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拍摄暂停，设备需要调试。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半小时里，因为坐在摄影机前，吴玉胜的手机不得不静音。现在是中场休息，他松下绷直的背，探身去拿手机：“我女儿是不是给我发微信了？”
如果把面前这些机器清空，展厅一圈圈的灯光关闭，如果身后电视上的“AI”图标停止跳动，吴玉胜会变回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穿着黑色polo衫和运动鞋，大笑时很爽朗，有点像弥勒佛。在工作之外，他最大的爱好是陪老婆孩子逛街。
吴玉胜
“你看，就这点时间，女儿给我打了十多个电话。”他立刻回了过去。每天和女儿视频通话，是吴玉胜“必须完成的任务”，即使女儿已经高一。据说，这位从事智能玩具行业近30年的男人，因为今年暑假女儿从深圳到香港读夏校，和太太十天之内跑了四趟香港。而“阿尔法蛋词典笔”，今天拍摄的主题，则是吴玉胜生活里重要的另外一半。
不过，这不是一个“双面人生”的故事。恰恰相反，作为父亲和作为淘云公司的总裁，两种看起来截然不同的身份，在吴玉胜这里相处融洽。不仅是他，团队里很多人都如此。他们达成的共识是，“我们是一群普普通通的父母，只是掌握了一些技术，想为孩子做些什么。”
从本质上讲，“阿尔法蛋”是一个为孩子做的AI。它可以是圆头圆脑的智能机器人，造型百变的编程积木，还可以像一支笔一样被握在虎口。通过笔尖扫描，“AI大脑”迅速演算和运转，从识字、学拼音、讲故事到盘点知识网络、讲解习题、语法。四年前，包括吴玉胜在内的一群父母创造出了它的初代产品——阿尔法蛋词典笔Q3。这支词典笔被设定为父母参与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助手角色。
它的创造者们并不避讳AI中人工的部分。为了确保语法内容100%正确，他们不仅启用AI算法，还发动了近500人的教研专家团队，耗时半年人工标注了教材内超过17万个句子。他们的董事长刘庆升认为，“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它有时也不太遵循商业逻辑，比如你会发现词典笔收录了《哈利·波特》里的人名和咒语。好处是，孩子们在看《哈利·波特》英文原著时，不会被那些奇形怪状但词典又查不到的单词搞懵。
它诞生在一个温情的语境里。吴玉胜戴副眼镜，却是观察力极强的人。他熟知两个孩子成长过程中每一个具体的细节：女儿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书包里有四本词典，像四块写满字的板砖。一本英文，三本中文——他现在还能说出每一本的名字。
这可是一个e时代啊！吴玉胜跑到书店，设想中，会有一个“词典.zip”，把所有数据压缩进孩子的口袋。那是四年前，键盘式的电子词典、词典笔、点读机，在货架上排排陈列。他挑了一支词典笔买回来，才发现，这不是一个为孩子做的产品。它更多地用于翻译场景，只有英文查询功能。吴玉胜不信邪，跟女儿宣布：“不行，老爸给你干一个。”
第一代“阿尔法蛋”词典笔，取名Q3。“Q”代表question，“3”代表三个月。三个月后就开学了，他希望为女儿解决这个迫切的问题。
词典笔立项后的一天，十岁的女儿突发奇想，找到吴玉胜：“既然是帮我做的，你要听听我的建议——能不能做成棒棒糖的外形？”
吴玉胜欣喜于女儿的奇思妙想。当然，这毕竟是一家商业公司，只听一种建议是不可靠的。吴玉胜找到产品经理讨论，小朋友喜欢棒棒糖的外形，可不可行？他两手弯起来比划了一个圆，试图描述这个形状。
为孩子做产品是这个团队的老本行。他们的名字叫“淘云”。淘，是“Toy”的中文谐音，云，则是“cloud”。智能玩具是这间公司最初的定位（现在他们的业务范围已经远远不止如此）。他们位于合肥的办公区，墙上挂着“真诚”“简单”四个大字。这样的词语对于商业世界来说，多少显得过于朴素了。
2009年初，淘云如今的董事长刘庆升还是科大讯飞旗下玩具事业部负责人。他从合肥跑到深圳，见到了创办玩具公司的吴玉胜。吴玉胜至今记得，第一次见面，刘庆升正正经经穿了一身西装，满脸拘谨的笑容。彼时的深圳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全国潮流的中心，吴玉胜一看，西装的面料不是时兴的，袖口的商标也没有剪掉。“哈哈，老土！”
刘庆升
他们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如果你主动向刘庆升打招呼，他会冲你点头，有些拘谨地笑笑。而吴玉胜则会立刻掌控社交局势：你叫什么名字？来来来，加个微信！
但他们又真诚地彼此欣赏。都是安徽人，都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校友，吴玉胜大几届。他头脑活络，精力旺盛，朋友遍天下。大学时生活费不够用，他就收啤酒瓶，或者在宿舍里利用手艺开“维修部”。为了赶紧挣到钱，给贫困的家庭减轻负担，毕业后他放弃深造，去了深圳闯荡。
他当过工程师，倒腾过元器件，之后给玩具生产厂家提供技术方案，两三年，他就做出一个爆款玩具“四声娃娃”。摸一下鼻子会叫“爸爸”，再摸一下会叫“妈妈”，拍一拍会笑，再拍一拍会哭。这一个小小的芯片，让他在当时还一片静默的国内玩具市场挣到了第一桶金。
几乎同一时期，刘庆升在中科大读研究生，参加了一个语音控制玩具的项目。那时东莞分布着不少玩具厂，他们去转了一圈，发现一个控制模块的成本就要上百块钱，做不起。他们只能焊一个线路板，把它和买来的玩具接到一起。喊“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它就会跟着指令做出行动。当时，他们在实验室门口喊，一栋楼的老师和学生都过来看。刘庆升觉得好玩。
研究生时期的刘庆升（左一）和同班同学在一起
从机械到语音方向，刘庆升在中科大读完了硕士、博士，后来进入哥哥刘庆峰创办的科大讯飞。他算是讯飞首批员工，从事过计算机辅助普通话发音评测关键技术研究，闲下来还负责给大家买菜做饭。
比起哥哥的威严，吴玉胜的欢脱，他内敛、少言寡语，只喜欢埋头做事，有一种书生气的耿直。直到现在，仍然每天背着一只黑色双肩包，早早就来到办公室工作。因为读到了博士，他知识体系完善，又有产品经验；极其勤奋，又了解最前沿的技术。2009年，科大讯飞开始考虑将自己的看家本领——语音技术，运用到C端，也就是面向普通大众的产品中，刘庆升成为了科大讯飞玩具事业部的带头人。
那一年，刘庆升带着玩具事业部的团队，做出了一个会讲故事的南瓜娃娃“魔法呱呱”。当时，刘庆升的女儿在上幼儿园，很喜欢这个毛茸茸的娃娃，常常抱着睡觉。“魔法呱呱”的身上有一个定时关机按钮。刘庆升记得，以前他们定的故事时间是15分钟，女儿总是偷偷改成30分钟。她还把“魔法呱呱”带出去散步，带到幼儿园，跟小朋友们炫耀“这是我爸爸做的”。
理解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大程度上，它来自于这一群大人当孩子的经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庆升家生活在安徽省南部的泾县。父亲在供电局工作，每月32块钱的工资，刚比贫困补贴线高五毛，却要养活一家四口。这是一个最传统的中国家庭，拥有一些最传统的品质：本分，勤劳，普普通通。
父亲常年在外，母亲操持孩子们的生活。在学习上，父母帮不了刘庆升和哥哥。平时兄弟俩在屋里做作业，母亲只是在身边陪着，沉默地打一件又一件的毛衣。很多年以后，刘庆升和女儿也是这样。女儿写作业，他在边上看书、工作。后来女儿长大了，沉迷古诗词、哲学和数学。刘庆升会悄悄观察女儿最近看了什么书，也找来看一看。
科技并不能取代真实的陪伴。词典笔的力量是压倒性的，但它并不强势地包揽一切。它的创造者们慢慢意识到，技术对教育的参与应该相当克制。当年“魔法呱呱”很成功，刘庆升同一个做幼师的朋友见面，对方认真地讲：“庆升啊，你们做东西，我们很喜欢，但是有时候觉得害怕。”朋友接着说，千万不能让父母觉得买个电子产品陪着孩子，就能够去偷懒，“父母才应该是陪伴孩子最主要的角色。”
这些话让刘庆升一身冷汗。过去，他是个搞技术的，只想着做出一些东西，没意识到他们做的事会对孩子产生多大的影响。“踩了太多的坑，也学到太多的东西。我就说，做产品其实还得有敬畏心。”刘庆升说。
他们开发了手机app。在对词典笔进行遥控的过程中，父母需要做出大大小小的决策，比如是让孩子直接得出答案，还是展示解题步骤？“父母要参与进孩子的学习过程中，不是买个工具就万事大吉了。”刘庆升说。
因为真正做过父母，他们能关注到孩子学习中的诸多细节。譬如，在打造阿尔法蛋词典笔D1pro过程中，他们舍掉市面上成熟的芯片主板，费了大力气找到芯片厂商，做定制芯片，重写系统层代码。在付出了巨大的硬件和时间成本后，他们得以在开机的时候省去了十几秒的等待时间，达到一扫就能立刻开机的效果。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孩子学习时的持续性和专注力，不破坏某种“心流状态”。
之前团队做第二款产品阿尔法蛋词典笔T10时，不仅能查词，还能按照新课标的要求，讲解近200个语法知识点。在孩子不能理解句意时，一扫就能做句式分析。它的识别率能达到90%，这在当时已经达到同类产品中的最高水准。但团队思来想去，觉得不太满意。90%这个数字意味着十个句子里，可能有一句会错。
他们想到一个“笨办法”：找了近五百名专业的教研人员，花费6个月时间，针对17万多个课文句子逐句做了语法标注，再经过人工专家三次审核，形成了数据库。
这是一件既费力又费钱的事。公司内部产生了各种声音。只从财务指标来讲，最简单的方法最省钱。“如果我们用算法来做，一个星期就解决了，成本极低，开发效率也高。后来我们觉得输出内容10%的不正确性，碰到了我们对孩子做产品的一个底线。哪怕6个月8个月，一定尽可能在我们边界内做到极致的正确。”吴玉胜说。
在这一点上，刘庆升和吴玉胜有不言自明的默契。他早就意识到，陪伴孩子，不能只陪三天，至少要按照三年去做。所以人工标注花费的时间，是他们必须去忍受的。他告诉团队：“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
作为UI设计师，邹锦是给词典笔穿上可爱衣服的那批人之一。她要把控诸多细节问题：如何让信息更突出，让页面更漂亮，字体的大小、颜色的样式，图标的形状。她的女儿刚满四岁。在进入今年刚刚上市的阿尔法蛋词典笔D1Pro项目之前，她就观察到，一些识字的app会设计一些闯关游戏，让孩子一边玩一边学。
有一次，她坐在那儿看着女儿玩，突然之间屏幕闪了一下，一个可爱的声音传来：“小朋友，你真棒！你学得真是太厉害了！”女儿转过头，认真地对她说：“妈妈，它夸我。”
鼓励对孩子是重要的，他们受到了启发。启蒙阶段的孩子，最重要的是敢于张口说话。他们有意把词典笔D1Pro中发声练习的评分系统设计得不那么严苛，即使孩子说得有些误差，D1Pro也不会明确指出发音薄弱点，而是给予一些星星鼓励，引导他们再试一次。如果孩子说得很好，屏幕上则会显示一个小火箭起飞的动画，还有一些热情的音效：“太棒了！”
很多时候，孩子和大人像是生活在平行世界。大人们得学会孩子的语言。几年前，他们做过一个儿童陪伴机器人“小蛋”，圆头圆脑，可以语音对话，给孩子们讲故事。但他们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大人说“给我播放一个小猪佩奇的故事”，“小蛋”理解得很快。孩子说，“小蛋”却总是听不懂。很多孩子感到挫败，为什么机器只听爸爸妈妈的话，不听我的话？
淘云科技词典笔产品团队负责人储德宝解释，从声学的角度来讲，儿童的声音相对比较高频，无论是音色，还是声音频率、范围，说话的语气、节奏、停顿，都和成年人不一样。“小孩子讲话有些是一字一顿的，可能讲两句还卡一下，有时候还会把这个词倒过来讲。”这就导致儿童语音识别的效果很差。
那时，他们组织了工程师和资源团队，带上专业录音设备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调研，采集了上百个小时孩子说话的音频样本。在这样的努力下，初代产品识别的正确率达到百分之六七十。随着后来用户群体翻倍增长，AI越用越聪明，越能识别得准确。
吴瑶是《哈利·波特》人工收录的参与者之一，也是团队里的英语教研员。她是个急性子的母亲。孩子长大了，学习和功课占据了他们每天母子交流的90%，随之增长的还有矛盾。“不辅导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家里争吵一爆发，邻居们就知道“又在辅导作业了”。
吴瑶后来也反思，很多时候，她对孩子的理解的确有偏差。孩子刚刚小学毕业，本身词汇量就那么少，一些复杂的讲解方式是不合适的。“我给他讲时态的时候，讲了一些主谓宾，他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爸爸说，别说他了，我都听不懂。”吴瑶意识到，在这一点上，AI比父母更像一个好的学习伙伴。词典笔D1Pro进行了分龄化设计，能更智能地匹配给孩子最需要的知识。比如同样扫一个“山”字，一年级的孩子更多用动画和看图说话的方式，学拼音、练跟读。小初学生扫描到的则是关于山字的教纲词典、中考词典，学校教什么，考试考什么，词典笔就查什么。而高中学生查到的则是牛津词典、高考词典，学得更深层、更全面。
从为孩子做点事情，到慢慢理解孩子的世界，理解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为方式，吴瑶好像慢慢摸到了一些出口。她发现，成年人总是习惯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孩子，但孩子身上一定有他们珍贵的东西。有一次，孩子躲在窗帘后面想吓唬她，但是看到她过来以后，忍不住笑出了声。吴瑶也笑了：“怎么窗帘在说话？”
主播面前的显示屏不停闪动，一位名叫“大布丁~小布丁”的新粉，在短短五分钟内接连刷出了几个问题。“教材改版是自动更新不？”“充一次电大概能用多久？”“我家一个初二，一个四年级，共同买一个4号链接合适不？”“4号和6号各多少内存？”已经是晚上近9点，主播坐在补光灯包围中间，嘴巴正在高速运转。
吴玉胜偶尔会去直播间，这件事对他来说不是全然为了卖货。那里是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他可以看到一切未经筛选的东西，对话理应在这里发生。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吴总对直播相当重视。他也的确是个合适的人选。不需要背稿，不用提前准备，他比主播更记得那些参数、标准和功能，与此同时，他完全知道该怎么讲做好词典笔的故事。他在直播间讲，2023年，他们曾做过一款200多块钱的普惠词典笔——阿尔法蛋词典笔D1。
这一年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数量是1550万人。他们中绝大部分在村镇上学，家中只有年迈的老人。在外打工的父母试图通过购买学习工具的方式关心孩子，但因为不懂，许多人买了市面上泛滥的白牌产品，便宜的甚至只要79块钱。
吴玉胜感到好奇，在这个品类里，他们自认是核心技术相当成熟的，对供应链也很了解，觉得不可能做到这个价格。把那些产品买回来以后，他们发现，白牌词典笔外壳用的是工厂加工完机器挤压出的边角料，表皮上还有毛刺。而芯片，大多是老旧手机上拆下来的二手芯片。很多词典笔属于“云笔”，本质上是搜索引擎。脱离了网线，它就是一块板砖。更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没有版权，都是互联网上东拼西凑扒下来的，错漏百出。
D1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包含了62本正版词典，光是买版权就是不低的成本。
今天仍有一些偏远山村覆盖不到网络信号，或者由于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没有安装WiFi。他们的词典笔解决了本地算力的问题，把云端的各种离线算法移植到了产品硬件本身。也就是说，不用联网，人们也能使用词典笔的查询功能。
“偏远地区的孩子，可能就那么一本词典，他也不知道所谓的知识脉络从哪里来。”刘庆升说。一开始，他们贴着成本去卖，没想到一下子卖出200万台。“量越大，生产工艺越成熟，成本会降得更快，最后我们真的把这个产品做到了卖得便宜，公司也不亏钱。”吴玉胜说，“我们觉得这至少是对孩子的一种爱护。”
“我们是一群很普通的人，很难做到所谓的一个远大目标，但我们能做到把我们身边孩子照顾好。”大学时的一次家教经历，深刻影响了吴玉胜对于教育的认识，也与他后来做的事有关。
女孩在上高一。第一天摸底，女孩把高一的数学作业拿出来，吴玉胜带着她一起做。他花费不少时间，勉强教会了她一道题。换一个问法，女孩又懵了。他觉得这事不太对，“我说你这样，你把初一到初三的数学书先找出来。”
从初中第一册开始，吴玉胜帮助女孩一个点一个点地往下梳理。每次上完课，又给她布置一些作业。四周过去，只上了四次课，初一的课程讲完了。“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化学反应，她明显对学习有兴趣了。”学到初二，女孩开始主动自己看书，偶尔碰到问题，她就带着书，跑到宿舍来找吴玉胜。两个月过后，初中的课程都补完了。高二第三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女孩在全校名列前茅，最后考上了重点大学。
后来，他们慢慢在时间里失去联系，但这件事给他的影响至今回荡。他觉得孩子天生都是一样的。之所以成绩有好有差，是因为教育方式不对，让孩子在学习中碰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孩子没责任的。你把他引导好了，个个都能学得好。”
刘庆升说，正是因为不知道孩子的天赋所在，家长们才焦虑地不断“内卷”“鸡娃”，让学习变成沉甸甸的石头。在未来，他们希望AI能长久地陪伴着孩子，记录下他们的成长，了解每个孩子的天性，为他们提供最适合的方向指导。
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发了更多垂直领域的“AI老师”，比如不久后即将上市的阿尔法蛋围棋机器人，能通过机械臂教孩子下围棋，锻炼思维能力。从小家庭到大社会，他们的初衷从未变过，只是想为孩子做点实事。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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