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访问陕北时也采访过李德，李德吐露了自己的心声“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说明了他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由这个唯一走完长征的西方人来承担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遵义会议前红军损失的责任，这也是怪事，他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那时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周公，周公才是党委托对军事指挥有最后决定权的人。
其实李德的战术素养是不错的，毕竟受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正规的军事教育，还有过实战经验，共产国际也不会派一个完全不懂军事的草包来做中国红军的顾问，当年给国民党派的军事顾问都那么强，比如加伦将军。会给中共派草包来吗？
国军第五次围剿，老蒋是用了他的德国顾问制定的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红军那种跳到外线作战的战术已经行不通了。你想诱敌深入，但人家不深入，你怎么办？也只能碉堡对碉堡，短促突击了，林彪还为此写了文章称赞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第五次围剿红军失败，地下工作人员项与年带来了老蒋围剿红军的总体战略战术方案，按这套方案，红军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于是中央红军汇报共产国际，征得国际同意，才决定转移到湘鄂西和二六军团会合。
看过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他认为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减员主要是因为长征前扩红太厉害，新兵太多，这些人大多是强征入伍，不想离开家乡，所以在湘江之战前后大量逃亡，导致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锐减至湘江战役后的三万五，减员一半以上。其实当时除了老蒋的中央军外，其他各省军阀基本没有真打，红军如果只是过境，他们不会为难，导致两败俱伤，而是“礼送出境”，只是何健的湘军围剿最力，因为红军要去湘鄂西，占他的地盘，他当然要拼命了。
白崇禧的桂军也没真打，认为有朱毛在，就有自己在。并且还直接抗命老蒋，让老蒋感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所以李德的回忆录关于长征前期红军大量减员的说法是可信的。
遵义会议后，李德的权力被取消了，也就是不再顾他问他了，但军事决定权还是周公，只是教员加入了新三人团，参与指挥红军。三万五的队伍，到了陕北才剩六七千，按比例比长征初期损失更大。
两河口红一红四会师时，张国焘问周公中央红军还有多少人，周公回答三万多，但这个数字是很难隐瞒的，朱老总等人对张讲了实情，张国焘作为政治局委员，提出中央红军这样大的损失，必须追究指挥者的责任，他反对把责任推给李德，认为李德是个外国人，是个顾问，他负不了这个责。责任当然得周公来负，所以周公“让”出了红军总政委，由张取代，这是军事责任。张还要继续追究政治责任，结果导致中央出走，红一红四分道扬镳。
多年后，教员对侄子远新谈到过中央红军失败的责任问题，他也认为不应该由李德负责，他说李德作为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帮助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他只是个顾问，即可顾可问，也可不顾不问。他出的主意，还得周公来拍板吧，所以责任不在李德，而在周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