勤奋论”也不是“努力论”，而是热爱与激情。只用我们用热爱去代替焦虑，用激情去冲散恐惧。我们才能真正的重拾对语言的感知，我们的精神压抑，也会在每次与语言带来的触动相遇的时候一点又一点的褪去。当你对语言有全新感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努力，才是真正有效的，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蜕变的，才会产生本质上的区别。 我在合工大的苦闷的生活不仅仅是源于精神上面的困境，同时也是由于这个体制对我能力发挥所产生的一种限制。这也是现在很多大学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学选专业本身就是盲选，而一旦被录取则又像签了“卖身契”一样。只有极少量的机会供你脱离这条既定的轨道，同时学校里的氛围又会最大程度的压制你往别的地方发展。就像合工大，这是一所非常保守的技术导向的“工厂”学校。在这里离经叛道的人会遭遇体制性的精神打压。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年的企业实习报告。因为我这一个暑假都在全身心准备着一个关于种族歧视的语言分析方面的科研。我根本没有余力，也不可能花费二三十天的时间去工地，干一件对我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实习。所以开学做报告的时候，我直接把我暑假学来的语言分析方面的技能用了过来，将我们这个建筑能源与语言分析结合做了一个科研性报告，而这个报告的灵感来自于我只有一天的实习经历。其实上台之前，我还有点小兴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跨专业的结合研究，而且我选的内容也很新颖，我觉得应该会被别人欣赏。但我作报告的时候就感觉到不对劲了，因为底下的老师，几乎都在刻意的低着头摆弄着手机，仿佛在压抑着什么，这对一向擅长演讲的我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果然当我演讲完，一个老师率先发难，他用极度愤怒的声音说，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了，这是企业实习报告，是实习！不是让你做科研！你做的这个东西让我们怎么给你评分。这句话引起剩下那几个回避我演讲的老师的共鸣，有个老师附和道，每个人以后发展肯定都不相同，但现在更重要的是做好你现在该做的。还有老师出来打圆场想缓和气氛，就说你实习了十天，肯定也有收获吧，讲一两句那个就可以了。但我当时在台上就毫不示弱，直接和这些老师激烈的争论了起来。 其实老师们的坚持无非是，学生就该顺从学校的要求，服从安排。而我则坚持，我做的是跨学科的东西，培养的是跨学科的能力。成功来自专注，我不可能分散精力去干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只有一天的实习经历带给了我科研上的灵感就足够了。当然最后我们争论的很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不欢而散。 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了一个根本上的争议，就是顺从安排还是追求自我。很多老师在跟我交流的时候，不停的强调“我不在乎你以后干什么，但现在你必须要顺从学校的安排，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学生，这是你的责任，你可以用课余时间去追求你喜欢的东西。”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套版话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处理完大量琐碎，且对自身而言毫无意义的实验，报告，作业，实习，还有余力能将自己热爱的方向做到极致的。我认识的绝大部分的人处理完这些琐事之后，都变得死气沉沉，精神近乎于麻木。本身你就极其讨厌这个专业，同时那种对你而言毫无意义的琐碎事情又会极致的放大精神上的折磨。在遭遇这种连环折磨之后，再寄希望于在别的方向上能够干到卓越，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里的绝大部分同学，到最后都放弃自己的热爱,被折磨成了纯粹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又被自己之前的经历给束缚住了，认为自己已经在这个无意义的专业上投入了太多精力，不想浪费了。再加上，现在的社会，提供给年轻人自我发展的机会太少了。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毫不掩饰。就像这次实习，太多同学都是糊弄着搞，然后被老师批评教育几下就完事了。但我不是，我直接光明正大的上台，直接在台上表示，我对实习没有兴趣，实习反而会阻碍我。我不想伪装自己，顺从他人的价值观，然后遭受那种来自老师的精神上的打压。 所以，其实跟我相处最难受的就是那些，很有原则，但很刻板的老师。往往这些老师刚开始非常看不惯我的行为，会用他们惯性语言来进行“教育“。但他们只要一用这样的“教育”语言来攻击，马上就会迎来我不停的抗议和争论。往往到最后，这些老师会发现，他们完全无法驯服我，反而只会不停的积累愤怒。 所以我与这里强调“服从”的大环境，格格不入。再加上这里社科方向的资源很匮乏，我在这个学校，从未获得任何真正能展示自己科研能力的机会。同时，还要不断地遭受周围人对我的质疑，和“看不惯”，我一度质疑自己是否真的具有这个天赋。直到大三下，当我跟着向老师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 长时间被“成绩导向”的系统评判，我们会开始无视自己那些不可思议的天赋，并开始贬低自己。却忘了这个世界上的能力并不只有一种考试能力，其他的天赋也绝不比考试天赋更逊色，有时候我们欠缺的仅仅是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与机遇。 我认为有两段经历对我的蜕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次是和南非的人类学家Jay的交流，一次是和上海大学的汤泽群老师，还有复旦大学的杜世超老师的合作科研。 大三下，刚开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打网球，直接把脚给摔骨折了。 这件事，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蛮幸运地事情。因为我终于可以有合理的理由避免去教室里遭受精神上的折磨了，还能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热爱的事情上。我当时住在校医院里，因为长时间不出去，导致有点晨昏颠倒。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学习，生理上挺难受的，但精神上真的是很快乐。那段时间，我把向老师精读课的《苏菲的世界》，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这次是读的非常的仔细，真的是将西方的哲学史上上下下融会贯通了一遍。![]()
在整个大三期间，向老师的课程对我来说意义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本身全面脱离了学校的培养体系，算是半游离在合工大的教育系统之外。而跟着向老师的学习，极大的规范了我的学习进程。没有这种约束，我很可能早就在迷茫中走入偏路，彻底的荒废了时间。 我在校医院待了有三四个月。大概是五月底，当时因为《苏菲的世界》也学完了。我就想趁最后一个暑假，去做点有意义，能够让我进步的事情。在学校没有任何这方面资源的情况下，我就开始遍寻中国各大高校的社会学系网站，去逐一的向各个学校的社会学老师投简历，看看有没有做助研的机会。我大概投了有几十封，只有上海大学的汤泽群老师和浙江大学的Jan Harm Schutte对我产生了兴趣。 Jan Harm Schutte是来自南非的人类学家，他从本科一直到博士，都在芝加哥大学就读。他是很有情怀的，在北京待了好几年，就是为了调查北京留学生的文化融入与生活现状。后来被浙大的“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引入。 其实刚开始我没打算给他发邮件，只是在给其他老师发完之后，觉得还有时间，就顺便随手写了个给他发过去了。我当时由于写的有点随意，还漏掉了一部份内容和我的CV，导致连发了三封过去。之后大概有一周的时间，他都没有回复我，当时我就觉得他可能对我没有兴趣。没想到突然有一天下午，我拄着拐杖，散步回来。突然发现，谷歌邮箱来信了，Jay(Jan Harm Schutte)约我在杭州见面。 当时真的很兴奋，因为我即将要和一位富有学识的人类学家见面了。不过对我的英语能力的要求也是蛮高的。因为这可不是随便的朋友见面，而是真的会涉及到学术上的讨论和更宏大一些的话题，我是又兴奋又紧张。这时候，长期跟向老师学习的优势也体现出来了，英文原版阅读完全不惧。所以我从头到尾仔细地将Jay的著作从头到尾读了下来。这真的极大的帮助了那次见面，让我确定了很多的细节。 比如，我本来打算给他带点土特产当伴手礼。但我一读完他的书，就觉得不行。他在北京待了好多年，算是个中国通，送土特产没什么效果。考虑到他是一个人类学学者，于是我就买了本山西宗教雕塑照片集送给他。山西的雕像，很多中国学者都不关注，他肯定会很新鲜。果然，他一看见照片集就很开心，并且告诉我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还有，我通过阅读他的著作，真正的认识了他。他是一个很纯粹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学者。他对中国是有热爱的，他的著作里字里行间都透露了这一点。但也有无奈，比如他在北京留学辅导机构工作时候就有过很糟糕的经历。他在书里写道当时他作为演讲嘉宾参加了一个留学分享会，正准备着ppt呢，一个操着一口加州口音，想要申请哈佛的北京女生当着他的面，问一个中介的老师，伪装成同性恋会不会算是加分项。那个中介的老师先是撇了他一眼，以为他听不懂中文，然后直接告诉那个女生，是会有优势的。过了一个多月之后这个加州口音女生，来向Jay要推荐信，告诉他，她是一个同性恋，并且想为同性恋权利而奋斗，需要他的帮助。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让我真正的认识了他。他是一个反对精英主义，并且对这个社会仍带有理想的人，同时也相信热爱的力量。所以我因此仔细地构思了，见到他我该讲哪些话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要像那个加州女生那样去欺骗。而是仔细将我自己的经历去进行一个筛选。选出那些能与他产生共鸣的经历，然后先进行一个自己的预讲。最后，我选择着重给他讲了讲了我对政治学的热爱，以及我是如何抗过死亡恐惧症的经历。而且，在交谈中，我总能不经意的透露出的我对他的认识，比如他痛恨“elite student”（摆出精英傲慢范儿的学生），还有在北京的经历等等，让他真的很高兴，有一种遇到知己的兴奋。而且，很多中国人在意的口音，更无需担心。他是一个痛恨“English Hegemony”（英语语言霸权）的人，你给他讲一口流利的英音，他反而会觉得很奇怪。一口中式英语，在他看来才是中国人的标志。最重要的是自信和能表达。过度在意口音从来就像是“精英”的自我陶醉，用来凸显某些人的优越感的。 对我而言，那天的交流，也真的是触动灵魂了。我们当时是在浙大紫金港校区附近天街上的一个露天咖啡厅见的面。说真的，我真没想到，我们见面会聊的如此地投入。我们的话题是围绕着哲学，福柯，黑格尔等等哲学大家展开。我当时真的满庆幸的，没白跟着向老师学苏菲的世界，学哲学，用处很大。我根本不需要听懂Jay全部的话，只需要听懂几个词，马上就能反应过来，他在讲什么。这是一种真正思想上的共鸣，而不是单词上的共鸣。他给我讲的时候，我直愣愣的看着他，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就是我不觉得他在讲英语，而是他在跟我讲“话“。就是你在心灵层面上，没有觉得他在跟你讲外语，而是他在灵魂层面上和你直接对话，这是心对心的交流，没有任何的不适。在中国讲英语，我经常会有一种被审视感，无论好与坏，总会有一种仿佛来自他人注视的异样感。但那天，完全没有，我完全忘记了，我正在中国和一个老外在用英语沟通。我所有的关注点都在我们的交流上，真的是全身心投入。我们一口气聊了三个小时才结束。而且结束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我发现我转不过弯儿来。就是我和我爸妈打电话的时候，脱口而出的也是英文，中文都说不利索了，甚至我的脑海中也是不停的用英文思考，有着非常强的惯性。那个时候，我兴奋的不行，来回的踱步。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真正进入了英文的世界了。我内心中残存的焦虑与恐惧，也在这个时候灰飞烟灭了。从这以后，我也变得更坚定了。我也不需要再存粹依赖向老师的光环，才能度过精神的困境。我变得能独立的去探索英语的世界了，自信又强大。我可以逐渐融合向老师传授的具体方法，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学习模式。 最后Jay他对我很欣赏，并且表示如果想申请美国的大学一定要找他，他特别想帮我推荐。不过很可惜的是，我忘跟他合影留念了。正好他明年二月份从美国回到中国，我们已经约好去杭州再见一面，到时候合影留念一张。 另一个对我产生很大影响是和上海大学的汤泽群老师还有复旦大学的杜世超老师的合作。这件事极大的提升了我的自信心。 一开始我是先和汤老师认识的，我给她发邮件，想问问有没有合适的助研机会。因为她蛮欣赏我的，所以当她正好有一个和杜老师的合作机会的时候，就顺便把我也拉进了组。 我们三个人合作的这个项目，其实是来自于纽约UAlbany社会学系主任梁在老师的一个想法，他也是汤老师和杜老师的导师。我们是想用Sentiment Analysis（情感分析）的方法去分析网上的评论，来对一带一路上的种族歧视问题进行分析。这个项目的时间是较为紧张的，因为我们打算发到ASA（美国社会学年会）上，24年一月份就是截止日期，但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才刚刚开始。而且，我们三个人在这个领域都是小白，杜老师和汤老师也才刚刚进入这个领域。我更不用说了，四年根本就没学过一丁点相关的内容。 最初的时候，我的压力是很大的。我和二位老师的信任基础不是很稳定，我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刚从网上认识的陌生学生。所以我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做出成绩，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能让我们的合作进入下一个阶段，获得更大的自由权。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有三大模块，分别是，语料的获取，自然语言处理，和文章的构思。而其中，最难的就是语料的获取，和自然语言处理。 而我第一个要面对的难关就是用爬虫，去爬微博，B站，和知乎的数据。这对部分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同学而言，可能不是太难。但要知道，我大学期间完全没有学过python。我在合工大的专业是建筑能源，与编程毫不相关。所以，我几乎算是零基础，只有高中寒假的时候，我爸爸强迫我学过几天皮毛，但那都好多年前了，我早就忘了。所以我只能从最基础的地方学起，从最开始慢慢啃。啃得时候，还伴随着各种合工大的限时任务，以及每天学英语的要求。但就在这种很紧凑的安排里，我仅用三周的时间，就弄明白了爬微博的程序。我发现我学编程的时候，真的理解得很快，学起来很通顺，不会存在梗塞感。我只用了两周，理解了基础逻辑，然后就可以直接上手编写和修改程序了。对我来说用python，就像在拼积木一样，干起来非常的丝滑。所以很快我就获得了微博的评论数据。然后在此之上，我又研究了如何按时间爬微数据，爬B站评论的数据，以及爬B站弹幕的数据。前前后后加起来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掌握了所有这些相关的程序。当我将我所获得数据展示给他们的时候，我们的信任也就变得更加牢固了。我们的合作关系也确定了下来。 取得他们信任之后，我的时间就相对宽松了。我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然语言处理上。这个阶段，我就开始理论和实践同时进行了。一方面，我自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掌握了SnowNLP和LDA模型,还有fasttext。另一方面，我开始疯狂涉猎sentiment analysis相关的论文。进行一个背景上的补充。然后，我发现我读社科相关的文章的时候，真的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就是我看起文章来特别快，而且我的理解力也变得特别强。看完就可以做树状图，然后开视频会议的时候讲给其他人听。我觉得我看这些文章的时候，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他们所回答的问题，也是我曾经疑惑并思索过的问题。所以看这些文章的时候，我的兴趣能够极大的被调动起来，处于兴奋状态，能够非常快速的接受知识。同时，由于我之前就一知半解的探索过相关问题，所以看文章的时候，一点就透，经常会产生顿悟的感觉。 另一个，我的优势是我的思维极度的灵活。甚至的我的成绩都因此受到拖累，因为一到考场上，我的想法就满天飞。所以很多时候我的回答千奇百怪，根本不符合“标准”答案得要求，也因此吃了不少亏。但“思维如脱缰了的野马“这是考试的大忌，确是科研的利刃。我几乎不会被卡壳，因为一旦遇到出问题的地方，我总能想到各种奇奇怪怪，但很管用得点子来解决它。 其实，在我们这个组中，是用我开发的进度来确定整个组的进度，相当于我在推着两个老师往前走，而不是我接受两个老师的教导。因为本质上，sentiment analysis 最重要的部分还是语料和相应的分析模型。每次我们开会的时间，都是在我开发完新功能之后，我发到群里，然后大家再一起进行讨论。如果没有我的数据和模型支持，项目是进行不下去的。 我是真的很享受和两位老师合作的感觉，因为在这个组里，我收获到了尊重，信赖，以及才华发挥的机会。这里没有学校里的那种师生尊卑制，我不需要战战兢兢的接受导师的盘问，也不需要因为导师个人的喜好来修改自己的成果。最关键的是，我们彼此尊重相互的人格，才华。我们更像是三个志同道合的爱好者，大家相互合作，共同去完成一个作品。我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尊敬和自我肯定。我也变得越发的自信，觉得自己确实在这个领域可能会大有作为。 十一月中旬，我特地去了趟上海，和杜老师见了次面。我们畅谈了热爱，梦想，还有社会学的一些知识。不论投稿结果如何，也不论我能在这个项目里获得什么实际的好处。最关键的是，我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我也发现了自己的天赋，我变得更加自信了，未来的路也走得更加坚定了。 尽管，我的天赋和灵性得以发挥。但处在当前的教育系统里，我仍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不擅长考试”。 首先，我习惯于缓慢却透彻的思考问题。从小到大，我一直习惯于将一个问题的前因后果，所有逻辑统统想清楚之后，我才能开始下一步的思考。其实，我很没有办法接受工科的思维，工科很多时候，你不要思考清楚，只需要会用即可。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一个我并不清楚原理的公式，我用起来会特别的痛苦，那种感觉是很别扭的。而且，我一旦开始思考问题，很多时候，我容易停不下来，不弄清楚誓不罢休。比如小的时候，一道数学题，我能不知不觉花上好几天去研究它，吃饭睡觉都停不下来，非要把它每一个步骤都研究清楚不可。但到了考试的时候，这种精神就出问题了。因为我的考试反应速度不是很快，而我又倾向于把所有逻辑都理清才能进行下一步。在考试这种快节奏的氛围里，我这种慢慢悠悠的研究性格是很吃亏的。我更擅长的是长时间专注于某个问题，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上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产生奇思妙想，或灵光一现。 其次，詹森效应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本来就是被焦虑缠身的人，而且又从小被考试折磨。我对考试天然有恐惧和焦虑。所以每次考试的时候，我的阅读力和理解力都大规模的下降。和我看社科论文时的那种兴奋感完全不同。在这种环境里，我的焦虑症状极容易被诱发，这在考试这种分秒必争的环境里非常要命。好几次，考到中途，我就选择半弃考了，因为确实考不下去了。 最后，我的思维确实有点“脱缰”。尤其是在面对有限定的逻辑导向的时候，就很吃亏。我经常会产生“偏门”的想法。每次考试面对问题的时候，我容易想着想着，思绪就飞到天涯海角了。容易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想的特别复杂，想要各种论证。而且我的思维很难被驯化，我很难接受老师告诉我的“简单的思路” 不过由于之前顺风顺水的科研和英语学习，让我产生了一种幻想，就是我会不会，变成一个黑马逆袭，一飞冲天的励志故事。觉醒之后，成绩直飞冲天。不过现实还是残酷的，我之前成绩不好，远不是英语能力差这么简单，它是有更复杂的因素在。所以当我信心满满的进入考场，迎来便是现实的当头棒喝。在我准备了考试两个月之后的首考，我的托福成绩只拿到了难以启齿的分数。 不擅长考试，这便是我在当前教育系统下天生的原罪，尤其是在分数阶级制的环境里，你的热爱，你的天赋，都比不过成绩单来的更有说服力。在他人的凝视之下，成绩差的学生会不由自主地怀疑自己，我是不是没有天赋，我是不是就是天生愚笨。积年累月的怀疑之下，终有一天我们会全盘接受这套逻辑，变得自卑且虚弱。当你接受成绩低等于没出息这种优绩主义观点的那一刻，我们的自我便被彻底的放弃了。我们其他方面的天赋，就更没有办法得以展现了。我们会彻底失去掉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尊严和自信。 不过，经过长时间的精神折磨，我的意志力变得无比坚韧。不可能因为一次考试就彻底自暴自弃，我的复原力是很强的。但就当我重振旗鼓准备下次托福的时候，又一噩耗传来了。那个曾经和我神采飞扬讨论死亡，给予我精神力量的爷爷，彻底的离开了我。 在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准备托托福，那时爷爷就已经病倒了。最初，只是简单的感染。因为爷爷长期作息规律，身体状态很好，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严重性，以为过几天就痊愈了。但没想到情况直转之下，过了几周爷爷就因为呼吸困难，就离不开医院了，出现了“白肺”症状。当时，我处在煎熬与慌乱当中。我不知道该做什么选择，是回去照看爷爷，还是接着留下来完成考试。家里边的人普遍希望我能够回先老家，照看爷爷。只有爷爷在和我通话的时候用他那充满山东口音的话说“要好好努力，功夫不怕有心人，争取一次成功！”他更希望我能够完成这次考试，并且认为自己的病没有大碍。在刚得病的时候，爷爷是很自信的，不停的问我姑妈，什么时候能病好出院回家。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渐进，爷爷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好了，经常悲伤地嘟囔“回不去家了，回不去家了” 但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因为考完就马上能回去，再加上爷爷的支持，就下定决心想考个好成绩出来。结果在种种限制之下，我并没有取得一飞冲天的成绩，反而依旧是败给了考试系统。 但没想到，等考完回去之后，就发现已经是物是人非了。我已经完全认不出那个躺在床上，连呼吸都很困难的人是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爷爷了。我好像在面对一个陌生人，一个跟我印象中爷爷完全不一样的人。我本来打算在暑假就开始进行规划，为今年的申请做准备。但当面对亲人的离世的时候，一切都不重要了。我放下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去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候，把车学了出来。因为我爷爷特别期盼能够看到我拿到驾照，但因为我很抵触学车，我们为此吵过很多次。但这次为了能让他开心一点，我放下所有的事情想去帮他完成这个愿望。 我是在医院见的我爷爷最后一面，那天我和我姐姐给爷爷按摩了一下腿。爷爷拉着我们手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希望我们俩能奋斗出个好的未来。然后我们就带着奶奶回家了。爷爷走的那一天，其实有些回光返照，精神头特别足。痰也变轻了，胃口也变好了。我姑妈以为爷爷的病情好转了。但没想到，就翻了几次身，就引发了心颤。然后一系列的紧急救治，都无力回天。爷爷在最后的时刻，拉着姑妈的手问道“钊钊的车学的怎么样了？”就离世了。 之后的一个月，就是紧随着而来的各种仪式。其实，对我而言，最痛苦的时候不是在葬礼上。而是，我每当我来到和爷爷有过共同回忆的地方的时候，那种极强烈的悲伤感，会让你意识到，你的生命从此真的少了一个爱你的人，少了一种熟悉的感觉，你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每当你走在路上，想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才明白，他已经永远不可能接你电话了。你的生命从此少了一块。 当我收拾爷爷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一个他当时从越南带回来的纪念品。我爷爷参加过越南战争，当时他是高射炮连的连长。我现在都还记得他给我讲，他们的炮声有多么的剧烈，让他听力从此都不行了。还有他们隔壁的连队，直接被飞机全炸没了，而他们的运气比较好，存留了下来。以及最精彩的，他转干回到县城，发现当时的警察局长不服他。于是，他就向警察局长借了手枪，直接百米开外击中了一个小树苗，从此那个局长彻底的服了他。 当时我就一边看着这些纪念品，一边在想。尽管我和爷爷在很多事情上看法不一，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爷爷的一生是传奇的。他最早算是流民，很早的时候父亲就离世了。后来加入了部队，天南海北到处走，打过仗，修过路，繁华富裕与塞北荒凉之地都去过，为了他的理想奋斗过。最后回到家乡，颐养天年。他可以一脸自豪的向他的孙子讲述他当年的传奇。那我们呢，等我们年过花甲之后，我们能为什么事情自豪呢，为我们当年多考一分？还是为我们当年上了一个排名很高的名校？我们人生的意义何在呢？ 等我回过头来重整旗鼓，再准备申请已经是十月中旬了。时间非常的紧张，各种事情糅杂了在一起。科研，文章，以及一直纠缠着我的考试。我继续和托福考试搏斗，知识好补，但心灵的魔咒，却太难改变了。但我的焦虑被彻底放下了。你会发现比起死亡而言，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无足挂齿。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全力准备，无问结果，也算不辜负爷爷的期望。 必须要讲，我这一路走来，是非常艰难的，精神的折磨，环境的打压，自身的困境，亲人的离世，各种难关比比皆是，但我问心无悔。我始终不曾忘记，那个十几岁的少年，躺在床上，为人性的黑暗而产生的撕心裂肺的痛苦，那个我穷尽一生也要解答出的终极之困“政治目的是如何促使人们扭曲，修改历史的”。这是我人生的意义，也是我活着的使命。为此哪怕历经千辛万苦，也绝无怨言。如果你有一个发自肺腑的，而非被社会捏造的梦想，那苦难真的就会变成赞歌。作为标准化加工出来的一代，我真心的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梦想与热爱，这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毕竟，不要忘了，终有一天我们会死去。 今年九月，我最喜欢的两个探戈舞者Gianpiero 和 Lorena来到了北京。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我并没有见到他们。不过我以后打算用一年的时间去阿根廷学探戈，一方面是我确实热爱这个舞蹈，另一方面，我想去试着解答一个当代年轻人之困，如何避免成为“空心人”。艺术与舞蹈或许是答案之一。 最后再鸣谢一下向老师，因为向老师，我才找到了我的热爱。在最艰难的转变的过程中，也是向老师，作为我精神的支柱，帮我度过了难关。我觉得向老师真的见证了，我这一过程的艰难。词汇第一节课里，向老师说最重要的是resilience（韧性）。这个词也是最适合我这一路走来的词。 最近有一个跟我住在同一个宿舍楼的同学，在宿舍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此我表示沉痛的哀悼，我相信他生前一定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才会走上这条绝路。 现在很多人仍旧有一种固有的偏见，想将精神类疾病与意志力建立某种联系。作为一个成功度过这场劫难的人，我觉得这是对精神类疾病最大的误解。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人类的精神世界，精神类疾病与意志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如果把人类自身比作是一台电脑，那精神世界就是我们的电脑系统，而意志力就是电脑里的防火墙或杀毒软件。我们既靠它抵挡外部病毒的入侵，又靠它来清理我们的内部威胁。而不同的防火墙有版本的不同与杀毒能力的强弱，这就是人类意志力有高低强弱之分。但世界上没有万能的防火墙，哪怕强如五角大楼的防火墙也不可避免地会被高明的病毒入侵成功。而对于很多普通人的电脑，刚开始运行起就开始被迫下载了一堆烂七八糟的垃圾软件，使得系统的运转，和防火墙的功能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这就是很多人童年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创伤性的记忆。而且要知道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的防火墙可尚未安装成功，无论什么样的垃圾软件都会被我们一窝蜂的安装在系统里边。更何况很多精神类疾病是有家族遗传史的，也就是说电脑系统从一开始就有bug,给病毒入侵留了个大后门。 一旦病毒入侵成功，我们的电脑就宕机了，陷入了蓝屏状态，彻底的无法运转，这就是严重的精神类疾病了。一旦我们的电脑陷入这种状态，你能够仅仅通过升级防火墙就让电脑恢复运转么？恐怕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外力的介入，通过重装系统或其他的手段来恢复运转。 世界上有三种真理：你的真理，我的真理，和真理本身。人之所以痛苦，往往是因为自以为是真理的东西其实是别人的真理，却忘了寻找自己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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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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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四川大学生物技术基地班本科，芝加哥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硕士。“羊说”公众号创办人，专访众多政治、社会、文化界领袖。十三年持续从事英语教学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