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50年前清朝最精通洋务的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的观点。他的另一个惊人的判断，是认为洋务运动是洋务运动是“舍本逐末”，全面改革的日本将会强大，中国将会败于日本。历史证明了郭嵩焘的先见之明。
郭嵩焘是晚清时代仅有的“众醉而斯人独醒”的先知先觉者，是真正的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国内的历史书中却很少提到他。
国内历史教科书称魏源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他收集资料编写了介绍海外其他国家情况的书《海国图志》，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后来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政府改革派掀起的长达34年的洋务运动，将魏源的这一主张落到了实处，企图造坚船利炮以抗衡西方，实现富国强兵。
而郭嵩焘在开展洋务运动如火如荼时，就明确否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认为洋务运动是“舍本逐末”，不可能使中国强大，欧洲国家发展强大的根源不是先进的技术，不是“坚船利炮”，而是先进的民主政治教育制度，中国只有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教制度，才可能发展强大起来。
他更是进一步指出，中国通过学习引进在技术上赶上世界50年就可以，但要消除秦汉制度的历史积弊，大约需要300年。
这些150年前提出的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今天看起来还让人振聋发聩！
01：科举考试不顺，创立湘军建功立业
郭松涛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在湖南云麓书院时的同学和好友，和曾国藩一起创立湘军。曾国藩1838年就顺利考中了进士，但郭松涛科举考试不顺，直到10年后的1847年在和李鸿章一起考中了进士，其经历更曲折，对底层社会和外面世界的了解更多，所以有更超期敏锐的见识。
郭嵩焘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847年与李鸿章同年考中进士。
郭嵩焘年少时曾就读于湘阴仰高书院，道光十五年（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刘蓉等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摒弃浮词是湘学传统，郭嵩焘深受其影响。
郭嵩焘在1838年、1840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而曾国藩在1838年考中进士。
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这次为幕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埋下了他以后思想偏离传统的变化契机。因为当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咸丰二年（1852年）底，太平军进犯长沙，并攻克武昌，咸丰帝饬令丁忧在藉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数辞不允，郭嵩焘几度登门，曾国藩终为所动，创办湘军，罗致郭嵩焘于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1853年5月，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经实战观察，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多赖水军，遂向江忠源上“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其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船百余艘”。此举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编修。
此后三年，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处筹饷，曾途经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了解到西方的情况。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02：为官清廉遭排挤，严查腐败被降两级
1856年，他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值南书房。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
1859年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但僧格林沁根本不把郭嵩焘放在眼里，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加上咸丰帝明确他与僧格林沁是“平行”，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同年十月中旬，郭嵩焘又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作为会办随行。而为人清廉和真正查办腐败，就让郭松涛在普通贪腐的朝官场里跌了跟斗，被同僚诬告降职。
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这让那些地方官非常尴尬不满。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4倍之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厘。这次税务整顿仍然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
十二月底，僧格林沁以郭嵩焘未与会办李湘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 咸丰十年（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回到北京后，郭嵩焘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
郭嵩焘正直清廉的个性和作风，与清朝普遍腐败的官场作风格格不入，这是他常常与其他官员合作公事，经常受到排挤。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次年，署理广东巡抚，镇压广东境内的太平军残部。1866年，因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而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
03：洋务运动是“末技”，西方政教才是“强国之本”
光绪元年（1875年）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
当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将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
他强调要认识到 “洋夷” 的挑战不是一下就能解决的，是一个很长时间内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要有长远的打算，而不能只想蒙混一时，举棋不定，战和反复，这样只能使洋务越办越糟。当局者最重要的就是认清 “情”“势”“理”。“情” 就是洋情，只有主动了解洋人，知道他们所为何来，才能更好地处理洋务。
反对武力对抗，强调以和为贵。他向正在津沽地区抗击侵略军的僧格林沁反复陈述，不宜以武力抗击英法侵略军的意见，认为捻匪（农民起义军）是心腹之患，办理捻匪才有实际功效。而洋人以通商为义，应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应与他们动武。在中法战争期间，郭嵩焘与李鸿章等人遥相呼应，竭力反对援越抗法，声称 “宜急与理处，不宜与交兵”。
在当时中外冲突不断的情况下，郭嵩焘的观点提醒清政府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外交问题，避免盲目冲动地采取军事行动，要通过外交手段和国际规则来处理与外国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见解。清朝多数官员明知自己不敌，不知变通，却碍于虚荣面子非要和西方国家交战硬扛，结果是不断失败，被迫签署不平等的屈辱条约。
他明确指出，只承认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不如西方，而不承认中国在政治制度（即“体”）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割裂了体与用的统一关系。他强调，要使中国富强，不能光学西方的坚船利炮（即“末技”），关键还是要从政治上进行改革（即“本”），否则只能是舍本逐末。在“其本未遑”的情况下，不妨“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
这种见解突破了清朝改革派关于以夷制夷、‘中体西用’的主流思想。
当时的洋务运动主要集中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工业制造等方面，郭嵩焘的《条陈海防事宜》则强调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等深层次内容，这为洋务运动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拓展了洋务派的视野，使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学习，对后来洋务运动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郭嵩焘在《条陈海防事宜》中主张学习西方政教等本源之计，这一观点极大地冲击了当时中国传统的 “天朝上国” 观念和 “夷夏之辨” 思想。
当时清朝的主流观念认为中国文化和制度是世界上最优越的（1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而郭嵩焘却破天荒地认为西方国家的文化制度比中国先进，应该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
这对传统保守的主流思想造成了很大冲击，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认为郭嵩焘的观点是离经叛道，是背离正统的卖国思想。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也得到了一些开明人士的支持和认同。
李鸿章在私下表示：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号）为最。
尽管郭嵩焘的思想在当时没有被完全接受，但他的倡导和呼吁逐渐营造了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社会风气，为后来社会变革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敢于表达对国家发展和改革的新观点、新想法。
04：出使英国被骂“汉奸”，要强盛必先改进政体
恰在此时，云南发生了边防民众杀死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等4个英国人的“马嘉理案”，英国籍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于是，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
1776年8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
消息传开，清政府的保守顽固派官员纷纷指摘、讥讽，认为堂堂“天朝大国”，派官员出使“蛮夷之邦”的英国媾和简直是奇耻大辱，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认为谁去外国就是“卖国者”。有文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认为郭嵩焘出使英国是去伺候蛮夷鬼国。可见当时清朝官员的思想认识的腐朽落后。
只有李鸿章等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的少数官员支持郭松涛的行为。
11月4日，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奏折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郭嵩焘又遭到毁谤，“汉奸”、“贰臣”之类的指责咒骂，汹汹而至。后来慈禧太后曾数次召见郭嵩焘，多加勉励。
光绪二年（1876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1877年，在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建议下，清廷在英属新加坡设立了第一个领事馆。其后，清廷又陆续在南洋、欧美的一些国家或地区派驻了总领事十二人、领事十四人、副领事二人，基本上建立起中国近代化的使、领制度，确立了清代驻外使、领馆的基本规模和外交体制，改变了多年来外国公使及其他人员常驻中国，而中国却无代表常驻国外，有来无往的落后的不正常现象。
也就是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与英国打交道30多年之后，才被迫学习建立了与国外正常交流的外交制度，可见对中国这个夜郎自大、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思想认识上要和国际接轨有多难。
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后该书寄到总理衙门，但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
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
在《使西纪程》中，郭嵩焘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见解；
1.打破华夷之辨，否定传统观念：抛弃将西方人视为蛮夷的偏见，指出 “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其余皆为夷狄之国，吾所不敢知也”，挑战了四夷围绕华夏的天下观念。
2.强调国际平等：基于世界地理知识，认识到中国只是北半球一隅之地，并非世界中心，主张积极与国际标准对齐，如建议参考西方国家旗帜形状，对中国旗帜进行改制。
3.推崇西方政治，赞赏西方政教：认为西洋国家的兴盛在于朝廷政教严明，人民与国家同仇敌忾。如英国的议会能维持国事议论，市长能顺应人民请求，类似中国古代的 “三代之治”。对比英国近代史和中国历史后，指出英国君主依靠议会主持国政，所以享国长久，而清朝要强盛必须先改进政体，否则本末倒置。
4.重视西方教育。在香港等地四处探查文化教育结构，看到西方无论是殖民地还是本土都文教兴盛，有各种教化不同层次人群的机构，课程安排合理，考核制度严格，相比之下中国乡村私塾则纪律松懈，难以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5.倡导实事求是：发现 “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西方有亚里士多德、培根开求知风气之先，人们普遍 “好推求事理”，而清朝则 “群相奖视，不悟是非”。
6.主张理性外交，认清武力差距：亲眼目睹英国殖民军队的舰队和炮台后，理性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在武力层面的差距，反对盲目与外敌开战。主张慎重了解西洋列国的国情局势，认为只有从根本上强大中国，改变清朝的政治和教育体系，了解西洋列国强盛的原因，才能与之较量。
7.探究富强原因：关注英法等国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从英国赋税制度、邮政制度等方面，探究 “泰西富甲天下” 的原因，认为在于 “利民”“便民”“富民” 与 “富国”“强国” 的关系处理得当。指出“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主张中国仿效英法，“求富于民”，认为 “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器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
这些超越时代的思想见解在150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思，在很多方面我们仍然没有做到，仍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05：遭诋毁“勾通洋人”称病回籍，忧国事警示日本乃“中国大患”
郭嵩焘这种超越时代的激进思想和超前见识，很难被思想传统保守的清朝主流官场所容。
1877年7月，郭嵩焘与曾经的幕僚、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
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密劾郭嵩焘罪责“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将一些鸡毛蒜皮、都合乎国际礼仪的小时提升为了“大逆不道”的罪状。如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这些指责在今天看来非常可笑，但在清朝的思想顽固保守的官员看来却难以容忍。他的国内顽固派亦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英国人赞誉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反而成为保守官员攻击他的把柄。连其好朋友王闿运说他中了“洋毒”。
迫于清朝官员保守势力的压力，郭嵩焘于1879年黯然回国，称病回籍。他乘船抵达长沙时，由于湘阴发生守旧排外的社会风潮，民众思想普遍排外，形势颇为紧张，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尽管当时郭嵩焘仍然有钦差使臣的官衔，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
郭嵩焘虽然被迫蛰居乡野，但仍然忧国忧民，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开办学校教育读书人转变思想观念。他办的学校也超越那个时代，不教八股文，让严复弄来英国学校的教学大纲，而教算术、天文学等科学，力图学习西方开办现代教育。
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非常深刻，屡屡直言 “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 等，中国的官员和读书人这些精英阶层没有见识，国家就不可能发展。
当时清朝官员都认为小小的日本不足为虑，但在回国途中郭嵩焘得知日本把琉球改为郡县时，就断言日本将是中国的大患，未来一定会占领朝鲜，中国在与日本的冲突中将会失败，因为日本全面学习西方，脱亚入欧，中国固步自封，难以与日本抗衡。如此敏锐深刻的洞见，独此一人！
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曾说，中国不到百年，便可以用西洋之法走向富强。在晚年与友人的通信中，郭嵩焘说，如果只看武器、机器，我们努力三五十年就能赶上世界，但百年树人，再百年树人心风俗，中国社会要想全方位改变，改掉秦汉以来专制制度的历史积弊，没有三百年的努力根本不可能，三百年也是未必能够赶上世界。
后来有人提出中国需要300年殖民地的极端说法，或许来源于此
如此深刻的认识，150年后的今天的我们来看他的这些话，也不禁惊诧唏嘘。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制造业上可以说赶上了世界，但我们现在改变了秦汉的专制文化制度的积弊了吗？
作为先知先觉者的郭嵩焘是孤独而悲怆的，他在65岁的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尽管不见容于社会，但对自己的思想认识的正确性有相当的自信，去世前不久，他在一首小诗中这样描述自己：“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郭嵩焘虽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追封，但有如此深刻异端思想的人在保守落后的清王朝也能安然存在，并没有受到政府的追查打压，如今想来也让人感到诧异。
而几十年来我们的外交官员有人产生过像郭嵩焘那样深刻激进的思想吗？有那样的“异端邪说”还能不被革职追究吗？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又有多少人的见识超过了郭嵩焘？
郭嵩焘去世130多年了，他的关于洋务运动失败、日本成功的惊人判断都被证实了，他关于中国可以在50年内在军事和工业技术上追上世界的判断也实现了，而他关于要300年才能完全革除秦汉专制积弊的判断仍然在被验证中。
因为我们仍然处在革除秦汉传统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的艰难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