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增长乏力，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就使是产能过剩、消费需求不足，去年消费增长进一步下降。2024年前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27万亿元，同比增长3.5%，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0.2%。
北京、上海这两个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罕见地出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下降，上海前11月同比下降3.1%。网上到处都是消费降级的报道。对比一下，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2024年的GDP计划增速是5%，所以消费增长已经拖了GDP的后腿。
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是过去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框架，过去经济主要靠投资、出口拉动，从2023年开始，投资、出口都出现的增速见顶的迹象，当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终端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高达82.5%，第一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024年消费的增速下降，但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在60%以上，仍然是拉动经济的第一动力。
所以，提振消费、增加需求，这是解决中国经济乏力的主要办法，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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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消费增速下降？主要是居民的收入下降、没钱消费，所以要提振消费，就必须提高民众的收入。
但现在的是企业利润下降、居民工资收入下降、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三个下降”。2024年前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7%，居民个税收入下降2.7%，政府财政收入下降0.6%，税收收入下降3.9%。
经济不景气，企业、居民、政府这三大市场主体的收入都下降，消费怎么可能增长？所以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就这没办法了，只能得过且过。
从理论上说，政府还是有办法的，那就是多发货币，让企业贷款投资、居民去贷款消费，这样能增加消费。但这个办法中国已经用过去了，现在是企业、居民、政府的债务都很重，企业、居民都不敢或者没有能力在再贷款，所以现在问题是银行的钱贷不出去，政府想超发货币都很困难，中国的广义货币M2超过300万亿之后，增速大幅下降。
现在唯一敢借款、或者说被迫借款的就剩下中央政府和一些国企了，多数地方政府债务太重，连还利息都困难，已经无法借款了。
官方虽然一直在说经济疲弱的主要原因是需求和消费不足，但在政策上并没有采取实际办法增加消费和需求，仍然像过去一样，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把主要资源用于增加基建投资和支持企业生产和出口。
在提振消费方面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消费，通过降息、降首付刺激购房消费，通过消费补贴、以旧换新等措施刺激居民对汽车、家电、电脑手机等的消费。这些刺激消费的措施实际上是促进居民提前消费、透支消费，并没有实质性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所以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一些思维开阔、有见识的体制内或民间学者早已提出，要提振经济，必须给居民发钱或发消费券，增加全社会的消费才行，有的甚至提出了发5万亿特别国债来增加居民消费的建议。
这些建议与过去政府支出以投资为主的政策取向完全相反，与人们的传统经济观念不符，太大胆，所以并没有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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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进行经济观念和政策观念的根本转变，不从投资拉动经济转向消费拉动经济，中国经济就无法走出长期增长下行的泥潭，很可能陷入日本过去30年停滞增长的状态。
这里最重要的是要转变经济观念，改变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认识到消费者是经济活动的核心，消费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
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民众没有经济活动自由，导致生产能力不足，物品短期，产品不愁销路，所以这时是生产、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在2010年以前，经济也主要是靠投资生产推动的，2015年我国固定资产最高时超过GDP的80%。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获得了经济自由，在追求财富和好生活动力的激励下，生产的积极性、创造力被激发，社会生产力出现了大爆发，这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景象，经济快速发展，但人们的消费不足，生产出的商品过多卖不出去，于是就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只有生产与消费达到平衡，生产出来的商品都能销售出去时，经济才能增长。
市场经济不是生产决定消费，而是消费决定生产，“以销定产”，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社会消费能力的强弱。当消费与生产平衡时，经济就稳定，就；当消费弱于生产，出现供过于求，产能过剩时，经济就会下降；只有当消费强于生产，供不应求之时，经济才能增长。
所以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提高民众的消费水平，使消费始终大于生产。
而一个国家要保持经济增长，通常有三条路径：
一是内需型消费增长。使民众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与经济同步增长，并且始终处于快于生产增长的水平，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二是外需型消费增长。由于本国或本地的民众消费能力增长是缓慢的，要想经济真正更快，就必须将生产的商品销往外地、外国，由于增加了一个新的消费人群，这样能使经济快速发展。这就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过去欧美国家为何要不断与各国通商，开辟全球市场，原因正在于此。
三是借债透支型消费增长。当内外市场的真实的消费需求都满足之后，人类通过货币政策和透支消费，有开发出来一个新的消费需求，就是通过信用借债，将未来的消费提前现在来消费，这又开辟出了一个新的消费增长途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将借债透支消费发挥到了极致，所以现在发达国家和中国等金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都很高。
而传统经济学理论对这一规律缺乏认识，或者像自由主义经济学派那样让市场自己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调节，或者像凯恩斯主义那样强调政府通过投资基建项目来推动经济发展，第三种就是通过货币宽松政策、借债消费来解救危机。
实际上现在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都在实现货币宽松的借债支持经济的政策，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东亚国家、中国的政府干预主要是通过对基建和其他项目的投资来促进经济。当基建和其他投资不足、还有合理增长空间时，政府的投资确实能推动经济发展，而当产能过剩、基建投资饱和之时，政府再去举债投资，就是对资源的浪费，除了能增加短期的GDP数字，反而会继续加重产能过剩，降低未来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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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是投资生产过剩、消费严重不足，提振经济的方法显而易见是应该增加消费。由于现在的内需消费、出口外需消费都很难增加，那么就只能通过举债消费来解决产能和供应过剩问题提振经济。但居民个人的借债消费已经接近极限，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政府借债发钱给居民消费。
既然政府可以通过借债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那么现在借债发钱给居民增加消费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对于发钱给居民消费，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不少人担心这样会让民众形成不工作、依赖政府福利生活的懒汉思想，形成高福利社会，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
这种担心是基于劳动创造价值、勤劳致富的传统观念产生的认识误区，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认识。实际上，生产力和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最大进步，就是让人的工作时间大幅缩短，让工作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一种实现自我能力和价值的自由的创造性活动。所以民众依靠良好的社会福利躺平生活，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社会也有误解，认为高福利使人们不愿工作影响了欧洲国家经济的发展。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相反，恰恰是由于高福利和均富政策，使得西方社会的普通民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高，经济主要由内需拉动，才推动了欧美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而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主要靠出口外需消费和投资推动，由贫富差距大，普通民众的收入和消费不高，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较低，导致内需长期增长乏力，而出口和投资见顶，经济就增长乏力。所以现在必须补上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低这个短板，持续提高占社会多数的普通民众的福利和收入水平，才能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有人会说现在经济不好，政府收入下降，没钱，怎么提高居民的福利和收入？实际上，正是由于现在经济疲弱，投资、出口都无法增长，才迫使我们转变政策，通过提高居民的福利和收入来拉动经济增长。
这样实际上是一举两得，一方面拉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了民众的消费和生活水平，真正实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目前我国对民众的社会保障、福利等民生投资比例很低，２０２１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仅为13.7%，，西方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到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北欧福利国家达到45％以上。
政府每年都有10多万亿的基建类项目投资，将这些投资的一半转为民生支出，就能将大幅提高民众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从而大大增加民众的消费。中央政府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可以通过发特别债来增加民众的福利和消费水平。
当然，提高民众福利、收入和消费水平应该循序渐进、持续进行，形成民众生活和消费水平提高带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而不是一次性地发10万亿给民众一次性消费。
提高民众消费政策主要是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建立包括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个人都有医保、养老保险和基本生活福利；二是像美国在疫情期间做的那样，向多数普通民众连续多年发消费券、购物卡或现金，直接增加消费。重点给社会保障和收入低、确实有生活需要的中下层普通民众发消费券。
中国必须在经济认识和政策取向上根本转变，大力提高民众的社会保障和消费水平，靠内需消费拉动经济，才可能使经济走出目前的困局，避免陷入长期增长低迷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