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是叛徒，是草包，节操不如妓女，这是早就对向忠发下的结论。但实际的向忠发究竟如何呢？好像与这种说法出入颇大。这里就先从他是否是叛徒说起吧。
向忠发作为中共的第三任总书记，于1931年6月22日上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6月23日凌晨1点过后向被引渡至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24日凌晨三四点钟被处死，在警备司令部不过26个小时。
这期间，被向忠发供出被捕的人只有四个，一个是他的小老婆杨秀贞，一个是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还有就是中共中央管理文件的地方的张纪恩和张月霞夫妇，但这四人的真实身份（除了向自己的小老婆外），向都没有说，所以除了张纪恩因为出租房子给共党叛五年监禁，杨秀贞与共党领导人同居被判二年半外，其他二人无罪释放。
也有说向忠发出卖了伍豪夫妇，但伍豪夫妇并未被捕。据王明回忆，他们是在6月22日中午中共高层开会时就知道了向被捕的消息，伍豪早就转移了，向应当知道他会立刻转移的，因为作为总书记的向没有到会，肯定是出事了。
也就是向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员和过时的机密来糊弄国民党。这可能是当时中共应付被捕后的一种策略。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黄平被捕后就用过这种方法蒙混过关，顾顺章其实也用了这种方法避重就轻。
如果向忠发真要招供，他是有可招供的人的。向忠发知道已被捕但尚未暴露身份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以及向自己的秘书余昌生、发电厂工人领袖乔生发等均在狱中，他只要指认即可，但这几个人却安然无恙，此后或保释出狱或无罪释放。
另外，如果向真的叛变了，国民党是绝对不可能处死他的，至少不会在26小时内处死他。作为共产国际任命的中共领袖，向是非常有价值的。向被迅速处死，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坚不吐实，被用刑过重而死。二是有人想要他死。
从向死后被泼了那么多脏水来看，后者可能性更大。吊诡的是直到1967年，教员还在询问有关当事人此事的究竟，也就是说教员也不相信向叛变了。因为这的确不符合常理，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提出疑问的。那时，许多人都不知道向忠发被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被捕几乎没有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造成什么大的损失。
也因此，当向忠发被捕死去后整整两个月，中共中央在瑞金还召开了纪念大会，宣布8月24日至8月30日为向忠发同志纪念周，并在报上发文：要为向忠发牺牲向国民党讨还血债！
如果向忠发没有叛变，而是被用刑折磨死的，那他就是英勇就义了。如果是英勇就义，他的节操还会有问题吗？
至于说向是文盲、流氓无产者、草包，这都是不实之词。向14岁当汉阳兵工厂童工，之前有小学五年的受教育经历，绝对不是文盲。他当过工人、家庭佣人、海员，到1921年，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1922年加入中共。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加入过国民党。
随着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武汉，湖北的工人运动影响全国，武汉工人纠察队举足轻重。而拥有270多个工会组织、会员达数十万之众的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配备武器装备的工人纠察队的总指挥，正是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向忠发。在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增加工人代表进入领导机关，向忠发以全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陈独秀秘书的黄玠然回忆说：“在武汉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工人同志，都知道有个向忠发。其表现很活跃，是工人组织中的一个头头，有人送他个外号叫‘大工贼’。”这里的“大工贼”不是贬义，而是向忠发与工人群众之间的戏谑。
1928年6月，向忠发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开启了他的人生转折。党内和共产国际中一度存在的两种思想倾向，一是大革命失败之前之后，中央领导层先“右”后“左”的错误倾向，急需得到解决。二是错误倾向的主要责任者，也就是陈独秀、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难以担当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早在六大召开之前，共产国际就对已在苏联的向忠发进行考察。斯大林亲自参与考察，并且认可了这个人选，要求做好中国同志的工作。向忠发在六大的表现，乃至幽默的语言，也令共产国际和中国同志耳目一新。他在会议讨论发言时，开口先说“现在大工贼要讲话了”，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向忠发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是历史的选择。
向绝对不是草包，有两件事能说明这一点，一是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央让他当主席，但他拒绝了，而是力挺教员当了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当然，主席的地位远在总书记之下。
二是安排张国焘回国后的工作，原定张去江西，但向忠发反对，他说张和教员个性都很强，容易产生矛盾，还是不要放在一起为好，所以就安排张去了鄂豫皖。可见向是一个心思缜密，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那种唯唯诺诺，受人摆布的草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