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风智汇 | 被审判的日本民间甲级战犯 ——“鸦片大王”里見甫实录

被审判的日本民间甲级战犯

   ——“鸦片大王”里見甫实录

     里見甫（さとみ・はじめ　1896‐1965），外号“鸦片大王”，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关键人物。他曾是记者，后在关东军中负责情报工作。1938年，他在上海成立华中宏济善堂，这是一个在日军授意下成立的鸦片贸易机构。通过这个机构，他向华中地区大量输入鸦片，并与日本控制下的汪伪政权秘密交易，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提供资金。他的行为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为的一部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里見甫于1896年出生在秋田县能代，父亲是退伍军人兼贫穷医生。他在福冈修猷馆中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先后在青岛贸易公司和天津日报《今日新闻》担任记者。

     在约15年的报道活动中，里見甫结识了众多中国政要和关东军高级工作人员。他与张作霖直接访谈，在1922年4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1923年山东临城火车劫案（被称为“民国第一案”）等重大事件中拓展人脉、提高声誉。后转到北京报纸，发表与蒋介石会面的文章，声名鹊起。在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后，他在日记中坚持每日写上“雪耻”二字）中，因熟悉国民党内部事务被日本军方请去调解。

被日军打死在济南日报社外的北伐军士兵（引自凤凰网）

1923年山东临城火车劫案中的土匪与外国人质

     里見甫的工作得到关东军认可，并期望他参与鸦片贸易。鸦片在中国也是维持蒋介石政权的 “资源”，关东军自然不会错过。当时的热河省和内蒙古是鸦片产地，而分销至天津、上海等地区成为关键问题。

     1937年第二次上海事件期间，里見甫全面参与鸦片贸易，接到特别机构请求后，开始销售从波斯大量走私的鸦片，成为多地鸦片的总经销商。

     1939年4月，日本政府和陆军省设立国策会社 “昭和通商”。由三井物産、三菱商事、大倉商事三大财阀各出资500万日元成立，拥有近3000名员工，在世界各地设支店。

     昭和通商表面从事陆军旧式武器出口和物资采购，暗地里进行谍报活动和鸦片交易。里見甫掌控的商社 “宏済善堂” 成为昭和通商鸦片流通关键环节，被称为 “里見機関”。鸦片贸易利润巨大，一部分充作关东军战费，一部分流向傀儡政权汪伪南京政府。

     据资料记载，鸦片交易数额惊人。仅在1939年，里見甫所掌控的波斯鸦片贸易中，1月 7 日有972箱、15520磅，4月26日有1000箱、16000磅，10月1日有1000箱、16000磅。通过这些贸易，里見甫在这一年间获得了当时价值4000万日元的利润。而整个鸦片贸易网络覆盖广泛，从内蒙古获取鸦片，到天津、上海等地高价销售，甚至运往新加坡获取巨额利润。据说昭和通商的鸦片贸易在战争期间的收益高达30兆日元，以现在的货币价值计算更是天文数字。充分显示出当时鸦片贸易的规模之大以及里見甫从中获取的巨额财富。

     大量的屠杀和强奸事件的悲惨阴影下，南京的鸦片问题也悄然出现。在国民党政府的禁毒政策下，南京的鸦片问题曾一度消失，但日本军队占领后，鸦片再次开始蔓延。

     早在南京沦陷后的第二年3月，德国大使馆南京分馆的外交官罗森就向本国外交部发送了报告，指出在龙潭等地已经出现了鸦片，日本以 “和平渗透” 之名，实际上将毒品生产和销售作为其中国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美国传教团的调查显示，鸦片是从日本浪人手中流出，他们在与日本特务机关有关的建筑物中设有办公室。

     美国人贝茨的报告详细描述了南京鸦片贸易的情况。南京被划分为五个区，每个区都有内地产鸦片店，每个区还设立10家吸食场所。鸦片管理局将鸦片批发给代理商，再由小零售商负责销售，根据营业额度纳税。此外，还有大量的旅馆、妓院和私人家庭参与鸦片买卖。有一家有日本和朝鲜慰安妇的店铺几天就能购得80箱鸦片。鸦片主要从大连经上海供应到南京，在官员庇护下，每日销售虽然受到一定限制，但实际销售额仍超过限制。每日的批发价格高达6.6万元，每月220万元。

     海洛因的交易也同样具有可怕的破坏性。其营业额可能与鸦片相当，甚至涉及更多的人。海洛因交易完全私营，由小零售商、露天商和行脚商人广泛分散经营，据说日本军队的情报部门与海洛因的半组织性交易密切相关，并给予保护。

     当时，伊朗的鸦片由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激烈竞争进口，日本政府也参与其中。两家商社在1937年3月26日通过驻伊朗代理公使浅田俊介达成协议，一年内三菱独占，之后再协商。但后来三菱擅自签订独占契约，三井物产向日本公使馆投诉，同时将日本陆军订购的428 箱鸦片装船运出。日本的傀儡政权南京维新政府因财政困难从里見甫处购买了5箱伊朗鸦片，此后又向三井物产订购了972箱。据研究，1938年末南京市约20%的收入来自鸦片销售。可以确定南京的鸦片蔓延是日本所为，而里見甫掌控的宏済善堂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销售利润流向了军队、满洲国维持经费、南京傀儡政权、重庆国民党政府等各个地方。里見甫在日本和中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美国因种种原因无法审判他，甚至有人认为他还促使美国释放了许多战犯。

1941年6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 “民族研究所”。这是在涩泽敬三的推动下，对 “日本民族学会・附属研究所” 进行改编而成的国策研究机构。民族学在当时容易被用于军事和殖民统治，因此成立该研究所的目的是为了进行 “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进行研究，为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提供理论支持。

1944年2月，在内蒙古的张家口设立了 “西北研究所”，今西锦司担任所长，石田英一郎担任次长。当时还是京大大学院生的梅棹忠夫也入所进行研究。西北研究所对中苏边境的少数民族鄂伦春族进行调查研究，关东军的特务机关为了准备对苏战争，将鸦片配给鄂伦春族，把他们培养成间谍。民族研究所和昭和通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许多民族学者被送到昭和通商，与里見甫来往密切，为日本的侵略活动服务。

     著名学者江上波夫也在这一时期参与了一些与民族学相关的活动，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日本军方利用，为其侵略行为提供所谓的 “学术依据”。江上波夫的研究成果被纳入到日本对亚洲地区的殖民和侵略规划中，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对被占领地区的文化侵略和控制。

     里見甫凭借鸦片财富在伪满洲国权力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军队及政治家依赖他的资金。各部门代表多为中国人，但实权在日本人手中。

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星野直樹，鸦片贸易中东渡核心人物1948年2月被审判

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作为最高权力者，初代是驹井德三（关东军特务部长），之后有大达茂雄、星野直树（日本大藏省出身，甲级战犯）、武部六藏、古海忠之（大藏省出身，在中国军事审判中被判处18年刑期）。总务厅次长岸信介（商工省出身，甲级战犯，后来成为总理大臣）以及各部大臣次长等职位由日本人把控。满洲国人事权由关东军参谋第三课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被关东军掌控。

     还有原陆军宪兵大尉甘粕正彦，被称为 “隐密帝王”，与里見甫合作，涉及满洲阴暗面。当时推动满洲政治经济的 “2キ3スケ” 五人，

     2キ　　 東条英機　星野直樹

     3スケ　 岸信介　松岡洋右　鮎川義介(日産の創始者)

     背后正是甘粕正彦。里見甫作为隐性力量，通过鸦片销售收益与他们紧密相关。有说法称岸信介回国后担任商工大臣的选举资金来自里見甫。

     岸信介和里見甫对伪满洲国的财政和军事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参与的鸦片走私规模之大，据说已经蔓延到整个亚洲。里见甫是鸦片走私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影响力不仅延伸到伪满洲国，直至整个中国。

在鸦片生产盛行的大阪平原，据说在罂粟田工作的鸦片采集者在最盛行的时候每天达到1万8千人。在和歌山・中纪地方，一到收获季节，为了帮助作业，小学停课，被称为“ケシ休み（罂粟假）”。日本在 1933 年生产了全世界 10% 的吗啡、51% 的海洛因和 22% 的可卡因。战前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国

      被称为“鸦片大王”的里見甫同时是陆军特务机关的成员。据说他还与以上海为基地的秘密社团“青帮”积极地进行鸦片交易斡旋。鸦片走私以其巨大的利益对伪满洲国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战后，岸信介和里見甫作为甲级战犯受到审判，里見甫是甲级战犯中的唯一一个民间人士。然而，两人均被释放，据说岸信介利用了其在鸦片贸易中所获金钱对美国进行了“贿赂”；而里見甫一案牵涉各界人士太多，特别是蒋介石等政要，美国政府才放过里見甫。

     里見甫的一生充满罪恶。他通过鸦片贸易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巨额资金，严重损害中国人民身心健康和国家利益，是对人类道德和良知的践踏。

     鸦片贸易网络庞大，形成黑色产业链，使鸦片在中国泛滥，无数家庭破裂，人民陷入痛苦。里見甫在伪满洲国的复杂权力网络中，与众多日本军政要员紧密勾结，对满洲及战后日本政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1933年奉天（今沈阳）市内烟馆里的中国人

 吉大日文 | 吉日出发

     供稿 | 赵世海

      责任排版 | 付煜 吴一彤

      指导教师 | 宋婷 赵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