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杜鹃空啼血，何事博人怜
在我知道的名人中，有两个人的名字起得最为诗意，一个是戴笠戴雨农，抛开人物本身不说，一看到这两个字，便似乎就会看见，在江南丝丝的细雨中，一位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农夫，行进在周遭朦胧一片的田埂上。
此诗意源于民间《古越谣歌》中的《车笠交》，其诗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意为不分贵贱贫富的友谊。
而另一个便是沈醉，自古“沈”和“沉”相通，李易安有《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今借诗句以名，妙不可言。
要说还有的话，便是沈醉的母亲了，她姓罗名裙，罗裙，真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好名字，“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仿佛叫着这个名字，都有唇齿留香之感。
好名字只有文化人才能起得出来，戴笠的名字是他后来自己起的，他原来是叫戴春风；而沈醉的名字则是他母亲起的，要知道，她母亲是“南社”成员，成员包括柳亚子这般大名鼎鼎之人，难怪能给儿子起这样的好名字。
名字虽然起得好，可戴笠和沈醉却都是军统大特务，特别是号称“军统教父”的戴笠，他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尽管现在对他抗日的功绩有所认可，但依然免不掉他蒋介石凶狠打手的实质。
而沈醉也是北京“功德林”中知名的战犯，他与陈恭澍，赵理君和王天木并称为军统的“四大金刚”，又与周养浩及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以这样的名头就能知道，他也是个我党敌对阵营中的头面人物。
要说沈醉成为战犯，着实有些冤枉，他参与了云南卢汉的和平起义，下令所有在云南的特务停止一切破坏活动，并且还帮助逮捕了周养浩和徐远举这些大特务，比那被架着投降的“东北剿总副司令”的郑洞国要主动得多，可惜还是没能逃过牢狱之灾，这哪儿说理去。
沈醉，字叔逸，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父亲早逝，所以，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母亲罗裙，母亲从小就教沈醉学习古典文学，熟读唐诗宋词，培养儿子成为一个文质彬彬、知书识礼的谦谦君子，更要做一个有益于国家的有用之人。
18岁时，沈醉进入长沙文艺中学学习，受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他也跟着爱国学生一起闹学潮，因为太积极而被学校开除，这也是他人生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于是，沈醉前往上海投奔了姐夫余乐醒。
余乐醒可不是一般人，他早期赴法勤工俭学，后加入共产党，被选送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情报和秘密保卫工作，回国任黄埔军校教官，后在叶挺独立团任职，大革命失败后脱党。
在戴笠的力邀下，他加入了军统的前身，“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成为后来的军统元老，并指挥了在河内刺杀汪精卫的任务，由于刺杀失败而被撤职，后来一直在军统“打酱油”，当然也成为沈醉的下属，见面是要敬礼的。
沈醉在余乐醒的介绍下进入了军统，很快就得到戴笠的赏识，19岁便被提拔为少校行动组长兼法租界情报组长，而姐夫余乐醒是他的上司，时任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区长。
军统大特务中除戴笠以外，其他的如唐纵、郑介民这些人，都是长于理论，短于行动，戴笠手下缺少的，就是“行动派”的人物，沈醉身强体壮，自幼还曾舞枪弄棒，吃核桃从来不用工具，只双指一捏便核壳尽碎。
他从30多岁起，就一直杵着一根拐杖，其实那根本不是用来走路，而是防身用的，他曾经挥舞着这拐杖，打倒过七八个壮汉，可见武功了得，他到了70多岁时，还能单手做俯卧撑，不得不让人佩服。
沈醉就是戴笠心中的干将之人，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有着很多出色的表现，他曾被枪击伤腰部，子弹没有洞穿身体，夹在了两根肋骨之间，他竟直接就将子弹抠了出来，这样的神勇之人，让大小特务都为之赞叹。
在一次抓捕人犯的过程中，他抱着对方从二楼跳下，扭打时，一只眼球都被抠了出来，他为了人犯不逃走，将自己同对方铐在一起好多天，身体都瘦了一大圈。
沈醉的任务主要是暗杀和抓捕，据说他还曾监视过鲁迅，但因为他曾读过许多鲁迅的著作，认定鲁迅是一个有民族正义感的人，于是，他逐级向上汇报，最终取消了对鲁迅的监控，如果不是沈醉，鲁迅成为又一个杨杏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当然，这件事的出处应该来自于沈醉的自述，后来有人出来反驳，说是子虚之事，具体是如何一个情景，外人是不得而知的，所以，我只能说是据说。
同样的还有很多，比如要暗杀刘晓庆母亲刘慧华等相关的事，也是云遮雾罩，让人有些匪夷所思，就如同听“大嘴特务”谷正文的天方夜谭一般。
后来的沈醉成为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是地位仅次于戴笠、唐纵、毛人凤和郑介民的大总管，他在军统中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是军统所有中层干部中，名列前茅之人，也是戴笠最为倚重的心腹爱将。
戴笠岱山撞机时，在不知具体情况下，蒋介石害怕戴笠的座机坠毁在解放区，遂决定选派一位干将带着医务人员前往营救，在座的大特务们面面相觑，无一人敢应承，只有沈醉站了出来，愿意冒着风险前往，此举让蒋介石大为感动，认定沈醉是个能勇于担当之人。
戴笠死后不久，在要求取消特务统治的民主之声的浪潮中，蒋介石决定改组军统，将军统和中统合并为保密局，在争夺局长宝座之时，沈醉助毛人凤最终获胜。
然而，新晋为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并未投桃报李，反而将沈醉发配到云南当站长，又加了如国防部少将专员及云南专员公署主任等一堆的虚衔，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将游击司令，准备组织各地的游兵散勇与我军周旋。
当最后的“云南王”卢汉准备举行和平起义时，沈醉审时度势，立即举旗响应，不仅在起义的通电上签名，还积极配合，抓捕了许多在云南的大特务。
他电告包括担任潜伏任务在内的特务，以及所有的云南保密局成员，停止破坏和抵抗，将特务器材上缴并到指定地点报到，如果按正常程序来看，他是妥妥的起义有功人员。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还是被当作战犯扣押了起来，先是被关押在重庆的白公馆，后来转去了北京“功德林”，开启了他十年的牢狱生涯。
有一种说法是，由于卢汉私自放走了民国要员、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张群，以及重建的13兵团司令李弥和26军军长余程万，手上能拿得出手的高官只剩下大名鼎鼎的沈醉，于是，在一通的操作下，沈站长就在劫难逃了。
当周总理得知卢汉放走了张群后，大呼可惜，埋怨说：“卢汉未与我们商量，就放了张群，如果不放，我们可以当做筹码与张学良交换。”
至于李弥等人，则带着部队准备反攻昆明，后来逃去了缅甸，开创了“金三角”，被蒋介石视为“反攻的前沿阵地”。
倒霉的沈醉自进入“功德林”后，刻苦学习，认真改造，勇于揭发，立即成为学员中的先进，与死不悔改的黄维和同是大特务的文强、康泽等人成为鲜明的对比。
一次，当接受审查的周养浩在自己的笔录上签字时，无意中看见了一份材料，在揭发自己的同时，还有“应该枪毙”的处理意见，签名正是沈醉。
这让周养浩怒不可遏，回到狱室后，举起板凳就砸向沈醉，幸好被宋希濂挡住，不然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等人，也包括宋希濂在内，都是从云南昆明转来的， 大家都在一个屋檐下同处一室，为何还会在背后痛下杀手，这是能用一个积极向上就能解释得通吗？反正我不是太明白。
沈醉极为聪明能干，他头脑灵活，是一位能从后排跑上主席台掺茶倒水之人，他在“功德林”中的进步表现也大有收获，在1960年便被列入第二批特赦名单，是前两批中唯一的军统大特务。
出狱后的沈醉被安排在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写了大量的文字，包括《我所认识的戴笠》、《军统局内幕》、《魔窟生涯》、《我这三十年》、《战犯改造所见闻》、《人鬼之间》及《沈醉日记》等10多部有关军统和个人经历的书。
沈醉和女儿沈美娟
特别是《我所认识的戴笠》一书，出版后大受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从此，戴笠以一个妖魔化的形象，植根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虽然沈醉是戴笠手下主要的“行动特务”，作为一名资深的老军统，他在军统这个大染缸中却是一股清流。
他没有沾染上任何恶习，他烟酒不沾，不贪财，不好色，是个妥妥的另类，加上他儒雅的学者风度，从外表来看，就是个平易近人的正人君子。
然而，我却是不太喜欢沈醉，因为在他的著作中，有很多的不实之词，很多的事根本就经不起推敲，至少也是孤证，完全不合逻辑，只是作为局外人，我拿不出反驳的证据而已，所以，相比于沈醉，我更喜欢如黄维及文强。
不过，我还是很尊重沈醉的，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出狱后还曾悄悄地去过戴笠的墓，在那个年代，如果让人发现去祭奠戴笠，那肯定会有灭顶之灾的，然而，沈醉去了，仅为这一点，我就会为先生点个大大的赞。
沈醉对戴笠是很有感情的，可以说戴笠是他的大贵人，没有戴笠，以他的资历不可能成为军统局本部八大处长之一；而他后来投靠的毛人凤却忘恩负义，将他发配到云南；偏偏他又遇到了不承认他是起义将领的卢汉，这才酿成了他后半生牢狱的悲剧。
文革来袭，倒霉的沈醉再次入狱，又坐了几年牢后方获自由；庆幸的是，1980年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他的确是在卢汉的起义通电上签字，并亲笔颁布命令要求所有特务停止抵抗，肯定是起义人员无疑，所以，他的身份也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
对沈醉的冤屈，卢汉肯定要负主要责任，作为起义的领头人，沈醉签没答案你能不知道吗，所以，我对这位被毛主席夸赞为“黄花晚节香”之人，满是不齿之感。
1991年，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与沈醉先生亲切交谈
平反后的沈醉担任了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还前往香港探亲访友，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人有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这是一句流传很广的西方谚语，这话如果落实在沈醉身上，想必是最为贴切的，只是，我们现在还真不知道沈醉在当特务时，做过哪些凶残之事，只看见他杀的第一个人是自己的同伙，至于其他，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云遮雾罩地分辨不清。
作为一名专事跟踪、抓捕和暗杀的大特务，手上肯定是沾满了我党和民众的鲜血，但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是全然看不到的，他笔下的坏人，只有戴笠、毛人凤、郑介民和唐纵这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