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白情：曾向潮头立，落寞江畔殒
文人从政，结局一般都不会太好，当年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成天说自己怀才不遇，没能实现济世的抱负，要是唐玄宗真给他弄个官，也不知道他是否能行，我想，大概率是不行。
民国时，文人从政的数不胜数，翁文灏、王云五等人，在学术上都是一流，可上海的一场金融风波，又是法币又是金圆券的，把自己弄得个灰头土脸；毕竟，隔行如隔山，搞经济，还得是孔祥熙和宋子文这样的行家。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诗人，现在还能知道他名字的人，肯定是少之又少，他从青年时代的光彩夺目到后半生的碌碌无为，诠释一句话，那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最终远离了时代的主潮流。
当年，孙中山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而不允，却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党”，一通的折腾，他的生活信条是，人生就是折腾，精彩的人生就是不停的折腾！可惜的是，康白情折腾到最后，也没有能折腾出精彩，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只剩下故纸堆中一个陌生的名字。
民国安岳老照片
康白情，字鸿章，1896年出生在四川安岳县的一个士绅家庭，作为偏远乡村的一员，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在私塾中很勤奋，熟读传统经典，擅长诗词歌赋，是当地十里八乡闻名的小才子。
民国的四川是袍哥的世界，当地叫做“嗨袍哥”，各地都有自己的“码头”，江湖险恶，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相互帮衬，才能共渡难关。
当山外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席卷而来时，他去了成都读书，1917年，他考入了北大哲学系，同学中有文学家朱自清，历史学家顾颉刚，还有一位是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陈公博。
康白情进入北大是很玄的，他古文功底深厚，但于数理化这些知识就完全没有接触过，他国文和英语都考了第一名，但数学却交了白卷，于是，毫无悬念地被淘汰了下去。
胡适
不过，严重偏科的康白情运气极好，胡适看中了他的才华，竟以辞职相威胁，方才将他招进北大，这在当今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有趣的是，他的难兄难弟罗家伦同他的情况一样，国文满分，那是胡适批的；历史也考得一般般，数学更是零分，而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才有了这后来清华的罗校长。
罗家伦
罗校长也继承了这光荣的传统，他在清华担任校长时，也招了一位严重偏科才子，这位便是钱钟书，可以说，如果没有罗家伦的慧眼识珠，我们肯定是看不到小说《围城》的。
在民国时期，发生这样的事并不稀奇，被誉为“最后的才女”，也是沈从文妻妹的张充和，考试的数学成绩一样是零蛋，同样是被爱才的胡适以“试读生”的变通方式，成为北大的学生。
于是，北大文学系的傅斯年找到好朋友罗家伦和康白情，一起创办了《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很大，而他们三人也成为北大学生会的领袖，还有一位同他们一起的，是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张国焘，这样一来，北京大学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左起：孟寿椿、邓中夏、周炳琳、张申府、陈愚生、康白情、袁同礼、李大钊、黄日葵、雷宝华。
诗是要写的，书就不太读了，此时的康白情转身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当《少年中国》创刊时，李大钊任编辑部主任，康白情任副主任，大力倡导青年写新体诗。
我们都攀着缆，
风吹着我们的衣裳，
站在没遮栏的船楼边上。
黑沉沉的夜色，
迷离了山光水晕，
就星火也难辨白。谁放浮灯？
仿佛是一叶轻舟。
却怎么不闻桡响？
……
这是康白情写的一首《送客黄浦》，诗共有三段，写的是他在上海送别田汉和易家钺这两位“少年中国学会”东京会员，从上海前往九江时的心境，“这中间充满了别意，但我们只是初次相见。”虽是平常用语，却以寥寥几笔勾勒出“我们”的群像。
因此，即使是对康白情很多的诗评价都不高的梁实秋，也不禁赞许其“可推绝唱。意境既超，文情并茂。”
可以说，白话诗虽然写的人有很多，相对于那些写惯了格律诗的人来说，只能是作为一种尝试，所以现在看起来水平并不是很高，而其中真正能算得上“诗”的，惟有康白情。
鞭儿在后。
那喘吁吁的耕牛，
正担着犁鸢，
眙着白眼，
带水拖泥，
在那里“一东二冬”地走着。
“呼——呼……”
牛也，你不要叹气，
快犁快犁，我把草儿给你。”
“呼——呼……”
牛也，快犁快犁。
你还要叹气，
我把鞭儿抽你。
牛呵!
人呵!
草儿在前，
鞭儿在后。
这是康白情诗集《草儿》中的第一首诗篇，灵感来自于他在家乡看着长工耕田劳作时的感受，画面虽然很简单，但很写实，很形象，意蕴深刻，从那朴实无华的文字中能体味出的作者深刻的寓意。
这是康白情最著名的一首诗，如果从表面上看，它抒发的是诗人对人生的感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但如果往深处想去，这里的“草”，其实表达的是理想，也是一种追求，而“鞭儿”，则是诗人肩负的改造社会的责任。
前排左起：康白情、汪敬熙；后排左起：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
1920年，北大用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捐赠的钱，保送了包括康白情和罗家伦在内的五名学生赴美留学，时人谓之“新五大臣出洋”，此时的康白情雄心万丈，他慷慨激昂地写道：
我乐得登在甲板底尾上。
酬我青春的泪，
对你们辞行；
我的少年中国呀！
愿我五六年后回来，
你们更成我理想的中国少年！
然而，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康白情，并没有将心思花在学业上，他将留学弄成了“游学”，交结各种美国的华人社团。
1924年，由于原来资助他的资金断裂，加上在美国混得很不顺心，灰头土脸的康白情落寞回国，他建立的这个党也无疾而终，如徐志摩的诗句一般，“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外面是呆不下去了，他只好回到了老家，投靠的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在其帐下当了个“帮闲”，后来竟又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意志日益消沉，成为一个颓废之人。
他开了个叫做“四川土产行”的小店卖榨菜，还去了一家卖银耳的公司当了几天总经理，又去中学当教员，学中医，开绸布店，期间也曾发表过一些小诗，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光芒。
1935年，经北大的同学介绍，他去中山大学任教授，不久又因“政治犯”关系而被解聘，但又凭借以前的声名，在一些部门混差事，可以说落寞到了极点。
后来的他，因国民政府对政治犯监控的松驰，再度去中山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又随学校去了昆明，兼任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导师。
折腾了足足5年后，他又回到广东教育厅，算是又回归了教育，在广东文化大学教育系主任；新中国建立后，康白情继续在大学教学，期间还调往海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
美人年八十，瑶瑟怨正多，
白头成虚誓，吾欲叩香娥!
这是1953年夏他写的一首五绝，名为《读〈湘君〉〈湘夫人〉》，这两首都出自屈原的《楚辞·九歌》，是祭湘水女神的诗歌，其中如“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样的名句，也许正与康白情的心情相契合，故有感而发。
建国后的康白情
1958年，反右运动席卷而来，康白情很自然又陷入到漩涡中心，在一阵的检讨、交待和批斗后，他毫无悬念地被划为“右派”，并被退职离校，遣返回家乡，时年63岁。
在轮船即将进入巴东港，就要进入三峡时，康白情已经是坚持不下去了，他只能下船，住进了码头边的小旅馆，看着江上往来的船只，他知道自己是回不去故乡了。
也许，此时的他想起了当年沿着这条江出川时的情景，想起了太平洋波涛送他去美国留学时的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