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农村经济
四十不惑 更立潮头
——写在《中国农村经济》创刊40周年之际
黄祖辉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教授（一级）、首席专家。自2016年1月起担任《中国农村经济》编委。
《中国农村经济》 创刊40年了。这4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40年，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不断前行的40年。《中国农村经济》将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核心内容，是国内高质量学术刊物。40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在推动中国“三农”事业发展、传播国家“三农”政策思想、研究中外“三农”理论和实践以及培育各类“三农”人才等方面，发挥了不同于政府、高校、企业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集聚了一批著名“三农”专家担任主编。例如，陈吉元，他是中国农业经济学界的前辈，著作等身，为人随和，在浙江大学“卡特”组建与发展初期，给予了我不少关心与指导。张晓山，他是中国农业产业组织尤其是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成果极其丰硕，他还与我共同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创新与优化研究”（2014－2018年），并且给予了不少指导和帮助，我深表谢意。李周、魏后凯两位主编则分别在生态经济和农村发展、区域经济等领域有深厚的研究，在学术圈也极有声誉。
《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的主任们也都实力非凡，并且责任心很强。印象中，现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也先后担任过该刊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社长，我在《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8期上发表的《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启示、前景及对策思路》一文的责编就是他，他用的还是笔名“雨农”。印象最深的是陈劲松，他当编辑部主任的时间好像最长，那时还没有实行匿名审稿制度，因此，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他与作者的电话沟通。为了确保论文的质量，他经常会约作者，然后通过电话谈论文的修改与完善，并且不是谈几分钟了事，而是常常在1小时左右，这足以表明他对刊物质量的重视程度和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劲松卸任后，女将潘劲接任，她的风格沉稳、严谨，不折不扣按照匿名审稿制度行事，不时参加杂志社与农经学科单位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并积极组织高质量稿源。现任编辑部主任陈秋红女士，长期在《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任职，是一位很资深的编辑。
《中国农村经济》创刊40年来，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值得说说。
一是刊物尺寸与篇幅的变化。这几天我翻箱倒柜地翻看了创刊以来的《中国农村经济》，发觉在创刊初期一段时间，《中国农村经济》的尺寸是正度16开（185mm×260mm），总页面仅64页，包括封面在内的纸质都较柔软。2004年后，刊物的尺寸扩大为大度16开（210mm×285mm），总页面逐步增加到目前的184页，纸质比较华丽坚挺，但每期刊登的论文篇数并没有显著增加，表明单篇论文的字数比过去明显多了，万字以上的论文已很普遍。
二是刊物用稿与编排方面的变化。匿名审稿已是当前刊物用稿的普遍制度，《中国农村经济》也不例外，这既可以避免人情稿，也可以减轻编辑部同志的审稿负荷。但不足的是，审稿效率似乎没有明显提高，原因可能是：审稿专家日常工作忙，而认真审一篇稿件又要费不少时间，因此，大多对审稿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往往会延误时间，致使论文的发表周期较长。至于刊物的编排及论文的格式要求，如在中英文摘要、图表和文献引用等方面，已是很为规范。略有遗憾的是，《中国农村经济》保持了很长年份，有助于帮助读者抓住每期论文重点与要点的“卷首语”近几年消失了，兴许是现在每篇论文都已有摘要的缘故？
三是刊物质量与声誉的变化。令人欣喜的是，40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办刊质量节节攀升，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已经位列国内农业经济类学术期刊的榜首，并在覆盖国内13个经济学学科的500多种学术期刊中，综合排名第三，已长期成为国内高校相关学科认定的一级刊物。
作为一位在高校从事“三农”研究与教学工作的老兵，我不仅见证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创刊、成长与发展，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农村经济》与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及其发展的紧密性、共生性，而且也受益于《中国农村经济》的长期熏陶、滋润和激励，不断地鞭策自己在中国的“三农”研究领域持续前行。
《中国农村经济》创刊40年来，我一直是它的忠诚读者，尽管单位办公室和家庭地点搬迁多次，但《中国农村经济》杂志始终是我选择保存的学术刊物之一。同时，我还是《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积极踊跃的投稿者。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40年来，我（包括与我学生的合作）撰写的学术论文在《中国农村经济》杂志上总计发表了36篇（含浙江四校合并前以浙江农业大学署名）论文，被引频次7092次，两项指标均居《中国农村经济》排行榜榜首。其中，以被引频次多少为序，影响力比较大的有以下5篇。
第一篇是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4期的首篇论文，是由我独立撰写的《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该文被引频次1283次，被下载频次36363次，并被人大期刊复印转载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7期全文转载。第二篇发表在2002年第3期，是由我和徐旭初、冯冠胜共同撰写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探讨》一文，该文被引频次1142次，被下载频次6417次。第三篇发表在2010年第10期，是由我和俞宁共同撰写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状、约束与发展思路：以浙江省为例的分析》。该文被引频次887次，被下载频次18298次，也被人大期刊复印转载资料《农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全文转摘。第四篇发表在2000年第8期，是由我独立撰写的《农民合作：必然性、变革态势与启示》，该文被引频次666次，被下载频次3071次。第五篇发表在2014年第11期，是由我和王建英、陈志钢共同撰写的《非农就业、土地流转与土地细碎化对稻农技术效率的影响》，该文被引频次445次，被下载频次9367次。
就以上我发表的被引和被下载频次较高的论文来看，可以看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上述被引和被下载频次较高的论文都发表在2000年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杂志上，更早期的论文被引用频次则比较低，这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报刊文献检索的网络化普及性与便捷程度不高有一定的关系。本人有几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初期发表的论文，包括分别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3期）和《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上发表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和《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这两篇论文，被引频次均不高。
二是在被引、被下载频次较高的论文中，理论性的论文偏少，大多是实践性、政策性的论文。这体现了《中国农村经济》很务实的办刊风格，始终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与政策的变化，能为广大热心农村改革发展的读者及时反映“三农”领域的研究进展与成果。
三是这些被引、被下载频次较高的论文也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热点与重点领域有关，并且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特性。比如《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一文之所以有较高的被引率和下载量，是因为该文被及时发表在党的十九大（2017年10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不久，客观上会引起社会较高的关注和引用。又如，与农民合作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密切相关的三篇高被引、高下载论文，均发表在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和新型主体培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2006年）的前后时期。这些论文之所以受到较高的关注，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实施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此同时，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农业产业组织和农民主体的培育便成为推进农产品有效供给、农民增产增收和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从研究的角度讲，如何在坚持与完善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成了热点和重点问题。
《中国农村经济》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已到了四十不惑之年，面向未来，我衷心期待《中国农村经济》更上层楼、更立潮头、更加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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