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张怡微发现自己开始掉头发了。长久以来，她是一个极有秩序、极有规律的人，从17岁到37岁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她一直保持着惊人的热度和创作能量。但是最近两年来，由于忙碌，由于高压，她发现自己开始脱发，从两鬓开始对称着秃，像蛇爬行的轨迹。她讲斑秃在她眼中的观感，“仿佛正在蛇蜕”。
本文作者胡卉，非虚构作家，她的本意是想约同为女性的作家张怡微聊聊，写一篇标准的人物稿件。在此之前，作为本文的编辑，我们沟通过几次，我们都理解一篇人物稿的形状。但是，她意外地发现了张怡微正在和斑秃较量的故事，但又不想放弃这次谈话的丰富性，于是，她“背叛”了自己的编辑，转而写了一次茶局。她们从脱发的话题扩散开，聊到了一个写作者如何处理自己的家庭创伤，聊到了一个作家的经历，聊到了她们作为女性，作为写作者的角色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情感的代价，家庭的代价。到最后，她似乎不是在写张怡微的故事了，而是一个写作者共同的故事。这件事情发生在2023年，由于种种忧虑，稿件最终命途多舛。一年后，也就是2024年，她们又聊了一次。张怡微的状态渐渐有了变化。她们在新的五月见面，感觉到彼此身上滋生出一种有机蔬果般新鲜的勇气，这篇稿件也终于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以下就是这篇拖稿严重的文章。这是《谷雨实验室》的非常规稿件，也是一篇很难定义的文本。但我相信我们会在阅读中获得一些启发。本文10080字，值得一读。
我早到了一会儿，在茶社包厢等着张怡微的时候，脑子里冒出关于她的一些事儿。
上次见她，是一个冬天，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她教创意写作的课堂里。教室尽头，樟树的部分树冠像画一样被窗子框定，迎面而来，让人一愣。我和她的那次见面，周围好多人，好多声音，我们没有聊什么。不过，要了解她不难，她在社交媒体上很活跃，从17岁到37岁这么长跨度的时间里，她一直保持着惊人的热度和创作能量。赴约之前，我在京东上帮朋友买了她去年出版的小说集《四合如意》，发现这本书异常畅销，在文学门类的新书热门榜上排第一。她在小红书上贴过喜讯：这本书第四次下印刷厂了。
张怡微去年出版的小说集《四合如意》
我不记得这是她的第多少本书了。
傍晚时分，天色灰蒙，晚春的最后一场小雨不紧不慢地飘着。
我在手机上点开小宇宙播客，听张怡微接受鲁豫的一期采访。播客的封面，是一张时尚大片风格的照片。张怡微侧着脸，站姿笔直，长发乌黑，身穿一袭大红色风衣，美得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不知道张怡微自己会怎么说。她在三十岁那年也拍过一张时尚照片。为了确保她的头发矗立得稳稳的，呈现出梯度，如同一座小型的假山，发型师似乎把所有的发胶和浑身的本事都用上了。张怡微很不习惯，“我看上去像列宁！”杂志方的意思是，主题是为了抵抗男性的性别凝视，表达某种现代的精神，等等。张怡微环顾四下，每个镜子前都坐着一个等待拍摄的漂亮女人。她疑虑地开玩笑说，“为什么只有我不一样？”人家不知道怎么解释。她只好请教，那么，她该怎么洗掉这些厚重的发胶。对方揣测她的言外之意，形成了更深的好笑的隔阂。出于一种奇怪的“补偿”，他们一定要把理发店洗个头的价钱塞给她。这让她时隔多年依然有点羞愧，“是不是对人太苛刻了”。许多年后，她自述自己很怀念那个场景，“因为那时头发还很多”。
我看过那张照片。老实说，和时尚杂志上层出不穷的女明星一样漂亮，但真正让人觉得有趣的，是她对拍照的讲述。
茶社里的网络有点卡，播客磕磕绊绊的前奏曲播完后，我听见了鲁豫经年不变的保养得很好的声音。语调有点迟疑，但又很坚决。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是，有效的对话往往是冒犯的产物。鲁豫自觉担当大家的代表。她问张怡微怎样处理情感问题，还比如说，如果一些学生来向她请教爱情和婚姻的话题……她会怎么以身说法？
我看了一下播放数据。我和14.9万人一起听她们的聊天。好像一场温网女单决赛，有点精彩，也有点恐怖。
没想到张怡微马上接话说：“很少。因为他们会去问梁永安老师。”梁老师是讲爱情出了名的复旦教授。这锅甩得又快又准。你偶尔会碰到这样的人，你怀疑她每天晚上偷偷给专管语言的菩萨上香。
鲁豫表示服气。一阵大笑从我手机的出音孔爆发出来。一瞬间，这简陋冷清的茶室里好像除了我，还来了几个看不见的十分活泼的人。
笑声过去了。一段轻盈悦耳的曲子变得微弱了。接着，我听见了一个人似乎略作迟疑，用平稳柔和的声音在讲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她说：“我认为爱情是非常稀缺的，不是人手都有的。那我是比较勇于承认，我是没有的。”
来赴约的张怡微，像刚完成一场马拉松赛事的运动员，有点疲惫，但也流露出一种持久的兴奋的惯性。镜片后面的眼睛很黑，与人对视时，总含着笑意。她很瘦，不化妆，穿蓝色牛仔裤和黑色圆领卫衣，打扮像她的举止一样简洁。弯腰换拖鞋时，她的帆布包挂在肩膀上，用手臂和腰部夹紧，另一只手撑着面前的榻榻米。帆布包是新近出版中译本的长篇小说《无尽的玩笑》的周边。那本小说厚得像块砖，这可不是什么修辞——它体重1500克，赶得上半个婴儿了。我是边读边拿它当哑铃用的。
“好久不见！”我起身说。
“是啊，好久不见。”她微微一笑。
像疫情过后的每一次重聚，我们把这归罪于疫情。当然没有疫情，我们见面也很少，但不会有那种被迫的委屈。我们聊了一会儿疫情带来的变化和影响，那是我们之前在线上聊得比较多的。我爸爸在等待转运的那个晚上，我曾问过她，该去哪里了解信息。她很紧张，微信打字连发多个感叹号，向我强调打电话的声音一定要大，语气一定要强硬。我当时很吃惊。因为她是个在小说里写到爸爸突然死了，也不会使用一个感叹号的人。
这个话题结束了，我打算恭喜她。
“新书是第二十几本了？”
“我忘了。”她想了想说。
我笑了，没想到世界上还真有那种妈，也有那种忘了孩子们的长幼排序还被人当面戳穿的处境。她也有点羞赧地笑了。只好解释说，她是个熟练工，这十年尤其拼命，写书超过一年一本的频次。对出书这件旁人看来了不起的事，她早就腻歪了。她有点丧气地直言，她并不享受这个状态。
“既然这样，”我问她，“那你是怎么做到持续写作的？”
“在写作的发端，热情和寻找乐趣是动力，也是方法。时间一长，就没这种好事了。后来就是靠筹措。”她说。
听朋友说，她是一个极有秩序、纪律性非常强的人。日常的时间段都提早安排，而且运行得像高铁一样准确。临时约她也像高铁晚点一样算作事故，是要尽量避免的。我向她求证这个说法，她笑着承认了。她补充了妈妈对她的一个担忧，这么多年，“玩是几乎不玩的”。
我不理解：“作为一个年轻人，怎么能做到不玩呢？”
她说：“靠筹措，我会给自己设很多的任务。”
我注意到，“筹措”这个别人很少用在个人生活方面的词，却像她抽屉里一双舒适的磨毛旧袜子，她偏爱使用它。当它又一次出现时，我忍不住放下筷子，鬼使神差地点开手机查了它的出处和用法。它最初诞生于辛亥革命的汇编文件，讲湖南省的财政早就没有库存啦，眼下突然要增加五倍的军事开支，“一时实无可筹厝”。从此，它稳固地在国家机关活动，出现在一些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公共场合，鲜少进入私人领域。
我想说的是，你和她聊天就知道了，没有人像她那样用词。而语言总会承载着思想，泄露着秘密。“筹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在她轻描淡写的，一点也不拿自己当回事的语调下，其实并行着非常自重的、自尊的精神气质。
同时，也许为了在社交场合平衡这种精神气质，她恰如其分地选择了一种相反的表达风格。就像你如果从社会身份和个人成就的角度讲，像她这样，作家和学者两条路在走，走得稳健的，同年龄段的，你很难想出几个名字来。她会这么回答你：“可想而知，这个人肯定是没有生活的。体力很消耗，每天忙到窒息。”具体说吧，早几天，一个读书活动的主办方跟她要一张新近的生活照。她找一圈，发现自己只有工作照，没有生活照，工作照上面有活动主办方的痕迹，要一个个去掉很麻烦。的确，谁像她这样呢，没有生活，连生活照也没有。
我把上海人喜欢吃的雪菜蒸黄鱼推到她那边，她夹了鱼背上的一小块。我喝光了杯子里的柠檬水。
我问她：“你一天的流程大概是怎样的呢？”
“医生说，我必须要在十点之前睡觉。”她说着，撩开两鬓的长发给我看，头皮裸露着，几个椭圆形的斑秃触目惊心。我后来读她的小说，她讲斑秃在她眼中的观感，“仿佛正在蛇蜕”。
我心脏一阵紧缩，不知道怎么安慰她。茯砖黑茶微苦，让人喉咙酸涩。
她说：“我掉头发，去年两鬓都掉光了，你看，今年还长出来了一点。我患了匍行性斑秃，从两鬓开始对称着秃，像蛇爬行的轨迹，也叫蛇形斑秃。”她好像在给我做医学科普，要领我去一扇我从未推开过的门里面，看一看。她好像还在说，匍行性斑秃的名字古怪，不太好记，来源于希腊语中“蛇”的单词ophis。蛇形和波浪形其实形态一样，但是叫波形斑秃更好听。哈哈。她的讲述没有任何伤感，像医生一样冷静，但是比医生更爱笑，爱开玩笑。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笑。我是写作志业上的筹措性离她蛮远的人，离她身体的动态却更远。身体虽然像小说一样是她灵魂的容器，却不像小说可以买来阅读，了解。有次我和一个学妹吃饭，学妹是她带的硕士研究生。说她患了带状疱疹，我也是有点吃惊。因为我刚在青岛采访了一个被带状疱疹折磨得寝食难安的老科学家。八十多岁的老人告诉我，这病是免疫力低造成的，说到底是人的衰老带来的。后来，我果然看她在知乎上受邀回答“抑郁症与疱疹病毒的相关性”的问题。她的讲述相当认真，怀着一种很健康的高昂的兴致：尾椎、腰腹、后脑勺、嘴角、眼睑不同部位的患病体征如何，感受如何，药物应对方案如何，问她就对了。她在儿童时期就与疱疹病毒战斗，得出的一个经验是，应对苦痛，忍耐精神必不可少，“需要调度一些意志力”。现在看来，面对很难医治的匍行性斑秃，人需要向自己征调更充沛的意志力才行。
我问她：“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去年高压环境下诱发的。”讲到这里，她眼睛一亮，调整一下坐姿，背部挺得笔直。像一个想到什么奇异的秘密准备和人分享的小女孩，她的表情兴奋起来，指尖敏捷地拍了两下桌子，发出一阵欢畅的笑声。她说，“斑秃这个事情，非常奇妙。我跟你讲，我的乐趣在哪里？”
一瞬间，她显得容光焕发。
2022年秋天，主治医生告诉她，如果依然查不出病因的话，到年底，头发很可能会掉光，要她做好心理准备。她想，也没什么可准备的，就去网上看假发了，顺便还查了一下假发公司的股票。这项头顶上的古老生意，生产重镇落在许昌。她在微博上为许昌加油，有一位记者朋友偷偷联系她说，“我就是许昌人啊！”她还有一位女同事，私下对她说，“如果你光头去学校上班的话，我也剃光陪你一起，感觉会很酷”。她该做的努力都做了。疫情一解封，她配合医生跑医院，血检，尿检，内分泌科查完，然后查皮肤科，查肝功能过敏原，查不出什么，就查妇科b超，没法排除干扰项，第二天又带本书去排队，回到神经内科和精神科继续查……在她的讲述下，医院像个让我焦虑的绕不出去的迷宫，她的感受却蛮奇特，“好在现代医院像寺庙一样让人平静”。
也许她已经选好合意的一款假发了。医生把她叫过去，说有个美国进口的口服药可能对扛秃有效。药名很拗口，难记，医生写在一张便签上，“巴瑞替尼”。听上去像一个体格强壮的冰球运动员的名字。国内不太能找到巴瑞替尼的公开信息。后来，她在小红书上翻到两个同样患了重度斑秃的女孩子，说她们吃过巴瑞替尼。第一个感受是很贵，这药最早进中国，卖七千块一盒，一个月要吃两盒。到她们聊上这会儿，价格降了，可是不进医保。硬要吃，也不是吃不起。可是其中一个女孩子非常苦恼地讲到药物成瘾的问题：疫情期间，进口药进不来，一断药，头发又掉。
她听了，很犹豫，最后还是决定不去碰巴瑞替尼。她在小红书上发了它的名字，当作收获了医学新知的纪念。她站在穿衣镜前撩起长发，露出光秃的两鬓，拍了短视频，配了音乐也一并发了。她说这是她这一生中最朋克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比她的精神激进得多。
她侧过脸给我看她的鬓角，说她的严重程度，是中重度的。我伸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不是那种细软枯黄的，相反，质地比较硬，乌黑光亮。很费解，明明是健康的头发。
2023年春节，一家制药公司给她发来两封邮件，说如果她需要巴瑞替尼，他们可以平价卖给她。附件是新药治疗重症斑秃的科学实验报告。春夏之交，巴瑞替尼通过了中国药监局的审批，作为治疗中重度斑秃的药物投入使用。国家卫健委2021年发布的白皮书显示，中国有2.5亿人脱发。而且，脱发现象呈年轻化趋势，90后脱发人群超越了80后。
上市的时间，应该在四月，令人期待的四月。不过小说家的视角不是这样的，心情也很难沉醉于这样的欢欣。张怡微在小说中写到女主人公参加医药行业的活动，听到主持人抑扬顿挫地介绍希克芳、希爱力拓咨、唯泽、艾乐明等所谓的王牌产品，想到的是，“背后隐藏了不少受苦的人”。而四月，是漫长的文学教育中不可磨灭的记忆，是《荒原》的开篇，是艾略特献给庞德的诗，是穆旦的翻译，是“最残忍的季节”。
制药公司的人约她吃了一顿饭。当然，这些话在饭桌上出现，是多余的，诡异的。张怡微耐心地解释说，她这么努力地早睡早起，戒酒，戒咖啡，还跑步，加快过敏疫苗的代谢，跑华山医院，开了很多保肝护肾的温和药剂。她始终笑着，“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不吃你们的药。”
她想法清晰，性格坚强，不容易受人影响。对方只好退避一步说，斑秃不像心血管病，不造成生命危险，导致人们对它缺乏重视，缺乏行动。所以你看，街上那么多男人，秃着也就秃着。制药的人想知道女性患者的心理体验有何不同。
“我跟他说，那这没有问题，如果能帮到你们，总是好事。”她说，语调跟回忆晚餐吃了啥没有区别，非常平淡。脸上的表情是那类很擅长观察的人不动声色流露的笑意，眼睛里蕴含着机智的光芒。
也许我不怎么笑，让她感觉严肃了，我看出她想营造一点冷幽默，逗我笑笑。可是不知怎么，我笑不出来。我的心里不是滋味。我甚至感到羞愧，与其让她在这儿费心地讲述，不如放她回家早点睡觉。不过，她讲述的兴致正在起承转合中趋向高潮。
她稍作停顿，夹起桂花糕咬了一小口，喝完了杯子里的水，忽然开怀大笑地说：“他们还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医学大会。文学的会我开得很疲倦，没想到来了个跨行业的会，我很开心！”
我不解：“要你去做什么呢？”
“做‘病患分享’什么的，具体不知道。我要去看看会发生什么。”她有点兴奋，乐不可支的笑声很有感染力。早一点晚一点，你都会被她带入她想要你进入的氛围里，她用言语声色编织的独特的场域里。这当然是经验、力量和才分的表现。过了一会儿，她冷静下来说，她的日子虽然不感到痛苦，寂寞，但是很枯燥，高压，缺乏乐趣。秃头应该说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吧，但是很奇怪，不开心里面也有一些开心，还有一些刺激，新鲜感，传奇色彩。好似经由秃头这件事，天工开物一般，在现实生活中洞开了一个小说的空间。
不过她最终没能参与这场讨论，因为去年大量的医疗行业会议都取消了。但是2024年，她的“梦想”终于实现。妇女节时，她参加了一家社交平台举办的女性活动“有点毛病，也没关系”。与她一起参加活动的，还有脱口秀演员鸟鸟、作家张天翼等等。她终于有机会谈论“女性脱发”，及其与写作的关系。
我们都曾在中文系受教育，在文学课堂里领略过生活种种神秘的光彩。接近今天的这一种，无疑会让我们想起许地山的故事《商人妇》。惜官讲完自己坎坷多舛的命运后，反而笑着劝慰听的人，说她对你诉说自己的境遇的时候，你听了觉得很苦，因为她把从前的情形陈说出来，罗列在你眼前，让你感到那是现在的事；若是她自己想起来，“久别，被卖，逃亡，等等事情都有快乐在内”。
毕业后，我曾回到她的课堂上讲过一个无法写进采访稿的片段。离开校园后，文学教育并没有结束，相反，由此开启的漫长的生活，却总在印证之前读过的，聊过的，笑话过的，困惑过的，人类生命经验的共通。
我说，有一年冬天，我陪同一位丢了儿子的河南警察去东莞农村找儿子。这位不幸的不屈的母亲，拖着印着她儿子大头像的白色行李箱，满世界找了二十多年了。那天，我们坐在疑似她儿子开的那家麻辣烫店打发一顿午饭。她喝完汤，开始眯着眼睛筛选网友私信给她的照片。这是她每天高度关注的任务。我记得南方的太阳很凶，山脚边的杜鹃花开得像塑料花一样热烈。她把手机递给我，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那表情有点奇怪，她用力压制着笑容，好像笑容犯了罪，在面部范围坐监。可是白搭，笑意还是从她那双有点红肿的眼睛里倾泻出来。我动作慢了点，她几乎把屏幕推到我的眼球上，用一种对待同盟的语气说：“这个乌鲁木齐的流浪汉，你看看像不像咱儿子？”我瞥了一眼，差点呛住，“这老头都能做咱爸了。”一个毫无理性的网络世界在这真实残酷的世界里自信地兀自成立，产生了某种奇特的喜剧效果，我大笑起来。她也看着我，捂着肚子开怀大笑。她告诉我，这凄风苦雨的寻子二十年，她也会像这样，被天涯海角的好心人笑得眼泪流出来。
这类生活的奥秘，需要我们去识别，捕捉，理解。但奥秘很难用语言辨明，挖掘和赋形。这正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小说家从事的工作。对此，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一封书信中是这么说的，“随着对优越感的需求被搁置，随着自我神化被搁置……所有有写作热情的人，还是以敏感和智慧，以专门的知识，以极高的失败率来承担这项古老的任务。”
这同样也是文学教育想让人认识的部分内容。
这是有双重身份的张怡微，装在心里的双重任务。
天色很晚了。黄兴路上的法国梧桐变暗，变轻。外墙的筒灯穿透繁密的树叶，像人造星星一样闪烁着。窗子开了一半，风有些冰凉，却也让人头脑清明。她继续说了一些有趣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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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查不出病因，所以要确定是不是遗传，这也引发了一系列有意思的事情。”张怡微说，“我很喜欢这个过程。这些事看上去是和医学有关，其实也有关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我不得不面对这件事，调查这件事，叙述这件事，文学帮助了我。你可以随便听听，得出你自己的判断。”我往菠萝咕咾肉上面挤了一角柠檬汁，给两只杯子满上刚冲泡的黑茶，等着她往下说。
“我妈妈比较娘，她接受不了一个女孩子没有头发。她觉得没有一个工作值得做成这样。她的表达要煽情得多。我说，你是不秃，那我爸秃不？我妈说，她跟我爸分手的时候太年轻了，还没有经历到他的中年，不知道他秃不秃。我妈也不想把前夫的照片留在她和她老公的家里，所以我还得想办法四处搜寻我爸的照片。我找到了他在我这个年纪的照片，他在远洋船上工作的照片，哇，他有头发！他头发可茂盛了！”
探究到最后，斑秃的原因是疫苗过敏和高压环境的诱发，和基因没有关系。但是她觉得，在其他方面，比如亲密关系，情感的表达方式，基因对一个人有着非常隐秘深远的影响。
“你不得不承认血缘的力量。因为疫情我好久没见到爸爸，我生活中也没有他的影子。我虽然更想知道他30多岁有没有头发，但见到他后吓一跳，他买的东西，逛过的抖音，家里堆积如山的骗人的产品——我和他好像！”她感慨地扬声说，转而迅速恢复了平静低语的讲述风格。
她夹起一块菠萝，在碟子里蘸了一点酱，说：“你也吃，你都没怎么吃东西呢。”
菠萝太甜了，我这才发觉茯砖黑茶的好处来。她讲起来虽平淡，但是我说，落到自己身上的话，其实很残酷。
“很残酷，也很简单。”她笑了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眉间松弛的坦率微笑让我想起了她的几个小说家同行，比如，她片刻前提到的《奥利芙·基特里奇》的作者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她们对挖掘真相有着执着的兴趣。她们都认同“小说家的工作是记录人类的情况”。要求是，“你必须写出真相，不保护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你必须通过深入了解对方而放弃自己的任何价值判断。”费兰特甚至认为这就是她生活和写作的秘诀：“从希波的圣奥古斯丁开始，用极端直率的态度跟自己对话，而不是跟别人对话，这有时甚至可以让人得到救赎。”
我只是凌乱地想起来了。我没有和她说。那会儿，她说到奥利芙·基特里奇这个古怪的名字，生怕我没听过，尴尬，马上说，“不重要，没有关系，不去管她”。我是个宅女，离开书房走进社会时，尽量避免给人一种“整天傻乎乎地在书纸上花费时间”的务虚不务实的印象。也许她也一样。
提到父亲时，她总有说话的热情。但热情中几乎都是不确定的猜测。她在最近的小说集里提到契诃夫的《主教》，不知是否也生发出近似的心情。那位地位显赫的主教与他的农妇母亲久别重逢，内心非常激动。他想与母亲叙叙旧，说说自己疲惫不堪的主教生活和受着病痛折磨的身体。可是，因为社会身份造成的落差，母子两人一时无法适应。母亲在他面前变得非常恭敬、卑怯，困惑的主教也失去了对母亲的依恋和亲近感，最后，直至主教的死亡把两个人永久地分开。
顺带的，我说到她小说里那些父亲形象，都是不可靠的，到了关键时刻没法信任的。我问她：“这会不会影响你对男性的感觉？”
她说：“那倒没有。但是我有次去算命，——你看我都是这些奇怪的事，我问一个道长，说为什么我总觉得没有可以依靠的人。道长跟我说，‘你靠你就有’。这话讲得很有意思。”
她的表情变得轻松坦然，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明了起来。
茶社快要打烊了。她在遵医嘱，严格执行十点钟睡觉的日常秩序。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往外走，街上的霓虹灯炫彩夺目，在微暗的墙上投递了朦胧的光圈。来时没有看见，茶社门口有座假山，风车转动，水声潺潺，白色的雾霭袅袅升起，没什么特别的。然而，一个挺拔飘逸的齐天大圣塑像立在那里，目光炯炯，和我们打了个照面。她很高兴地拍了一张照片。学术方面，她是做《西游记》研究的。和唐僧师徒取经不同，她说，她的西游之路没有遇上妖魔鬼怪，“遇上的全是好人，和写小说相比，出奇的顺利”。
风很大，我们在路口等网约车。司机正在对面的龙虾店那里等一个红绿灯。她的气色比在室内好一些。我问她：“你会不会写一个斑秃或者医学类的小说？”
她说：“已经写了呀。一个短篇小说，叫《免疫风暴》，发在一个网络杂志上。”
在T杂志发表的短篇小说《免疫风暴》
“杂志叫什么名字？”
“T杂志。”她笑了：“这次写作，是为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高兴。高兴是一种很综合的高兴，因为最后总有一件事能把一些事拢起来。再见，再见！”她的车消失在永不疲倦的上海的夜晚。
我的车子往东驶过杨浦大桥的时候，灯火辉煌的城市出现了一片寂静柔软的黑色，往前绵延，绵延，与夜空融合，好像由无垠的空间进入了无限的时间。经由她的讲述所照明的世界，我陷入了遐想。经由她的“最后总有一件事能把一些事拢起来”的高兴，我想起了另一个人深以为痛苦的不幸：
政界高官、医学界泰斗、名校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一直以为自己是人中龙凤，三十年来享受了光荣的名望、热烈的爱情和圆满的家庭，“一句话，只要回头一看，我就看见我的一生像是一篇由天才写出来的好文章。”然而行将入木之前，他顿悟般地陷入了对自己的全盘否定，认为过去62年的岁月，算是白白浪费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喜爱、我要生活下去的欲望……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来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
这是契诃夫写于一百多年前的中篇小说。
差不多同时，我也想起了与尼古拉老教授的这种“不幸”正好呼应的，人类生活中的另一种“幸福”：
小说书写者这样一个经济收入愈来愈可疑、社会光环也愈来愈可疑的“行业”，终究有个本质性的、社会现况再怎么不利却任谁也拿不走的美好内核，那就是，小说书写者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不管他之前从事的是看起来如何不相关的工作，不管他之前做过多少件看似徒劳无功的事，甚或失败的事、不光彩的事、错误的事、缺德败德的事，乃至于终日发呆游荡失了魂般的无所事事。小说书写一事宛如一方巨大奇特的海绵体，吸收力特强，甚至于我们该用“大地”这样烂熟的概念来形容它，它什么都吸纳得进来，以各种高明不高明的方式分解消化成自身独特的养分。这个行业以几近是无垠的柔软宽容善待它的子民，是在别处罕见到让人已不敢想象的幸福。
这是台湾作家唐诺的表达。唐诺有次来大陆做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宣传活动，武汉作家邓安庆作为崇爱他的读者，在提问环节朗读了以上这段话，他声音有点发抖地告诉唐诺，这些话给了他怎样的安慰和有用的帮助。那也是很动人的一幕。
如果说文学与文学教育是一条河，我们站在河岸观看，常常会看见无数的独特的水花，也看见一朵水花跃出水面，回应着另一朵伟大的、活跃的或者沉静了的水花。于是，新的涟漪不断地生发，形成了河流蓬勃辽阔的景象。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也许终其一生也无法成为河流中的一朵水花，但光是被领到河岸边看一看，也有无穷的幸福和遐想。
几天后，我在一本时尚杂志上看见了张怡微的名字，和她的一位女性作家朋友一起。不过，杂志没有拍摄她“比灵魂更加激进”的头发，也没有抹发胶折腾她了。他们想让她讲讲“抗老”的经验。她说：“和反抗自己的衰老相比，反抗整个社会衰老的观念可能更有意义一点。”她依然有着远大的抱负，那么我想，头发肯定会如一茬茬新韭一样长出来的。她是如此的充满期待，“想要解锁新的知识领域，从而对更多受苦的人产生同理心”。
一如既往的，她想调度文学教育的功能，传递心灵的力量，因为疾痛、破碎的家庭和内卷的时代，关系着人之生存的普遍困境。她和学生们一起做过疾病书写与叙事治疗工作坊，针对厌食症、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从医学、哲学和文学上给予理解和应对。他们也敞开心灵聊“家庭”沉积在内心的黑暗与爱。她在课堂上讲“情感教育”，讲怎样面对自己过去有创伤的家庭、怎样面对自己的情感关系。这些是她在课堂和写作要处理的。
我在文学杂志《萌芽》上读到其中一个名叫傅晓的男生的散文作品简介：
父母离异后，继母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不得不接纳对方进入自己的世界。继母骑摩托车带我放风筝，摘草莓，给我做蛋炒饭。我们练习着成为家人，可也正因为这些小心翼翼的努力，彼此之间反而产生了一些距离。我从继母的日记中窥见了她的孤独，我们都害怕选错眼前的路，因为对意义的渴求而感到痛苦。我终于离开家乡来上海读书，继母是第一个来上海看我的人。我们借由拥挤的人群靠向对方，明白这片刻的依靠其实也至关重要。
这本杂志也是张怡微17岁发表第一篇小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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