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指控多所大学串通操纵学生助学金的诉讼，揭露了精英大学区别对待特权阶层与普通申请者的内幕。
诉讼文件显示，在乔治城大学，校长并非依据学生的成绩，而是通过查阅其父母的捐赠记录来决定录取名单。在麻省理工学院，某位校董会成员向学校施压，要求学校录取其商业伙伴的两位子女。在圣母大学，一名负责特殊申请者名单的招生官员在给同事的邮件中写道：“真希望明年富豪们能生出更多聪明的孩子！”
这项诉讼始于2022年1月，原告（精英大学的一些学生们）指控美国十余所院校存在操纵学生助学金、价格垄断的行为。包括达特茅斯学院、西北大学和莱斯大学在内的十所顶尖院校此前已与原告达成总计2.8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原告在周二向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将针对剩余五所院校（麻省理工学院、圣母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乔治城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案件升级为集体诉讼。原告要求的赔偿金额是6.85亿美元。根据美国反垄断法，如果集体诉讼资格获得批准，赔偿金额将增至三倍以上，超过20亿美元。
对于那些正在焦头烂额地准备大学申请、且进入顶尖名校机会愈发渺茫的普通家庭来说，这起诉讼无疑加深了他们对精英院校根据家庭条件区别对待申请者的质疑。
诉讼称，圣母大学风险与合规委员会曾表示，大量录取捐赠者子女的做法一旦曝光，将严重损害学校声誉。2020年，该校录取的申请者中约有4%（86人）与捐赠者存在关联。在这86名学生中，高达76%需要“特殊关照”才能被录取。
曾担任圣母大学本科招生副校长的唐纳德·毕晓普（Donald Bishop）在2012年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该邮件已作为诉讼证据提交）：“今年，捐赠者对我们的招生决策产生了比以往更大的影响。学校把太多名额给了捐赠者的子女，导致30名原本凭借自身优异的学术能力可以被录取的学生失去了机会。”
1999年至2008年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招生副院长的萨拉·哈伯森（Sara Harberson）在2023年10月为此案作证。哈伯森称，宾夕法尼亚大学会为来自大家族或与校董会成员相识的学生贴上“特殊权益获得者（bona fide special interest）”的标签。“这些学生几乎肯定会被录取。即使大学招生人数超额，这些学生也会受到保护。”
乔治城大学的一位前校长则会创建一份“校长名单”，这份名单上的学生通常会被优先录取。然而，这位校长在挑选进入名单的学生时，依据的并非学生的学术能力或综合素质，而是其父母的捐赠历史和捐赠能力。诉讼称，这位校长经常在该名单的顶部写上“请录取（Please Admit）”的批示。
对此，乔治城大学、圣母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发言人均表示，学校将积极应诉，并坚称所有学生都是凭借自身实力被录取的。圣母大学的发言人表示，他们坚信“每一位被圣母大学录取的学生都完全符合要求”。
精英大学常常标榜自己是唯才是举的学术殿堂。而周二提交的诉讼内容援引了多年来校领导高层的私密通话、邮件内容以及大学内部报告，揭示了精英大学如何屈服于经济压力，牺牲了更优秀的来自普通家庭的申请者，转而录取富家子弟。
这并非精英大学首次被曝出关于招生腐败和不公的丑闻。在另一起关于大学招生种族偏好的诉讼中，人们发现哈佛大学拥有一份“Z名单”，专门用于帮助那些自身能力稍差，但家境优渥的申请者进入哈佛。
无论你是否愿意接受，精英大学仍然会积极维护与捐赠者的关系。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提升自我竞争力仍然是唯一可靠的应对方法。就像我们说过无数次的那句话：“僧多粥少”是美本申请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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