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与日伪合作“收复”多伦的内幕，南京老蒋能知道，中共当然也肯定是知道的。一是中共有自己的情报系统，其能力并不弱于国民党。二是中共派出了一批干部加入到抗日同盟军，进入其中高层，主要从事政治、组织和宣传工作。冯玉祥和李守信的“合作”很难瞒过中共。因此共产国际对冯玉祥抗日的动机和决心产生了怀疑，认为冯玉祥组织同盟军收复察哈尔省，是为了割据一方，拥兵自重，是为了和蒋介石争夺权利，为将来投降日本做准备。共产国际这样判断有没有道理呢？应该还是有的，因为从冯玉祥的历史和性格来看，他绝对不是一个愿意居于人下，特别是盟弟蒋中正之下的军阀。一有机会，他肯定会扯旗造反，割据一方，和中央分庭抗礼。
察哈尔这个地方正是日本和南京政府势力的交界处和缓冲地带，日本当时也需要一股第三势力居于其间，以缓解和南京政府直接冲突。冯玉祥如果能在日本和南京政府的夹缝中玩平衡，还是有生存空间的，毕竟他曾经是这里的地头蛇。但他必须要有相当的实力，这就需要有外部的武器装备和经济支持，如果没有外部的强有力支持，他的队伍即使能拉起来，也是无法抗衡日伪和南京的打击的。冯玉祥作为老军阀，他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必须要依靠苏联。而苏联最忌惮日本，希望中国能牵制日本，防止苏日直接冲突。冯玉祥和日伪合作，当然就犯了苏联人的大忌。
当年冯玉祥南口大战被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阎锡山联手打败，是苏联给枪给钱助他东山再起，但后来他却实行分共，礼送共产党出境，虽未和苏联彻底翻脸，但也是和平分手，分道扬镳了。有这段过往，苏联当然会对冯多加小心，以防历史重演。
作为冯玉祥，他现在实力不济，只能在国府、日本和苏俄这三只鸡蛋上跳舞。比如私下和汉奸李守信交易，让李守信让出多伦，增强抗日同盟军的战绩，以获得国内舆论支持。
果然在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后，平津各大报都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吉鸿昌收复多伦的消息，盛赞同盟军。国民党高级将领李烈钧、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也先后电贺冯玉祥克复多伦，并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兴师收复东北四省。冯玉祥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积极进行收复东北的准备，7月27日在张家口成立以冯玉祥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并发出成立通电。电文称：“慨自东北覆亡，普天同愤”；又称“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同时表示“职责所在，全力赴之。”
南京政府知道冯玉祥目的就是想利用抗日这块招牌搞割据。但在国内拥护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的舆论下，也不便对冯用兵。
于是南京便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发出俭电，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冯提出解决察哈尔事件的四项原则：“
（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寝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
（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
（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
（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
同时派出十六个师十五万人大军进入察哈尔，压迫抗日同盟军。
中共方面，河北省委1933年5月组建“前委”，取代原先大力支持冯玉祥的“特委”。于5月27日、6月14日、6月20日和8月1日，分别召开民众大会，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士兵罢操，在同盟军中搞兵运，实行反冯孤立冯的政策。开除坚决支持冯玉祥同盟军活动，并且做了大量工作的张慕陶的党籍，指责他是反革命、叛徒。这让冯感到这样做，使同盟军“政治上被动，财政军事上混乱”，于是下令各部队不准参加中共前委组织的会议。
冯玉祥与中共关系的紧张、破裂，直接导致了苏联取消了对抗日同盟军的武器装备和经济援助。没有苏联的饷弹援助，十几万抗日同盟军自然就无法维持下去，再加上抗日同盟军本身就成份复杂，冯玉祥已难以继续约束指挥。
而蒋汪发出俭电的同时，还派遣蓝衣社特务潜入察哈尔，利用同盟军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被暗杀，造成同盟军思想上的混乱与动摇。而且，北平军分会令平绥路局停止张家口、宣化通车，切断察省与外面的弹药、粮食运输。面对此种困境，冯玉祥于8月3日、4日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考虑到如与南京方面开战，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更不利于整个抗日大局，遂希望原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回察，以便在二十九军的掩护下，保存一部分力量，于是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要求南京政府令宋哲元回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6日，宋哲元发表复职通电。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12日，宋哲元到张家口。14日，宋哲元派一个团护送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