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罗翔、陈碧和李红勃都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也是相交二十多年的老友。年轻时，他们一起学法律、喝酒、侃大山，中年时一起写法律评论，参与社会现实，向普通人普及法律知识。
四人所学领域不同，经常切磋法律意见，时常争吵。也会合作写稿，为对方细心地拟标题、挑错字。人们经常会在一些重要的社会议题讨论中看到他们的文章，那些文字有时候可以带来巨大的回响，有时候毫无声息，但他们一直在写。
声音和文字都是柔弱的，社会现实更加坚硬，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尽管困难重重，性价比日益低下，这个小共同体始终没有放弃一种越来越少见的、骑士般的道德责任：发出声音，不计成败，保护那一点点、脆弱的常识。
作者 | 张月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今年3月10日，邯郸一名13岁的初中生被三名同学杀害并埋尸，该案引发巨大的舆论关注，也在一个由四名法学教授组成的微信群里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14岁这一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合理：按照我国刑法规定，三名加害者均未满14岁，不负刑事责任。但令公众悚然惊心的是三名未成年人展现出的对于同类的残忍：这并不是一场激情犯罪，为了毁尸灭迹，三名少年提前分两次在废弃大棚里挖出了一个深达56cm的坑，受害人脸部被铁锹铲得面目全非。
河北邯郸13岁初中生被杀害的案发现场 ©视觉中国
群里分裂成了两派。两位男士——罗翔和李红勃——对犯罪嫌疑人展现出了一种更加严厉的态度。罗翔觉得对人性中恶的惩罚不该用年龄严格划线，应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当事人是否需要承担刑责，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国在法律上推定不满14周岁没有是非对错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这种法律逻辑清晰明了。但是，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如果经验事实不断地证明法律逻辑存在问题，那么这种逻辑命题就值得修正。”
群里的两位女士——陈碧和赵宏——不同意这种观点。陈碧专精于刑事诉讼法和犯罪学，她觉得罗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想法过于理想主义，难以实现。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她告诉我，中国在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借鉴了英美法系的恶意年龄补足制度，对刑事责任年龄做出了一种例外性下调，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如果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行为，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应当负刑事责任。尚不知道邯郸案是否适用这一条款，“我们觉得（邯郸）这个个案能突破就突破，突破不了的话，也不能够超越法律去严惩（他们），只为了满足大家的这种愤怒感或者正义感。”（作者注：在我们交谈之后的一周，4月8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这意味着2021年的条款在该案中被适用。）
她俩在群里说完后，罗翔噼里啪啦反驳：“你们说得都对，留守儿童也对，户籍制度也对，但是有什么用？到最后，案子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也解决不了。”陈碧和赵宏觉得罗翔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罗翔则将她俩称为“虚伪的人道主义者”，更刻薄一点，是一种“白左的伪善”。
这场争论没有达成共识，于是四个人都各自写了法律评论文章，很有针锋相对之意。当然，这没有影响他们几个人在一周后相约在景山公园踏青，初春的北京天气晴好，游人很多，罗翔戴了口罩，还是被人认了出来，他们只好选了一条僻静无人的小路，一边爬山一边吵架。
左起依次为罗翔、赵宏、陈碧、李红勃 ©赵宏
在抵达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子树之前，关于邯郸案，这场争论终于获得了一点微弱的、也是无奈的共识：在复杂而无限的社会现实面前，法律能解决的，或者能保护的，终究是有限的。
但这种有限依然值得被捍卫，今年2月，他们四个人一起在凤凰网“风声”开了一档新的评论栏目，名叫“法治理想国”，向公众普及法律常识。这是他们在澎湃新闻“法治的细节”栏目后开的第二档栏目。媒体人张丰曾在“风声”担任编辑，早年曾向这几位老师约过稿子，在张丰的印象中，过去十几年，愿意在公共领域发声的大学老师越来越少了，“文科教育陷入一种‘自生产’模式，不关注社会，不关注真实的生活，埋头搞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这几位老师仍然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上努力发声，“他们耐心地告诉公众，如果真的按照法律，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张丰说。
赵宏的文章在草案公布后的第二天上午发表在媒体上，事后去看，这是关于《修订草案》最早也最快的一篇专业法律评论。她十分熟悉这部法律，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关注修订进展。草案公布的当天下午，她推掉了所有安排，在书房拉上窗帘，开了小台灯，花3个小时一挥而就4000字的评论。
在中国整个法律体系中，《治安管理处罚法》素有“小刑法”之称，它处理的是普通人的“微罪”，也就是那些尚未构成刑法处罚的违法行为。在中国，每年平均有862万件治安案件，约是同期刑事案件的7倍以上。相比起其他领域的法律处罚，治安领域的处罚更加强势，它赋予了警察行政拘留的权力，即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在大部分国家，这种限制通常都需要司法机关的审核，目前只有中国与奥地利可以由公安机关直接作出。曾有学者做过研究，行政拘留在中国适用的范围很广，862万件治安案件中，超过50%都对当事人进行了行政拘留。
赵宏看完全文的最大感受是，《修订草案》在原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处罚范围和处罚力度，应受处罚的行为从原本的的54条增加到了62条，而行政拘留几乎适用于所有应被处罚的行为。它们共同增加了法网的经纬，将其编织得更小更密。
这意味着，“很多人可能一不小心就违法了。”比如新增的第56条规定私拆包裹也可被行政拘留，草案公布那天，因为快递员送错了，赵宏就不小心拆了邻居的包裹。
“你拆个快递、和邻居吵架、装修发出噪音，这都有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一旦留下被拘留的记录，就不能考研、考公、评优，甚至影响三代，会改变很多人的人生轨迹。”赵宏说。她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呼吁治安管理处罚记录消除制度，邮箱里经常收到很多与此相关的邮件，有一位基层工作者告诉她，自己曾在十年前受治安处罚罚款500块，但直到2021年单位的评优中，仍然被一票否决。赵宏记得，那人在邮件中痛苦地问道：“赵老师，有一次错误，就要这样记录一辈子吗？”
新增的处罚行为自然还包括后来引发巨大舆论波澜的第34条第2、3款，即在公共场所穿着或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和标志，可被行政拘留。这让很多人想起，2022年底，苏州一名女生因身穿和服在路边拍照遭到警察大声训斥，“你穿汉服可以，但穿和服不可以，你是个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吗？”随后警察以寻衅滋事的理由将女生带走。
赵宏当时就此事写过评论，在她看来，在当时还尚存的解释空间，如今已被新的34条堵上了。此外穿衣往往代表着人的某种表达自由，这同时意味着，“惩罚的范围从我们的外在行为扩张到了内心秩序。”
赵宏记得，《修订草案》公布后，行政法学界后来开过一次研讨会，一位老师在会上说，他查阅了所有的法律条文，“到现在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什么叫做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感情。”“没有写明就会给一般公众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也给执法者提供一个巨大的处罚空间。”赵宏说。
文章推送后，赵宏把它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然后就放下手机，陪儿子上钢琴课去了。彼时还没有太多同行关注这次修订，她曾把《修订草案》新旧文对比发到一个行政法老师的群里，反应寥寥。但2小时后再回来，赵宏发现朋友圈几乎都在转发这篇，微信的聊天页面有好几屏红点，很多学生跑来关心她：“赵老师你还好吗？千万别被喷子骂啊。”
陈碧的评论则是在火车上写的。赵宏的文章引发关注后，凤凰网“风声”前主编靳丽萍想再约一篇评论，当时是中午，陈碧正在火车上，但她告诉靳丽萍：“我争取4:30下车之前给你。”陈碧和赵宏商量了一个更加“客气温柔”的角度，只分析立法语言的模糊性会导致执法者在现实当中很难操作，可能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的后果。在高铁上，她键字如飞，在下午2:16写完了一篇3000字的评论，用手机热点发给了靳丽萍。
在文章结尾处写道，陈碧写道：“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感情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内化在我们的公共生活和感情里，它没有那么弱不禁风，更用不着紧张和焦虑。”
几天后，罗翔又从刑法的角度写了一篇更加温和克制的《微罪治理的入与出》，他写道：“刑法起源于兵法，但兵法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惩罚措施不是越重越好，当然也不能越轻越好，必须平衡惩罚不法和保障人权这两个价值，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无论如何，法律人必须戒除对重刑主义的成瘾性依赖。”
在《修订草案》公布后的那一周，多位知名法学学者都对《修订草案》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赵宏告诉我，网上有许多人骂她和陈碧、罗翔是精日分子，把他们的名字挂出来，“说我们写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支持穿和服。”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回响，在9月30日征求意见截止前，有99375人在中国人大网上留下了125962条意见，是近三年参与人数之最，远远超过其他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法律。该事件被中国人民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列入“2023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
澎湃“法治的细节”主编单雪菱和四人合作多年，在“法治理想国”启动之前，他们的文章大部分都发表于“法治的细节”栏目。她向我总结四人写作风格的区别，那和他们的个性息息相关。
罗翔身上有着最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文章也是如此，“他的套路是从案件至法条再至法理，最后上升到政治哲学，结尾一定是‘惟愿公平如大江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也因此，他在群里被大家戏称为“法治之光”。
赵宏是那种眼神和声音都很柔和的人，但有着锋利的笔锋，常让朋友为她捏一把汗。因为研究德国公法的关系，她的文章拥有更加严谨的逻辑性，注重对法律条文体系、逻辑和字句的分析。同事常推荐不擅长写学术论文的学生去读赵宏的评论，“那几乎不能叫随笔，而是小型学术论文。”
陈碧最自由，不太在意外物，几年前在评副教授的过程中，她彻底厌倦了学术圈的游戏，此后再也没有写过学术论文。她的评论文章很少阐释复杂的法理，也几乎不炫耀专业术语，非常擅长写深入浅出的故事，常有神来之笔，是群里的“金句王”。李红勃是四人中最温和的一位，文章也写得平实克制。
她和我讲起此前与儿子的一次交谈，在儿子的理解当中，法律的作用就是抓坏蛋，而她告诉他：“法律最重要的是要保护那些弱小的人不被强大的人所欺凌。”
李红勃习惯在随身包里放一本薄薄的、红色封皮的宪法，在他看来，规定了基本权利的宪法是普通人的倚仗：“我们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关心所谓大的东西，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有一个大思维、大的方向，但我们把个体的尊严放到逻辑的起点，法律人你得守住个体的尊严。”
2018年，耽美作者“天一”因制作、贩卖黄文被判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这一判罚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被评价为“写小黄文比强奸判得还重。”罗翔和陈碧在群里讨论这个案子，很希望为“天一”减免一些刑事责任。这时，赵宏想起自己早年曾译介的巴赫尔案。
澎湃新闻“法治的细节”专栏
巴赫尔是奥地利的一名妓女，二战后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本色情小说，该书一度被德国列为禁书。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在最后的判决中称：“艺术与色情并不互相排斥，因为对于艺术的界定，并不依赖于国家对艺术作品风格、内容和水准的控制。”换言之，是否属于艺术并不能以大众的情感、认知和伦理标准去判断。艺术既与色情互不排斥，也可能与道德互相违背。即使是色情作品也依旧可能属于艺术自由的保障领域。
几人在群里讨论后，觉得这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角度。这篇评论发表在澎湃新闻“法治的细节”栏目。那时赵宏刚开始普法写作没多久，单雪菱给她转来读者的评论，有人读了落泪，身边突然也一些人偷偷告诉赵宏自己是腐女，很感谢她写了这篇文章，“她们觉得自己得到了一种尊重和认同，他们没有想到一个法学老师会来说这个东西是宪法保护的权利和自由”。
对个体权利的维护也包括了那些犯错的人，也因此，他们的观点有时会挑战普通人朴素的正义观。2022年，杭州公安在网上实名公布了一批地铁猥亵者的名单，在某媒体发起的微博投票“杭州公布色狼完整姓名合适吗”中，参与投票的近71.1万网友中，有97%的认为公开色狼姓名是合适的，只有3%的网友认为可能不妥。
赵宏觉得，在已经对猥亵者做出拘留决定后，再对其处罚进行公开，让其“社死”，是一种过度惩戒。她写道：
对个人尊严的保护，并不能因为行为人曾有违法或犯罪行为而有所区别……如果我们今天允许可对某些人的人格尊严予以剥夺，可通过将其“公开处刑”而予以羞辱，那么明天可能引发的就是更大更无可抑制的滑坡。
一个月后，赵宏的一个师弟告诉她，他和当地的一位领导吃饭，对方说关注了这篇文章，担心引发舆情，把实名公布的名单撤掉了，以后类似的也都不再进行公开。
有朋友曾调侃赵宏，他们总是为“黄赌毒”代言。也因此，他们也熟悉了随之而来的网络骂声。去年罗翔和李红勃各自写了文章，呼吁取消犯罪附随制度（一人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影响其子女、亲属参军、考公、进入重要岗位的规定），文章发出后，在网上招来铺天盖地的骂声。很多人认为这是在“声援”犯罪分子，遇到这种情况，李红勃也只好安慰自己，“别人的言论自由也是我要捍卫的权利。”
陈碧有一次郁闷地跟女儿说，网上有喷子骂我们，女儿说，你们自己不就是喷子吗？她迅速把这个称呼发到了四人群里，大家咂摸了一下，竟然觉得很贴切。“我们写的大多数评论意见属于‘喷’法治现状，是典型的坏消息，不受欢迎的结论，属于人家不爱听什么就说什么。”
如果要追溯写作（以及这段友谊）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十几年前的读书会。那时候赵宏、陈碧、罗翔和李红勃都还是刚入职大学没多久的青年教师，年轻，贫穷。他们都喜欢看书，不记得是谁最先提议的，大家决定一起办个读书会，互相督促，看一些比较艰深的书。他们四个人每周约在车公庄附近的一个茶馆里，一百块钱一壶茶，送瓜子，谁兜里有钱谁买单。
那时候的罗翔已经展现出后来那种强烈的理想主义，骄傲，有才华，时常有一种对社会现状的炽烈愤怒，然后喝酒。“他就觉得要改变中国，改变法治，会有这样的理想。”赵宏说，彼时身边很少有人能理解这样的热血和愤怒，“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愤世嫉俗。”
赵宏没有那样的宏愿，只有很朴素的人生规划：把学术做好，多发点论文，早日评上副教授，“除此之外呢？”我问，她想了想，“赶紧找个男朋友。”
陈碧看上去最无欲无求。赵宏记得自己第一次在读书会上认识陈碧的场景，对方穿着精致的白色小靴子，抽烟，有一种酷酷的、玩世不恭的神情。她爱吃爱玩爱漂亮，业余时间在天涯上连载小说，这在很多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务正业了，但她并不在意。
李红勃是四人中最内敛的那个，话不多，是聚会时默默照顾大家的人。比起拥有才华与个性的好友，他形容自己时，用到的词汇是平庸。他喜欢法律，但在很早的时候就认清了一个现实：自己也许做不了顶尖的学术研究，于是他希望自己至少成为一名好老师。
无论是否拥有才华和野心，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很快都在沉闷的学术体系中遭遇挫败，论文发表艰难，职称评级落选……罗翔在一篇文章回忆过，四个人曾在读书会上探讨，如果一辈子都是讲师，他们能否从容尽职地做好一名老师。他们相互鼓劲儿，努力成为称职的老师。
讲师收入微薄，为了增加收入，赵宏、罗翔、李红勃还曾做过几年法考的老师。那时候还没有网课，每年集中在暑假七八月份讲课。李红勃记得，他们几个年轻力壮，便宜好用，那两个月，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坐飞机飞往不同的城市，经常凌晨三四点的飞机落地，睡不了几个小时，早上八点就要进教室讲课，一讲就是七八个小时，“每天都是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他说。有许多同行瞧不上他们这种奔忙逐利的行为，但得益于这段经历，他们几个人后来都成了大学里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都拿过学校里教学优秀的奖，“就是那时候市场训练的，因为你讲不好就被市场淘汰了。”李红勃说。
与此同时，罗翔希望更多地参与社会现实，2017年，他开始写普法文章，他先后写了刺杀辱母者于欢案、昆山于海明反杀案等。他一直试图劝说其他人一起来写普法文章，遇到刑法之外的法律问题时，他会在群里问其他人。其他人巴拉巴拉讲一堆，罗翔说：“这应该你来写啊。”
在所有的法律问题中，最常遇见的是行政法方面的问题，但研究行政法的赵宏却是三人中最难攻克的。她记得有一次，罗翔给她打电话，说当事人要过来，案子涉及到行政法，赵宏当时忙着接孩子，说自己顾不上啊，罗翔马上说那你接完孩子来家附近咖啡馆，我和当事人在这儿等你。赵宏告诉我，很难不被这种极具煽动性的善良与同理心所感染，但当时的她对于面向大众的写作充满了犹豫，“一是我觉得写了可能也没有用，再来精力有限，你当时会希望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最后都能变成学术的KPI。”
知识究竟何用？在很长的时间里，赵宏觉得，那是一个人的智力游戏，自己的任务是攀登一座陡峭的高塔。
在一趟从法大昌平校区回城里的班车上，罗翔再度游说她写普法专栏。赵宏反驳他，说自己很认同毛姆的价值观，在真、善、美的排序上，美是第一位的，“修习法律著书立说，说到底就是追求智识完美。”罗翔沉默了一阵之后说，美和真和善不是对立的，既然你认为美是第一位的，为什么不身体力行地把自己的一生过成一种美？
她被这句话打动了，“我理解他说的美，不是智识上的优越、道德上的无暇，而是人之为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是自知作用有限还要积极投入的使命和勇气。”到现在，赵宏都还记得罗翔当时真挚的表情，人无法不被那种情感打动。
在后来不断的写作中，四个人都保持着持续的成长。他们经常交流法律意见。陈碧告诉我，她有时不太在意逻辑，赵宏会给她加几句承上启下的话，让结构更加清晰。但陈碧经常能写出有力量的金句，当赵宏觉得结尾不够有力量的时候，会让陈碧续一下结尾，有一篇关于健康码的文章，陈碧给加了豪气干云的一句：“人不是行走的健康码，喘气的核酸报告。”罗翔有一次给赵宏打电话，说你这篇文章应该再加一段什么什么，赵宏说你等一下，我拿笔记下来，“我感觉自己现在的刑法比以前好多了。”赵宏笑着说。
如果时间紧张的话，他们还会接力合作完成一篇评论。2022年，河南几家村村镇银行的储户因沟通“取款难”后被赋红码事件发生，靳丽萍着急用稿，大家决定合作来写，赵宏写健康码的机理与规制，陈碧写随意赋红码的刑事责任，赵宏从下午写到傍晚，发给陈碧接力，陈碧在晚上十二点写完了这篇稿子，第二天早上7点，罗翔又改了一遍有关刑法的部分，靳丽萍在那天早上八点收到了这篇评论。
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罗翔逐渐淡出写作小组的日常管理，赵宏开始承担这个责任。靳丽萍和单雪菱都告诉我，在高频率的写作中，赵宏逐渐展现出了一种主编的才华，一开始是她们来约稿，到后来赵宏经常主动发现热点“选题”，“她是非常少见的那种既有法律专业的能力，同时又有非常强的新闻的直觉和视角的人。”靳丽萍说。
如果是赵宏不熟悉的领域，她会去找更专业的人来写，周围的老师和学生凡是有写作才华的，都被她动员过一轮，靳丽萍有时候会收到赵宏特别开心的信息：“我给你约了个大师写！”
单雪菱告诉我，除了约稿，赵宏还做了大量改稿的工作。有些学者写来的文章“法言法语”，过于晦涩，并不适合公众传播，单雪菱想把稿子毙掉，但赵宏会自己吭哧吭哧改，“有时候几乎等于是重写。”这种改稿是无偿的，单雪菱有时候想在文章最后加一句，赵宏对本文亦有贡献，赵宏总是婉拒。赵宏告诉我，很多学者是第一次写向公众普法的文章，如果第一次就无法刊发，“这个人可能以后就不会再写了。”
她鼓舞大家写稿的方式很多样。有一次，她约罗翔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王泰人写关于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评论发表后，阅读量达400万，她马上告诉了王泰人，对方也很兴奋，说赵老师我还想写另一个问题。
2021年之前，陈碧的写作频率不算太高，几乎可以说是随缘写，但那年她失恋了，赵宏知道后，马上甩来一条李云迪被封杀的新闻，问她要不要写一个，她木然道：“可以”。陈碧在群里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关心某一个人，我开始关心人类，关心中国的法治状况。”赵宏在群里热烈捧哏：“陈老师重返江湖，希望大家能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陈碧猛然变得高产，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写作热情，她记得，那一周里，四个人各写了一篇。陈碧激情澎湃，在多家媒体上发完一圈稿子之后，感觉很开心，“写完以后就突然发现，个人的情爱算什么（笑）。”
李红勃有时候会羡慕朋友身上这种勇气，他觉得自己很胆小，有时候不敢写。但是，他说，“你有这样的朋友，你就觉得自己不能去妥协一些东西，不要过于顺从，一些底线不能突破，否则在朋友面前你会觉得很丢脸，包括，”他顿了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勇敢一点。”
他参与了许多具体的立法工作。他发现，温和的自己好像慢慢变成了一个“反对派”。他记得有一次开会，立法部门请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位专家来研讨，一片赞美之声，他最后实在没忍住，把觉得问题很大的地方“从头到尾批驳了一顿”。在我们见面前不久，他刚刚给有关部门写了关于恢复大学校园开放的建议书。
这个小共同体谨守着一种在当下越来越少见的、骑士般的道德责任：发出声音，保护常识。当然，不可避免的，会有如影随形的痛苦和自我怀疑。赵宏记得，2022年下半年，大家的低落抵达了某种极限，他们经常发表文章的栏目经历了许多波折，罗翔也在被多轮网暴后近乎封笔，他的公众号上更多地出现读书分享和晦涩的学术论文。熟悉的人都能感觉到他的某种纠结和痛苦，“网暴、名声给他带来很多影响，他有时候也会怕，但同时他也厌恶这种怕，觉得自己怎么可以这么胆怯。”单雪菱告诉我。
她记得，在大家都陷入某种低落的时候，陈碧是最不容易绝望的那个人。她总拉着赵宏去逛街，店铺不让堂食，俩人就站在星巴克的门口端着咖啡唠八卦，她跟赵宏讲：“只要没关家里，我们就要出来逛街，打包一个星巴克也行。”
比起信徒一般的罗翔和展现出强烈使命感的赵宏，对于公众写作，陈碧也是看上去更无所谓的那个。她平静地告诉我，“如果你把那些责任意义讲得太多，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你会更加觉得自己的渺小，会更加失望，你会输得更快。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用更轻盈的方式去对抗巨大的不确定，我就是这样的态度，我就是这样的玩世，我做也可以，我不做也可以，你伤害不了我，我就可以继续在缝隙里面做下去。”
赵宏和罗翔 ©赵宏
赵宏有一天跟陈碧聊起，太难受了，不想写了。陈碧后来发了一首美国诗人布考斯基的诗到群里，
什么事情都不能拯救你
除了写作。
它使四壁免于崩塌
阻止人群围拢
它摧毁黑暗。
写作是终极的精神病学家
所有神中最和善的神。
写作轻手轻脚地走近死亡
它知道没有退却
写作嘲笑自身，嘲笑痛苦。
那是最后的期望，
最后的
解释性说法
“什么事情都不能拯救你，除了写作”这句话，成了“法律圆桌”的slogan。赵宏告诉我，如果不是大家抱团取暖，可能谁也坚持不到现在。
和赵宏第二次见面还是在同一家咖啡馆, 她接了孩子放学后，匆匆忙忙赶来。前一天，她刚刚写完了一篇评论，一名驾驶无牌电动车的男子被交警持警棍大力击倒，男子摔倒受伤，事后交警被停职。他们几个人讨论，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如此对待一名警察，还能仅仅停职了事么？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案子，赵宏告诉我，放在三四年前，她不会选择写这种案子，“普通人都知道它违法，就跟刻在额头上一样明显，我觉得就没啥可写。”彼时她更愿意挑选一些更复杂、更具更争议性的案件，“其实还是带有很大的那种炫技的色彩，就觉得文章要写得漂亮，要超越一般人的分析水平。”
但在经历了过去几年后，她的想法彻底改变了。那些曾以为不必再言说、已经树立的常识与观念，在现实里如此地脆弱，“过去几年为什么我是比较难受的，我们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研究，你以为你的研究要跟国际接轨了，你做得那么复杂，但其实现实里连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都没有解决。”
她现在经常写那种司空见惯却又频繁发生的案件，不厌其烦地重复常识。而这也是他们几个人共同的变化。以前写文章他们喜欢引用一些名言金句，摆弄华丽的词藻，现在这些变得越来越少了。他们好像不约而同地卸下了某种骄傲，写作风格都变得朴实无华， “到最后还是要问问初衷，写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炫耀你多懂法律，你有多会分析，而是真的要把这个意见和常识传达给公众。”
罗翔也在沉寂了一段之后，重新开始写作。“没有人真正会封笔的，我们有时候说真不想写了，被人骂，被同行误解，但是过了一阵，你还是觉得有义务去写。”赵宏说。
赵宏渐渐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与职业生涯初期的规划截然不同的道路。她曾有去某部委挂职司局级干部的机会，但考虑了之后，还是婉拒了。“如果你接受了这个职务，第一个肯定要谨言慎行，这些公共写作你肯定不能写了，对不对？”
那些文章就像投向现实的小石子，有时候可以听到一声回响。
2021年末，郑州中院公众号发布了一条意见称，如果当事人在起诉国家机关时存在恶意起诉或无理缠诉的行为，将被列入黄名单，列入黄名单后，按照行为轻重程度，予以不同程度的处罚。
赵宏认为这是对法条的过度扩张，严重违反了行政诉讼法。那天是平安夜，她本来要带儿子出去玩，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待在家里写了两个多小时，靳丽萍在当晚九点半收到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于第二天中午推送，靳丽萍告诉我，发出后许多法学界的人都在转发。当天下午四点半，郑州中院公众号推送了一篇声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该《意见》部分内容不够成熟，现予以撤回修改。感谢广大网友对我院工作的批评、关心和支持。
李红勃和罗翔在去年初写文呼吁取消犯罪子女连坐问题，遭遇了网暴。但去年12月底，人大法工委发布年度备案审查报告，其中一个案例是取消针对涉案人员亲属的权利限制。李红勃告诉我，某种程度上，这个审查报告是“长期沉闷中露出的一线希望”，这次的审查报告代表着来自官方的承认和背书，“宪法上规定的个人权利是应该被保障的。”
但是，赵宏告诉我，有回响的事件是少数，“大部分时候，（文章）没有用”，被知识分子抨击的世界什么也不会发生。但那也没有关系，她已经不会再像罗翔最开始游说她写作时那样，用有用或无用、成或败这类词汇来衡量这件事情的价值。“我们这个学科的本源和初心，就是要守住国家权力的底线。在一些事件还没有定论，或者还没有彻底决定之前，我们发出这个声音、做一些努力，或许没有用，但是至少自己不会特别后悔，你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今年5月，赵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
参观村上春树图书馆时给作家的留言 ©赵宏
现在给学生上课时，赵宏也会更加强调责任，“我会跟他们说，未来你不管当律师也好，当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你要意识到你是跟具体的人打交道，你的决定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命运。”
她曾和罗翔讨论过一个问题，一个完全不懂法的人和一个懂法但没有良心的人，谁来判案会更好？两个人都认为后者更让人恐惧，“一个不懂法的人，可能还会凭借他的良知和常识来判。但如果是一个懂法的人，他并不觉得常识和良知是更重要的，那他在法律上可以找到很多的说辞，让你这个案子判得天衣无缝，让具体的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写作之外，赵宏也在参与更多的现实。作为律师，她在去年参与了三个行政诉讼的案件，由于行政诉讼“民告官”的特殊性，无一例外的，她全都输掉了。她有点沮丧，但今年还是想再试试。
陈碧告诉我，赵“主编”依然两手抓两手硬，会给大家布置写作任务。“李红勃你最近写的很少，你在忙什么？”李红勃表示自己最近都在上课，赵宏说那算了你别写了。然后她又说，那陈碧多写点，你又不谈恋爱了，你很闲。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陈碧确实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产，她还写了一篇关于强奸罪的文章，赵宏觉得很好，认为扩展扩展可以变成一篇学术论文，发个B刊，陈碧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
赵宏经常精神抖擞地@单雪菱，主编起来干活了！单学菱告诉我，“仿佛有赵宏在的地方，所有人都要奋起写作，奋起生活。”
四人仍然时常相聚，我采访陈碧时，罗翔给她打电话，说要去她家附近签书，要不要碰头，陈碧表示比较忙，拒绝了他。结束采访之后，陈碧要和赵宏一起坐地铁去参加另一个活动，用陈碧的话讲，是俩人一起去蹭吃蹭喝，赵宏叮嘱她，穿好看点儿。
的确是坚固的、让人羡慕的友谊。在今年，赵宏的工作有了一点变化，她即将转入北大法学院，对此她有点犹豫不决，她告诉我，“我不太舍得他们仨，离开政法还是隔得远了点儿。”
人多独活，因而脆弱，容易被生活俘获绞杀，走向沉寂，但赵宏时常感到庆幸，他们四人认识了二十多年，她有时候看照片，会发现大家的面容的的确确都老了，但四个人的相处好像还和年轻时读书会一样，每个人都经历了人生中不能回避的痛苦与挫败，但彼此鼓励着，玩笑着，谁都没有变成委顿认输的中年人。
2023年12月19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法学家江平因病去世。听说这个消息时，赵宏和陈碧都落了泪，他是他们这一代法律人心中的英雄，是理想主义的具象，他一生坎坷，但始终为保护个体的权利而不懈努力，先后参与制定《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信托法》《物权法》等，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他曾短暂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大学门口有一块石头，刻着他手书的“法治天下”，立于一棵青松之下，他们四人上下课的时候会经常经过。
四个人商量着共同写一篇纪念文章，每个一千字，“如果一个人写一篇文章，我们觉得自己确实都不配。”陈碧说。
这其中，赵宏待在法大的时间最久，她记得老校长永远中气十足，精神抖擞，每次有他的讲座，同学们都会倾巢出动，更年轻的时候，赵宏难以理解，一个在经历了命运惨烈的沉浮又亲眼见过“文革”时期公检法被砸得稀烂之后，怎么还能继续对法治理想怀抱真挚的信仰和追求？但现在的她已经可以理解几分，她在那篇文章中写道：“一个人或许无法选择生活的时代，却可以选择在任何时代下坚守本心和捍卫使命，我想这是江老师留给我们每个法律人的精神遗产。”
陈碧写的时候想到了亚瑟王，结局处，他的150名骑士们分崩离析，有人问他：“主公，圆桌已散，我该向何处去？”
此时还在学校里的罗翔往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法治天下”的石碑立于皑皑白雪中，四个红字在雪的印衬下显得更加清晰。端详了一会儿照片后，陈碧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处写下：“圆桌不散，骑士永存。”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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