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陶令不归来，寂寞东篱下
我是很喜欢周作人的，他写的散文是真好，如《乌篷船》《水乡怀旧》《爱竹》等等，太多太多，不可胜数，每每读来，唇留余香，回味无穷。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寥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
这便是《乌篷船》中的几句，信笔所至，舒徐自如，娓娓而谈，质朴自然，表面上是游山玩水，然而细细体味，其中却透露出作者闲适的人生观，文中也弥漫着淡淡的乡愁。
正如郁达夫所言：“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有份量。”
他的文字淡雅，节奏缓慢，读之就如同三五老友一起，一碟茴香豆旁，并着几块豆腐干，几盏清茶，围坐在角楼上侃侃而谈，伴着门前波澜不惊的那条潺潺小溪，一切都是那般地美好、平和。
不幸的是，他的名声一直不好，背着汉奸之名，不但娶了个日本老婆，还在伪政府任职，最关键的是，同大哥搞不到一起，老死不相往来，如果哥俩关系好，结局定会大不一样，因为，鲁迅的名字，是神一样的存在，有他站台，对周作人的批判，肯定要温柔许多。
思维很是单纯，从未摆脱生活中无能的怪圈，他如同一个始终沉醉于自己文艺幻梦中的孩子，陶醉于自己建构的象牙塔中，永远做着那玫瑰色的幻梦，风花雪月，自得其乐，所以，在很多事情上，由自己懦弱的性格，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最惨烈的，当然就是没有及时离开北平。
我无意为周作人洗白，毕竟，担任伪职是事实，被国民政府判刑也无可辩驳，只是有一点，他担任的职务是“教育总署督办”，其他一些都是些虚衔，因为，我实在是没听过，他做了哪些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坏事。
“督办”大致就是对教育界进行一些监督的职责，可有可无，可松可紧，向来是没有什么实权的闲散官职，对此，周作人并不陌生，当年他从日本留学归来，所担任的第一职务便是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只不过一个是省级，一个是国部级，稍有差别而已，均可视为“帮闲”一般。
1912年周家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周母鲁瑞、羽太信子
可见，日本人也只是想借他的名气，来作一番宣扬，以示“亲善”之举，一个摇笔杆子的一介方士，只要不帮侵略者鼓吹呐喊，能起多大的作用，也是可以想像得出来的。
作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周作人一直是不承认自己汉奸罪名的，他在法庭上辩解，说自己是奉上方之命，留在北平来保全学校财产的，而这个说法有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证词为佐。
而新任校长胡适也出面，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可惜成效似乎不大，最终他被判刑十年，但只在狱中关了三年便被放了出来，看来，罪行毕竟不算恶劣。
1946年7月，周作人被控以汉奸罪名，图为穿著唐装，身材削瘦，外形斯文的周作人被带上法庭
倒是做有过一些帮助进步人士的事，比如，他保护了李大钊先生的文稿，帮助其子女去延安，并且，有资料称，他所担任的伪职，是北平地下党所安排，而他的秘书高炎，便是一位地下共产党员。
是否可以这样想，如果他当时离开北平，或者政府如对待衍圣公一样，强行将他一起弄去昆明，是不是他也定能混得很好，至少，在“鲁郭茅，巴老曹”后面得一席之地，也未可知。
周作人是个典型的江南文人，也许，因为自幼在家中有大哥和母亲作主，他养成了万事不关心的性情，他似乎也从未对钱财有过什么要求，花钱随便，没感觉，并且，他又是出了名的怕老婆，在他身上是找不出什么绯闻艳事的。
周作人在书屋之中留影
他性情温文尔雅，一付与人为善的神情，文章开一代风气，文字中，无不显现着柔美和静谧，然而，他在五四运动中，也是站在新文化阵线前列的风云人物。
这样的人，是不会里通外国来残害本国民众的，如果说他是汉奸，那可以说，所有在敌占区当了顺民之人，皆有汉奸之嫌。
周作人今生最为人诟病的，除了这“汉奸”外，就是同鲁迅失和了，究竟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为什么事，人云亦云地没个定论，现在主流说法是怪罪他那日本太太，也不知是也不是。
周作人是我们四川所说的“耙耳朵”，这个是公论，但是否同鲁迅失和也源自于这女人倒也难说，因为他们夫妻间的事，外人如何能知道，人们无非是站在传统理念上，将一个懦弱的周作人，想像为如傀儡一样，任由夫人摆布，可信度有几何，是大为可疑的。
从小就在兄长的呵护下成长的周作人，柔弱其实只是表面现象，他坚持的事是很难改的，而且十分固执。
比如，当全国人民都将鲁迅夫人许广平尊为“许先生”时，他一直不认可其为鲁迅夫人的身份，言语上只以鲁迅的“小妾”称之，类似这样的事例，说明他的思维逻辑，要说这也是那个日本老婆教唆，怕也是说不通的。
前排左起,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他兄弟二人的性情是大不一样的，鲁迅似乎一直在忙，不是在写文章，就是行进在上课的路上，据统计，最多时，他同时兼着六个学校的课程，甚至还因此耽误了北大教授的评定。
而周作人好像就要潇洒太多，他总是悠哉悠哉，过着自己闲适的生活，一生无大的追求，在北大老老实实地教书，没权力欲，无表现欲，平平淡淡，是个典型的太平文人，只是可惜，不幸生于乱世，在后世饱受责难。
隐约中，我总觉得，周作人后来的际遇，同傅斯年有极大的关系，当日本战败投降后，作为北平肃奸运动接管大员的傅斯年，态度是极为强硬的，对所有在伪政权任职的人只一句话，“绝不原谅”，而对曾经行师礼的周作人痛下杀手，也过于狠了些。
周作人的院子
及至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傅大炮”作为首批赴台并授与台大校长重任的大员，周作人自然也不会去自讨苦吃，当然，安于现状，，留在北平也符合他懒于动弹的性情。
作为一位“文化汉奸，没杀人放火”，新中国建立后，他在经济上还不算太惨，然而，在“史无前例”开始后，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还被查封了家。
终于在1967年，他突发疾病离世，时年82岁，在那个特殊时期，家属匆匆将他注销户口后，连骨灰都没敢拿回来，好悲哀。
周作人与孙子合影
民国大师中，散文写得好的有许多，但是，于我来说，最喜欢的有两位，说来真有些不好意思，一是胡兰成，一是周作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国风”。
只是胡兰成的文笔更洒脱，带着原野的清风，读来赏心悦目；而周作人的风格有着殿堂级别的清隽幽雅，冲和有味，相比于胡兰成，显得要典雅得多，对人们评价他的文风，他自己最欣赏的，是“平实”两个字。
郁达夫是很推崇周作人散文的，说读他的文章，就“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而他平淡典雅也形成了一个流派，一个被冠以“很有权威的流派”，其中包括俞平伯等鼎鼎大名之人，后来的汪曾祺等人是否受其影响，就见仁见智了。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周作人笔下的功力不输乃兄，从上面这篇《雨天的书》中的句子中，是能够体味道的，这也是他的生活态度，所以，我总是在想，如果他也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去世，以他当时的文学地位，至少也是第一阵营中的重要人物，而且，他在翻译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可以傲视几乎所有号称职业翻译大家的。
鲁迅的文风犀利，被誉为“匕首和投枪”，这是由其刚烈的性格所决定；而作为五四运动中坚阵营中的一员，周作人在他的文字中，对当时很多的社会现象，也是进行了无情地挞笞，如妇女问题，国民陋习，甚至是对时局的控诉，日本的侵略，都进行了控诉和揭露。
只是他的文风比较平和，就深刻性和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度来说，自是不能和乃兄相比，他只是从个人的角度，或者是从生活的点滴中，来阐述个人的看法，所以，显得有些云淡风轻，想要以此为唤醒民众，那是不能指望的。
其实，才情高绝的周作人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代表着传统文人的一种选择，即邦无道则隐，选择的是独善其身的生活态度，但是，社会的现实却不允许他选择自己的路，强行地将他裹挟着前行。
就如同宋末元初时的赵孟頫一般，你说他是汉奸也行，气节有亏也罢，都有道理，周作人只是在这一序列中，又添了一个稍微显赫些的名字而已。
后人站在道德高度进行谴责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你身陷其中又当如何，能如他们一般就很不错了。
时者，势也，势者，时也，现在的人，都在歌颂左宗棠而骂李鸿章，如果当时老佛爷非要让左大人去马关签约，当是一个什么情况，大家可以脑洞大开地想象，他还会有民族英雄的金衣贯身吗？
人被逼着上了一条船，你就啥也不是了，只能靠运气，或发现新大陆，或陷身孤岛，或葬身海底，都不是你能选择的，比如这周作人，因为，他天生就不是一个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