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国士忍背锅，民国严子陵

严子陵是东汉著名隐士，毛主席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有名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引用此君来开导柳老先生，我读诗而认识此君，严子陵有一位老同学、好兄弟名叫刘秀，成了东汉开国皇帝，多次请他出山，他坚辞不出，隐居而终。

而民国的黄郛同其相比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也有个好同学、好兄弟，名叫蒋介石，但不同的是，黄郛是出山了，最后是替他这位好兄弟背了一世的骂名，消失在水色山光中，几乎是无人知晓。

蒋介石一生的结义兄弟有多少，怕连他自己也是难以数清的，肯定十个手指是数不完的，什么张群、吴忠信、邵元冲、戴季陶的一堆，其中有他一生的政敌，如李宗仁，有背后捅刀子的，如冯玉祥，有将他囚禁的，如张学良等等，皆是他的拜帖兄弟。

蒋介石重回南京国民政府

但是，在他这众多兄弟中，他真正上心的，也如兄弟般看待的，是他第一次在上海打铁浜结拜的两位兄长，大哥陈其美和二哥黄郛。

陈其美大名鼎鼎，是被称为“四大家族”之一的二陈之叔父，他被刺杀后，是蒋介石冒死收尸，并扶持了陈立夫和陈果夫在国府的地位，可以说，他对这位大哥的忠贞之情，说个感天动地亦不为过。

但对黄郛来看，就有点让人感叹了，现在，黄郛的知名度并不高，即使有知道他的，也并不是一个好名声，简约说来，黄郛是一个背着卖国之名而快要被人遗忘之人，而造成他有今天这结果的推手，正是他那个曾经如日中天的兄弟，民国政府最高领袖蒋介石。

黄郛是我很钦佩的人，他是浙江绍兴府上虞人，字膺白，号昭甫，他17岁便考取了秀才，补为钱塘县学生，后以浙江省第一名的分数，被清政府公派至日本留学，从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参加过上海光复、二次革命和护国之役，而且，他曾代理国务总理并摄行大总统职。

他是蒋介石在振武学校的学长，蒋介石入学后，很快便成为黄郛的迷弟，自结识陈其美后，三人很是投缘，一起加入同盟会，黄郛负责掌管会员名册和组织工作，后奉命潜回上海，在上海光复的前夕，生死结拜，同生共死。

上海光复，时年30岁的黄郛功勋卓著，他力推大哥陈其美上位上海都督，自己则担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并兼南京临时政府兵部总监等多个职务，是陈其美手下的关键人物，而小弟蒋介石则是他担任沪军第2师师长时，所委任的第五团团长。

沪军都督府时期的黄郛，中立扶刀者为廿三师师长黄郛，其右为张群

黄郛虽说是武人出身，但他却并不喜欢打打杀杀的血腥，袁世凯倒台后，他便在家闭户著书，出版了两本在当时影响很大、具有国际视野的专著，即《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业》和《战后之世界》，一时名气大涨，风头无两。

在北洋政府时期，他的职务随着风云变幻，也是走马灯般的变更不停，甚至还代行总统职权，而其中的大手笔，便是策划和参加了“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并将紫禁城建为故宫博物院，尽管这有违反约定的嫌疑。

大家只知道“北京政变”是冯玉祥主使，却不知背后的推手是黄郛，而他本人对此也颇为自得，曾自言：“从来中国书生报国最得意的有两事，‘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这两者我都做到了。”

在此期间，他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业绩，比如，他直接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取消1915年中日签署的“二十一条”等等，虽然效果甚微，却是代表了他对外交涉的强硬态度。

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介书生，生性好静，善良平和，不屑于党人争斗，他标榜“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让人奇怪和惊讶的是，他贵为辛亥革命的元老，却并不是国民党员，他的所作所为，一直是遵循着传统儒家的价值观行事。

可以说，黄郛是蒋介石班底中最为低调神秘之人，亦是一个权力欲不重，没有心机之人，当然会很快被权力中心边缘化，他作为蒋介石义结金兰的盟弟，当然会尽自己的一切来帮助他这位小兄弟，为其分“忧”遮“丑”。

上海首任市长黄郛就职时之宣誓

他竭尽全力地帮助蒋介石，可以说也是有江湖侠义之风，李宗仁曾评价他是“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而他帮助蒋介石所做之事，尽管很多时候是违心的，却是从来也不后悔的。

国民政府成立后，黄郛历任外交部长、教育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当北伐继续进行时，受到日本粗暴干涉，他们以损害了日本在华利益为由，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济南惨案，阻止全国统一的步伐。

日本的军事实力远超北伐军，作为北伐军最高首领的蒋介石，为了完成“北伐大业”和“国家统一”，必须要同日本人交涉和妥协，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是没人愿意干的，这时，他想到了好兄长黄郛。

他于是便派黄郛去济南同日军交涉，自然是没有好结果，最后，北伐军只得绕道北上，济南惨案不仅使日本从帝国主义列强走出，成为中华民族的头号死敌。

黄郛因同处理济南惨案时的软弱而背了黑锅，受到国内一致的抨击，蒋介石无奈，只能拿他顶缸，将其撤职，于是，他便回到家乡莫干山，隐居读书。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现象很是耐人寻味，即凡是同日本进行交涉和谈判的外交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卖国贼”，都是千夫所指的“坏人”。

陆征祥、曹汝霖、张群、施肇基，日本这个两个字对他们说来，就如同噩梦一般，其中当然也包括黄郛，这是因为“弱国无外交”使然，即使号称中国最牛外交家的顾维钧，也以战犯排名22位的地位，同蒋介石一起上榜。

自从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后，中日之间关系日趋紧张，摩擦不断，民国政府一退再退，日本扶持满洲国，蚕食蒙疆，鲸吞东北，发动上海一二八事变，直到七七卢沟桥抗战全面爆发，这中间就是民国政府同日本在单打独斗，其中除了长城抗战外，还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之事。

这一时段极少被人提及，教科书大概是用一句“华北危局”便翻了过去，而在这一段时光中，处处都有着黄郛忙碌的身影，他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维持暂时和平，为国家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因为在这六年中，中日之间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

黄郛辞官后同夫人一起回乡，在埋头读书的同时，经营莫干山小学和当地的公益设施。他还和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等一帮同道，倡议组织的“新中国建设学会”，而且，也在幕后暗中为小兄弟出主意，成为蒋介石幕后的“幕僚”。

为兄弟背了锅，黄郛的心中当然也是有怨气的，只是他不说罢了，他回乡后，在浙北莫干山乐哉悠哉地当了村长，其实也就是进行扶贫，倾家荡产地帮助的农民脱贫，拿来还将唯一的住宅捐献给了抗日事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黄郛逝世后，她的夫人沈亦云秉其遗志，在此坚守了22年，一直持续到解放前方才作罢。

黄郛夫妇与女儿黄熙治在白云山馆东顶

当蒋介石迫于日本的压力，再度邀请黄郛出山相助时，黄郛说过，“欲保三十年友谊于不敏，故不共事也。”也就是说，如果还要当朋友，就不要再让我帮你了，他就是以这样的性情来逃离政坛，与东汉严子陵何异？

但是，蒋介石是将黄郛拿捏得很准的，他知道二哥的脾气，不会不帮他的，因为他此时全部的精力是要剿灭红军，实现其“安内必先攘外”的既定议定，所以，必须要先稳住日本，赢得时间。

于是，在小兄弟再三要求下，黄郛深感国家正在生存存亡关键之际，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再次出山，继续与日本人周旋。

办理“济案”时黄郛致蒋介石电文手稿

想打，可打不赢，想谈，没资本，只有让利以赢得时间，黄郛和何应钦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了日军对山海关以北和长城的占领，并且将华北北方沿线20余县设为不设防区，这也是卢沟桥事变前，四周都有日本军队的原因，而黄郛当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妥妥的“卖国贼”。

黄郛的所为，当然是蒋介石无奈的选择，但作为民国首脑的他，态度必然要强硬，这是要做给全国人民看的，他一方面坚决不承认满洲国的存在，义正词严地要求黄郛对日本人绝不姑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做到让日本退军，以平息民众对国府政策的怒潮，所以，只能老调重弹，将黄郛拿来背锅。

蒋介石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黄郛心知肚明，在明知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对他小弟在前台的装腔作势也实在忍无可忍，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直言：“弟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蒋介石与义兄黄郛

对此，他的夫人沈亦云也是看不下去了，当着蒋介石的面公然质问道：“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为什么只让膺白一人独担？”就是说，要让人背黑锅也应该轮着来，为何总揪着我家先生不放？听着这话，蒋委员长听着也很是尴尬，二嫂发怒，他也只能受着，可是，又能如何免去二哥头上的骂名呢，没办法，谁让他是俺大哥呐！

在华北危局中，背锅的当然不止黄郛一人，那后来被万众景仰的张自忠将军，当年亦是殚精竭虑地与日本人斡旋，不也被人人唾骂，称之为“张逆自忠”，逼得他不得不以死明志，血染荒岗，夫人亦绝食相随。

可惜，黄郛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于抗战全面爆发的半年前，因肝癌在上海逝世，时年56岁，六天后，西安事件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所以，黄郛的这位小弟也未能前来参加他的葬礼。

观黄郛的一生，表面上看是很难界定，似乎是个“灰色”的人生，更不能以好人或坏人的标准来衡量，他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是一个为了苍生而勇于牺牲自己的壮士。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说的就是黄郛这种人，当你拨开他身上那云雾缭绕的迷雾时，定会同我一样，对他是崇敬满满。

“天底下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你以后的路还长，这卖国条约，还是让老臣来签吧。”这是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签字仪式上，对庆亲王奕劻说的话，当他颤颤巍巍地将“李鸿章”三个字写在了纸上时，心头的感受谁能体味！

于是，我想到了黄郛，“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

这是当年黄郛说的一段话，在他死后，蒋介石在《黄膺白先生家传》上，深情地写了一个序言，其中的话表明了他的态度，也是对他这位二哥的评价，我觉得，也是黄郛在民国这段波云诡谲的时光中，应有的高度和最准确的评价，其言为：

“志足以慑强寇之气，而势不能弭铄金之口，其忍辱负重，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自来志士仁人，临汤火而不避者易，受疑谤而不辞者难，当其困心衡虑，不计毁誉......樽俎折冲，功同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