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宽松愉快的写作环境，有了科学严谨的写作程序，有了唐德刚对民国史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写作经验，剩下来就是李宗仁是否实话实说，唐德刚是否严格把关了。
李宗仁为人忠厚老成，心胸开阔，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因为合作救党护国张桂军，和桂系有些不愉快的张发奎也盛赞李宗仁宅心仁厚，平易近人，是他所见高级军政人物中所罕见的。桂系三巨头如果不是李宗仁胸襟宽广，有容人之量，以黄绍竑曾经撤伙拆台，白崇禧的飞扬跋扈，三巨头早就重演了长毛的“天京之变”。虽然李宗仁背后也对黄白二人有些微辞，但并未口出恶言，更未关系破裂。
对于蒋介石，李宗仁至少在称呼上对其保持了应有的尊重，始终以委员长或蒋先生相称。如果李宗仁要抹黑诋毁他人，最应该被他诋毁的就是蒋介石了，但《李宗仁回忆录》中对蒋介石的描写得到了蒋介石另一位把兄弟的认可，他就是少帅张学良。张少帅读了《李宗仁回忆录》后，认为书中对蒋的描写简直是惟妙惟肖，以致少帅动了想请唐德刚替自己写回忆录的念头，可见对于蒋先生，李宗仁还是实话实说的。
李宗仁对自己是否自吹自擂？感觉似乎有一些，但并不过份。比如李宗仁对中日战争和国际局势的判断，他说他抗战之初已预见到英美必定对日宣战，轴心国最后肯定战败，似有事后诸葛亮之嫌。不过李宗仁毕竟是一级上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这可不是浪得虚名，军功卓著那是必须的，战略上也应该有所远见。且还能在蒋介石的反对下与太子孙科竞选副总统胜出，可见李宗仁的政治资望之高，不是自吹自擂就能得到的。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李宗仁的出身、地位就说明了他不会是等闲之辈。或者说他并没有过份的吹捧自己，他的所言和他的身份地位还是相符的。
李宗仁有没有文过饰非的地方呢？也还是有的，比如九一八事变后，两广与日本合作，利用日本的支持反蒋。李宗仁虽然提及桂系与日本方面合作的事宜，但着墨不多，大概觉得不是啥光彩之事，不想多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再就是关于徐蚌战役后，白崇禧通电弹劾老蒋，逼蒋下野，李白二人应该与中共达成默契，准备率32个师如傅作义一样起义，后来大概因老蒋下野，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就如黄绍竑所说的：坐上了那把烂椅子，啥不得下来了。又寄希望于美国援助，所以要求与中共划江而治。这一段李宗仁好像没有畅所欲言，而是有所遮掩。
国府搬迁广州后，李宗仁说张发奎曾经建议他扣押老蒋。李宗仁说：向华，如果你在我这个位置，你也不会干的。张发奎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不承认自己对李宗仁说过此话。但就张发奎的武夫个性，感觉他是说过的。比如一二八淞沪抗战，张发奎就对蔡廷锴说：要小事化大，大事更大。完全不顾两国冲突升级后中国面临的恶劣后果。所幸“高佬蔡”没听他的。南昌、广州两次中共暴动都发生在张发奎的第四军，可见张发奎政治上的弱智低能。
李宗仁的功勋主要在北伐，在抗战时期，而国民党丢失大陆的责任应该由老蒋、陈诚等来负，怪不到李宗仁头上，他也用不着替自己推诿。
再说到唐德刚的严格把关，也就是当李宗仁没有实话实说，或者说错了，唐德刚是应该指出来，并且加以改正的，而不是听之任之。唐德刚说：
“我写这长篇故事，归纳起来说，亦有三大原则：
（一）那必须是“李宗仁的故事”，虽然在他的口述史料之外，所有成筐成篓的著述史料，全是我一手搜集编纂的。
（二）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李先生说故事时虽亦手舞足蹈，有声有色，但本质上是心平气和的，极少谩骂和愤激之辞。他对他的老政敌蒋公的批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每提到蒋公他总用“蒋先生”或“委员长”而不直呼其名，或其他恶言恶语的称谓。提到其他人，他就直呼其名了——这大概也是多少年习惯成自然的道理。所以笔者撰稿时，亦绝对以他的语气为依归，断不乱用一字。
（三）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改写，我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只是有时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之时，我才加以改写。例如李氏专喜用“几希”二字，但是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未把这个词用对过，那我就非改不可了。全稿改后再经他核阅认可。”
“就以他在“护国军”里“炒排骨”（当“排长”）那段经验为例来说吧。我们在大学里教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当年反袁“护国军”背景的了解，总要比那时军中的一员少尉排长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了。所以我就劝他在这段自述里，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而“炒排骨”的小事，则说得愈多愈好。”
“因此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
以上唐德刚的“把关”应该是十分严谨的，既然是“三分口述，七分唐著”，这文责当然唐德刚也是要负责至少七分的，如若该书史料错漏频出，那不是就毁了唐博士的声誉，砸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的招牌。而之前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和《胡适口述自传》都是成功的作品。这一次的《李宗仁回忆录》又有什么理由会失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